杨天石:孙中山——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06 次 更新时间:2013-07-08 21: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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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进入专栏)  

  

  原始社会实行氏族民主制,无所谓帝制。帝制,全称君主专制制度,或称皇权专制主义,源自原始社会的酋长制。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应该属于氏族民主制,而夏禹传子应该是帝制的雏形。公元前221年,出生于赵国邯郸的三十九岁的嬴政统一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帝国。他自称始皇帝,设想此后的历史就这样“二世”“三世”地传下去,万世一系,以至永远。“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此后的中国,朝代不断更迭,君主专制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始终是中国的统治制度,延续长达两千多年。

  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是:1.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都集中到一个没有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监督的个人身上。因此,社会兴衰、国家强弱、民生苦乐,也均系于一人之身。2.实行终身制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继承原则的世袭制。皇帝没有任期,童稚幼儿可以登基,老昧糊涂不须去职。其人不论德或不德、才或不才,即使是痞子、流氓或者低能、弱智,均可按照宗法血统原则承袭。3.以天命论为护符。皇帝又称天子,宣称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天命,神圣不可侵犯。反对皇帝,那就是逆天,是最大的罪恶和不道。不论是庸君、昏君,甚或暴君,人民都只能接受、拥戴而无权另择。因此,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落后、十分腐朽的制度,它和中国自给自足的地主—小农经济相结合,构成了我国的中古社会——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发展缓慢、滞后的状态。

  然而,这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在1911年被推翻了。那一年,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是辛亥年。当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从那一刻起,历史老人突然青春焕发,健步如飞。自武昌新军打出第一枪起,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不过前后80多天,三个月不到。如果从孙中山在异国他乡成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算起,也不过17年。在一个幅员辽阔、浩瀚无垠的超级大国里,推翻绵延多年、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如此迅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凡革命,大都免不了流血、牺牲、破坏。有一种说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辛亥革命前,康有为曾经以法国革命为例吓唬人们说,革命会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伏尸百万,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有流血、有牺牲,但是并不大,社会更没有大破坏。苏州反正时,为了表示象征意义,只命人挑去了巡抚衙门屋顶上的几片瓦。旋踵之间,制度大变,出现了新旧两重天的迥异局面。这不能不说也是个奇迹。

  辛亥革命之所以胜利快、代价小,原因很多,其原因之一在于满洲贵族集团的“自作孽,不可活”。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靠残酷的屠杀与严酷的镇压建立统治秩序,本来就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清朝末年,国势衰微,政权腐败,列强入侵,满洲贵族割地赔款以求苟安,其统治就更加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甲午战败,维新运动兴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贵族集团镇压了维新派,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改革、奋起的机会。紧接着,义和团运动失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入侵,慈禧太后抛弃国都,挟光绪皇帝西逃,这是中国多年未有的奇变。庚子回銮,满洲贵族集团创巨痛深,不得不捡起被他们否定过的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实行“新政”。客观地说,这次改革在某些方面迈出的步子更大,是有成绩的。例如:废科举、兴学堂,奖励实业、鼓励资产阶级发展,编练新军、实现军事现代化,以及法制改革的部分内容等。

  对“新政”的成绩,人们应该承认,但是,不应该夸大。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满洲贵族集团始终拒绝对君主专制制度做实质性的改革。一方面,它派人出洋考察,宣布预备立宪,摆出一副要引进世界先进政治制度的姿态,但是,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却彻底暴露了满洲贵族集团的虚伪和顽固。

  《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可以颁行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统率陆海军,编定军制,订立条约,总揽司法,委任审判衙门,集诸般权力于一身;对“臣民”则规定了种种“不得置议”“不得干预”的限制。它虽然也照虎画猫,学着西方宪法,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自由,但强调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实际上将这些“自由”又取消了。清廷在此前颁布的《集会结社律》中规定,凡“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妨害风俗”者,均在取缔之列;凡结社、集会、游行等事,民政部、地方督抚、巡警道局、地方官等均可用“维持公安”的理由饬令解散。在《大清报律》中规定,报纸、杂志不得揭载“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等类语言,并均须在发行前一日中午12时以前送“该管巡警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可见,清廷制定这些法律并没有给人民自由,不是在提升和发展“民权”,而是给予清廷官吏管制、取缔、镇压的最大自由,旨在进一步巩固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

  1909年11月,慈禧太后临危,在去世之前,抢先毒死光绪皇帝,命令只有3岁的小儿溥仪即位,由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摄政。载沣摄政后,首先致力于集中军权,然后,进一步将政治权力集中到满洲贵族手中。1911年,载沣宣布内阁名单,在13个内阁成员中,汉人仅4人,而满族大臣则有9人,其中皇族7人,所以当时被称为“皇族内阁”。清初,满洲贵族为了拉拢汉人,曾在部分中枢机构实行“均衡满汉”政策,例如:内阁大学士,规定满汉各2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1人;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尚书,满汉各1人;侍郎4人,满汉各半。然而到了“皇族内阁”,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

  《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和“皇族内阁”的成立,表明满洲贵族集团既不想“让权于民”,也不想“分权于民”,相反,却将权力更多地集中到君主个人和一小撮贵族手中。晚清时期,中国出现过立宪派和颇具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他们求稳怕乱,害怕激烈的革命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变动和破坏,力图走君主立宪道路,但是,满洲贵族集团的倒行逆施让他们彻底失望。1911年,满洲贵族集团宣布铁路国有,与民争利,这就彻底与广大人民对立起来。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兴起,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到了革命方面,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立刻风起云动,全国响应。革命在哪里发生、何时发生,有其偶然性,但是,在偶然性中,又存在着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成功,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紧接着6岁的小儿溥仪退位,帝制终结。但是,孙中山很快决定让位于袁世凯。在让位成为现实之际,南京临时政府公布了具有宪法性质的《临时约法》,这一《约法》树立了“国民全体”作为“国家主权”拥有者的崇高地位,规定了人民应该享有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废除了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最高权力,力图杜绝官吏有权而人民无权的状态。它高扬司法独立和权力制衡的原则,是革命党人将权力关进牢笼的一次勇敢的、大胆的尝试。

  《临时约法》的制定和公布本来具有限制袁世凯扩张权力的意图,但是,单纯的纸上法律约束不了野心家,袁世凯很快复辟帝制,企图重新建立绝对的不受限制的权力。多年来,论者常常以此责难辛亥革命,贬损其价值。然而,殊不知,革命党人胜利虽快,却缺乏争取彻底胜利所需要的力量。定鼎南京后,缺乏北伐所必需的经费,四处借贷,四处碰壁。革命党人的金库里一度只剩下10块大洋,不仅无法支付进军北京所必需的庞大军费,连维持政府的周转也艰窘异常。在这种情况下,何能北伐!更何能彻底革命!

  当孙中山风尘仆仆,自海外归国时,就曾制定策略。那时,孙中山的亲密助手胡汉民已经出任广东都督,劝孙留在广东,练兵北伐,对抗已经掌握清廷军政大权的袁世凯,然而,孙中山不以为然地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所谓“利用”,就是应许袁世凯,只要其“反正”,就推举其为民国大总统。果然,袁世凯为总统的宝座所诱惑,停止进攻革命军,与革命党人谈判议和。其后,孙中山虽多方筹集经费,准备北伐,直捣北京,以便彻底推翻清帝国统治,为民主、共和奠定坚实基础,但是,筹款始终没有进展,孙中山不得不采取此前所定策略,接受和议。不久,清帝即宣布退位。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例子。袁世凯后来虽然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在1916年当了皇帝,但是,只当了83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反对声中倒台并且一命呜呼了,完全应验了孙中山的“覆之自易”的预言。次年的张勋复辟寿命就更短,只不过12天。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制度终于确立。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是大智者,是最终的胜利者。

  孙中山曾经将清朝的司法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三千头牛,三十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实际上,中国的专制制度,特别是皇权专制制度也是这样的“牛圈”。辛亥革命胜利得快,代价小,自然难免有其弊病,这就是孙中山早就说过的:“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之势力依然潜伏,今日不能将此等余毒铲除,正所谓养痈遗患,将来种种祸患未有穷期,所以正为此忧虑者也。”但是,这只能说明,中国需要打扫和清除的“粪秽”太多,历史包袱过于沉重,即以君主专制主义而言,它既然绵延两千余年,又何能在短时期内就铙歌奏凯,彻底清除其影响和流毒。辛亥革命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就这一点上来说,它是成功的。我们不能要求它在短时期内完成所有中国革命应该完成的任务。段落不是文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一生都在写一篇大文章。为此,孙中山辛勤奋斗,鞠躬尽瘁,至死方已。他也一直提醒人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要继续写好这篇大文章。

  辛亥百年,辛亥革命研究也已百年,但是,对这次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似乎还可以讨论。例如,多年来,人们将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对此却一直缺乏认真的、充分的、强有力的论证,也很少有人要求作出这样的论证。似乎这是一种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实不然。

  在西方,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却与之不完全相同。第一,这一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对满洲贵族集团,具有种族斗争的意义,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第二,这一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强入侵,中国面临被瓜分危机,救亡图存成为第一紧急要务,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第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它面对的是专制制度、封建贵族等敌人,但是,当它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身后站起一个新的反对者,这就是早期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国的革命者有鉴于此,力图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或者取其“善果”,避其“恶果”,节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在这一方面,他们还赶不上清廷实行的“新政”。关于此点,读者只须比较“新政”时期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多项法令,就不难明白。当然,他们的某些政策,例如,实行“平均地权”,征收单一的地价税,免除其他税种,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却视之为消灭贫富差别、造福全民的良方。我觉得,如果就这次革命过程中所提出的动员口号来说,革命党人的主观愿望是使革命成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三合体,但是,革命党人所期望的“社会革命”始终未及实行,因此,就这次革命的实际内容来说,是以推翻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爱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关于这次革命的领导,最初的一种说法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后来干脆省略小资产阶级,只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了。但遗憾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并不为这说法争气,放眼辛亥革命史,资产阶级热衷的似乎只是收回利权运动一类的爱国抗争和立宪运动一类体制内的改革,对体制外的革命并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跟着康有为、梁启超和袁世凯跑,而不愿意追随孙中山。有鉴于此,有些学者不得不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上层和中下层两个阶层,辛亥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然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有关史家们说不出这两个阶层是如何划分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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