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石:伦敦被囚与《伦敦蒙难记》的写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 次 更新时间:2021-11-01 10:1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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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 (进入专栏)  

   (一)最初的宣传品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陈少白等流亡日本横滨。横滨是留日华侨最为集中的地区,人数达三千余,占当时旅日华侨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以上。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10月底,孙中山在侨商冯镜如、冯紫珊弟兄的帮助下,在当地建立兴中会分会,冯镜如任会长。孙中山将《扬州十日记》及黄宗羲的《原君》《原臣》等著作交给冯镜如印刷,作为宣传品分寄海外。这是孙中山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开始。

  

   《扬州十日记》,王秀楚著,记1645年(清顺治二年四月)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在扬州抗御清军围攻,城破后清军进行大屠杀的史实。征服者杀人、放火、强奸、抢劫,无所不为,据估计,被害人民在30万以上,甚至有说被害者高达80万者。《原君》《原臣》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中的名篇。《明夷待访录》成书于公元1663年(康熙二年),早于法国卢梭《民约论》100年,被称为中国的《人权宣言》。共收论文21篇。其中《原君》批判君主“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实乃“为天下之大害”。《原臣》指出臣子之责任,“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孙中山使用这两种历史文献进行革命宣传,说明他所关注的不仅是排满复仇,而是指向皇权专制制度,是从民主主义出发的。

  

   (二)断发改装,赴美宣传

   当时,清朝驻日公使裕庚抵任,陆续在横滨、长崎、神户各地派驻领事,外间传言日本政府将向清廷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遂断发改装,离开日本,再到檀香山。他遍游各岛,宣传革命,筹集军费。时值广州新败之后,旧日同志灰心失望,应者寥寥。1895年12月2日(光绪二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清廷谕令谭钟麟迅速缉拿孙中山、杨衢云等人,广东当局以1000元悬赏捕孙,以100元至200元悬赏捕捉杨衢云、陈少白等14人。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2月,香港英国当局宣布对孙中山的驱逐令,5年内禁止在港居留。

  

   同年6月上旬,孙中山转赴美国旧金山,继续宣传革命,成效仍然很小,华侨听到革命、排满等字眼,大都掩耳避走。从旧金山到纽约,孙中山坐火车横穿美洲大陆,一路宣传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尽管孙中山口干舌燥,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能说动的不过数人或十数人。美洲华侨很多加入秘密会社——洪门。关于洪门的源流,言人人殊,其中一说创设于清康熙年代,为怀念明朝,力图恢复的遗老们所立。化名很多,有红帮、三点会、三合会、三河会、天地会、致公堂等。孙中山用“革命”的语言作宣传,效果不好,就改用洪门“反清复明”的传统语言做工作,大多数人也还是不明所以。万事起头难,孙中山的思想一时还难于为广大群众所接受。

  

   (三)被诱入驻英使馆

   9月23日(八月十七日),孙中山自纽约赴英国。早在当年6月,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说孙中山准备转往欧洲,就电令驻美公使杨儒,查明孙中山行踪,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龚照瑗在得知孙中山来英消息后,立即与英国政府外交部交涉引渡,遭到拒绝,龚照瑗即雇用英国侦探社的侦探,计划监视孙中山。

  

   9月30日(八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到利物浦上岸,英国侦探立即跟踪盯梢。10月11日(九月初五日),孙中山在行经清廷驻英使馆时被诱入馆内拘留。龚照瑗决定将他秘密用船押回国内处理,孙本人也作了中途跳海,或被送回广州后严刑拷打,宁死也决不出卖同志的准备。在使馆工人科尔(George Cole)和女管家霍维夫人(Mrs.Howe)的帮助下,孙中山旧日的老师康德黎得到讯息,采取赴警署及英国外交部报告等多项营救行动。10月19日(九月十三日),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沙士勃雷侯爵(Lord Solisbury)决定干预。10月22日(九月十六日),英国政府以强硬措辞照会清公使馆,要求释放孙中山,当地《地球报》同时刊发号外,报道孙中山被囚消息,引起伦敦全城轰动。10月23日(九月十七日),孙中山获释。至此,孙中山共被囚43天,死里逃生。

  

   (四)《伦敦蒙难记》的写作

   孙中山被释后,于10月24日(九月十八日)致函伦敦各报主笔,对英国政府、报界和英国人民表示感谢,内称:“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意义的认识和感受愈加坚定,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之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1] 他在接受《每日新闻》记者采访时特别说明:和旧式的“白莲教”不同,“我们的运动是新的,限于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他们大部分在国外”。除英国各报刊外,美国、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香港以及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等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孙中山的国际知名度因此大为提高。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应剑桥大学汉学家翟里斯(H.Giles)之邀,撰写自传,声称“心伤鞑虏苛残,生民憔悴,遂甘赴汤火,不让当仁”,因此决心“驱除残贼,再造中华,以复三代之规而步泰西之法”。这里,“三代之规”是套语,而“步泰西之法”才是真意。自12月5日(农历十一月初一日)起,孙中山逐日赴大英博物馆读书,开始在康德黎的帮助下写作《伦敦蒙难记》,叙述被挟持进入公使馆及被救经过。为了感谢被囚时给过帮助的英国工人科尔,孙中山将演说得来的几百英镑都送给了他。

  

  

   《伦敦蒙难记》的英文本于1897年1月21日(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九日)出版。书中,孙中山激烈地批判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政治:专制、无法、贪污、腐败,如“粪土之壤,其存愈久而其秽愈甚”。他说:

  

   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

  

   孙中山尤其批判清廷所施行的文化禁锢政策:禁止人民阅读政治书籍、阅读报纸,不让人民了解世界大事;儒学经典“四书”“五经”,只允许人们诵读钦定的符合皇家意志的注释本,任意删节、曲解其中的具有反抗意味的成分,使人民成为“聋子”“瞎子”“傻子”和奴才。他说:

  

   至其涂饰人民之耳目,锢蔽人民之聪明,尤有可骇者。凡政治之书,多不得浏览;报纸之行,尤悬为厉禁。是以除本国之外,世界之大事如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

  

   孙中山形容,当时“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五四”前夜,鲁迅曾在小说《狂人日记》里将当时的中国比作“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孙中山这里的论述,要比鲁迅早20年。

  

   孙中山认为英国人性格保守、和平,因此他比较强调兴中会最初偏重于“请愿、上书”等“积渐”而“和平”的形式。但是,朝廷“不特对于上书请愿之人加以谴责”,而且禁止此后的类似行动,因此才不得不“稍易以强迫”,“殆至和平无效,始不得不出于强力”。

  

   (五)与俄国人的交往

   如果说,在《伦敦蒙难记》中,孙中山将自己的革命意志讲得比较含蓄,那么,到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初,他在和一位俄国人谈话,推荐《伦敦蒙难记》时,就讲得比较激烈、袒露了:

  

   俄人:您相信在中国有可能爆发一场进步的人民运动吗?

  

   孙:噢,当然啦。目前中国的制度以及现今的政府绝不可能有什么改善,也决不会搞什么改革,只能加以推翻,无法进行改良。期望当今的中国政府能在时代要求影响下自我革新,并接触欧洲文化,这等于希望农场的一头猪对农业全神贯注,并善于耕作,哪怕这头猪在农场里喂养得很好,又能接近它的文明的主人。

  

   俄人:您希望在中国有什么样的制度来取代现存的制度呢?

  

   孙:我希望有一个负责任的、有代表性的政体。此外,还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它也就得不到发展了。时至今日,这种文明已经和人民群众完全格格不入了。

  

   在近代中国长期存在着中西文化之争,一派主张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一派主张充分吸取欧洲文化。孙中山在这场争论刚刚露头时就提出了比较正确的主张,即“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但又不“全盘照搬”;中国的固有文化因为缺乏与异种文化的比较、选择,已经得不到发展,落后于时代,脱离于人民,必须改造、重铸。谈话最后,孙中山回到革命这一主题,表示要有武器才行,在中国,人民的起义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已。 [2]

  

   当年年底,这位和孙中山谈话的俄国人将《伦敦蒙难记》全文译为俄文。不久,又被日本人宫崎寅藏译为日文。

  

   孙中山在伦敦接触的俄国人不止一个。他自己回忆,在图书馆里看书的时候,曾经遇到几位俄国人,知道彼此都是革命同志,俄国人问孙,中国革命何时成功?孙虽经广州起义失败,但“卷土重来之气正高,心中希望一二年内就要再举,再举又必期成功”,不过,为了表示稳健,便回答:大约三十年可以成功。俄国人很吃惊,表示说:

  

   大概一百年后能够成功,我们便大满足,此刻正是在奋斗。成功虽然在一百年之后,但是现在不能不奋斗。如果现在不奋斗,就是百年之后也不能成功。因为要希望一百年可以成功,所以我们现在便努力奋斗。

  

   孙中山听了俄国人的这段话,觉得很惭愧。从那以后,孙中山便经常环游地球,一面考察各国政治得失、国势强弱,一面从事革命运动。据孙自己估计,他约计每二年绕地球一周,到武昌起义前,大概绕过地球六七周。每当有人问他:“不知道失败多少次了,为什么还不丧气,总是这样热心呢?”他便用在伦敦图书馆里和俄国人的谈话回答:“我不管革命失败了有多少次,但是我总要希望中国的革命成功,所以便不能不总是这样奋斗。” [3]

  

   (六)和英国人合作写书

在伦敦期间,孙中山还计划和英国人柯林斯(E.Collins)合写一本书,由孙中山陈述事实和见解,柯林斯加工、整理。1897年3月1日,该书的部分内容以《中国的现在与未来》为题发表于伦敦的《双周论坛》。文章尖锐地抨击当时“根深蒂固遍及于全国”的贪污,认为“除非在行政的体系中造成一个根本的改变,局部的和逐步的改革都是无望的”。文章宣称“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并不是同义语词”,“全体人民正准备着要迎接一个变革”,“目前我们所需要的援助仅是英帝国以及其他列强善意的中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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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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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帝制的终结》岳麓书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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