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峰:托克维尔:其人·其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0 次 更新时间:2013-06-19 11: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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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峰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出生于法国西部诺曼底郡的贵族家庭,是家里第三个孩子,他的一位祖先曾跟随征服者威廉大帝跨过英吉利海峡征服英格兰,使得这个家庭在诺曼底地方影响很大。从1661年开始,这块位于法兰西西部的贵族领地被称为托克维尔。托克维尔的曾外祖父马尔泽尔布,是路易十六时期的名臣,担任新闻出版总监,主管出版和新闻有十多年,曾保护过百科全书派的活动,为世人所尊敬,后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在雅各宾派的“革命恐怖”成为瘟疫四处蔓延之时,没有人敢站起来为国王辩护,只有马尔泽尔布挺身而出,担任路易十六的辩护律师,由此受到牵连而被无情送上了断头台,临死前慷慨留言:“我在国王面前为人民辩护,我在人民面前为国王辩护。”在大革命过程中,除了马尔泽尔布本人外,还有他的妹妹、一对女儿女婿和孙女孙女婿都随之丧生。而托克维尔的父亲同样被当作“嫌疑犯”关进监狱,判了死刑,等待处决,只不过后来因发生热月政变,幸而获释。

  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后,对这个家族做了一定补偿。托克维尔的父亲先后担任多个地方的郡守,被册封为伯爵,后来出任贵族院议员。整个家族基本上都是忠于王室,政治立场倾向保王党。托克维尔成年后,曾回忆起少年时代常常和家里人一道唱缅怀路易十六被处死的歌曲,当时全家都哭了。不过这并未导致托克维尔在日后的研究中,陷入对王室的偏见,相反托克维尔一直都能抛开阶级立场来看待社会问题,实属难得。而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一个重要原因便是托克维尔拥有一种贵族气质,既不屈服于权势,也不向大众献媚,不为一时的得失遮望眼,始终遵从自己的独立思考。

  出生在贵族家庭的托克维尔,家里藏书非常多,自小接受贵族化教育,有自己的私人教师。托克维尔的父亲是一位富有教养的贵族,出版过多本著作。他的母亲则是马尔泽尔布的孙女,出身高贵,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时代的托克维尔便能从父母身上感受到那种高贵的气质,从中得到熏陶,逐渐成长为一个热爱自由,个性独立、有担当的青年。曾有这样一个故事:当托克维尔还是19岁的时候,为了满足好奇心,他和朋友冒着蹲监狱的危险,准备借用别人的护照,谋划跨过英吉利海峡,去观看伦敦传闻的结实而又有钱的英国猪。

  1820年,应时任摩泽尔郡(首府梅斯)郡守的父亲要求,托克维尔来到梅斯,进入皇家学院学习。在此期间,托克维尔接触到大量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开始如饥似渴的自由阅读。对于自小接受保皇观点的托克维尔,面对启蒙思想家的新思想,产生巨大的震荡,经历人生第一次精神洗礼。他开始意识到贵族时代一去不复返,而民主时代已经初见端倪。

  几十年以后,托克维尔在一封信中回忆这次思想启蒙:“直到那时,我在一种还未曾让怀疑渗入到精神的信念中过活。然后怀疑开始了,或者不如说怀疑以难以置信的迅猛闯了进来;不仅仅是单单质疑这或那,而是全面地质疑。突然,我感受到了经历过地震的人们的感觉:大地在脚下摇晃,周围的墙壁、头上的屋顶、家具以及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最深沉的忧伤向我袭来,然后是一种对生活的极度厌恶,虽然我对生活还一无所知;看到我在这个世界上将要走的路,不安和恐怖几乎使我匍匐在地……这个震荡颠覆和动摇了为我的信仰和行动奠定基础的所有的真理。”[1]

  1823年托克维尔高中毕业后,便进入巴黎学习法律。1827年,托克维尔毕业后成为凡尔赛初审法院的年轻法官,并结交了日后成为终身挚友的古斯塔夫·德·博蒙。1828年,托克维尔遇见侨居法国的英国姑娘玛丽·莫特莉,日后结为夫妻。当时他周围有一个朋友圈,经常召开沙龙式的聚会,讨论法国社会各个领域的问题。1829年,他与博蒙一起在巴黎大学旁听基佐的课。彼时的巴黎大学,基佐正在讲授《欧洲文明史》和《法国文明史》,提倡用分析的方法来替代过去单纯叙述历史事实的编纂方法。他受到基佐的影响,并将这种影响带到日后自己的著作中。1830年七月革命后,他被迫宣誓效忠新政府,此举引起他的家庭与亲友的坚决反对,被斥责为贵族事业的叛逆。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家人的误解,一方面对于法国未来的不确定,三来避免政治上的风波,托克维尔与博蒙商定,借法国政府酝酿改革监狱制度之机,向司法部请假,去考察当时闻名整个欧洲的美国新监狱制度。一旦去了遥远的美国,再多的分歧,也会因为空间的距离而暂时被冲淡下去。在亲友们的一番斡旋之下,大约经过三个月的争论,司法部才勉强批准托克维尔的请求。

  不过,托克维尔此行并不是为了考察美国监狱制度,那只不过是一个托词而已,真正的使命是为了求证自己20岁左右时候的困惑。托克维尔喜欢写信,一生留下很多信件。他在1835年《论美国的民主》(严格地说,翻译为《民主在美国》更合适)出版之前曾在一封写给昔日邻居朋友的信中表示,他这本将要出版的书,并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大概十年之前他就已经开始思考,而美国之行只不过为了确证下他对于那个问题的看法。由此可见,托克维尔确实可以称得上少年俊杰,20岁出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思考民主,并能隐隐约约预感到民主必将成为未来历史的发展潮流。

  贵族出身的托克维尔,一直有很强的参政愿望,希望通过毕生所学,为法兰西的进步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只是缺乏一条捷径。对于自身,托克维尔富有自信,相信自己的才华,只是还没找到一个好的主题。当时的法国,正处于新旧制度交替之中,旧制度依然存在,新的思想早已传开,人们还处于新旧思想的挣扎之中。而大西洋对面的美国,曾经的殖民地,却因为将启蒙思想家的理想转变会现实,成为民主的现实样板,呈现一副欣欣向荣的景象,由此导致很多欧洲人,包括法国人,对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很感兴趣。一直在寻找写作主题的托克维尔终于找到用武之地,他坚信,只要写好美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藉此论述清楚美国民主的趋势以及所存在的问题,既可以方便自己脱颖而出,获得从政的钥匙,又可以帮助朋友和世人理解民主和自由,还能解决自己心中的困惑,何乐而不为呢?

  1831年4月2日,托克维尔启程赴美,经过38天海上旅程后抵达美国,开始他那为期9个月的著名旅行。在美国9个月的时间里,从西部到南部,托克维尔不仅考察了监狱制度,更以其敏锐的洞察力集中考察和分析了美国的政治制度。彼时的美国,正处于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统治下,进行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1787年结成联邦的只有13个州,现在又多了11个州,其中路易斯安那州和密苏里州已经延伸到密西西比河以西。1800年美国还只有500万人口,现在已经超过1300万人。美国的教育制度正在改革,新型大学在创立,监狱制度得到根本改善,全国和平信念得以出现。在建国初期,选举还有资格限制,可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州开始承认成人有选举权,而这又遭到不少法官的警告,担心出现“穷人和败家子控制富人”的局面。

  据皮尔逊教授在《托克维尔和博蒙在美国》统计,托克维尔一行主要考察的地区是新英格兰,同时也去了五大湖地区、加拿大、俄亥俄州、田纳西州、新奥尔良、查尔斯顿。他们还曾特意到华盛顿了解联邦政府的组织结构。他们拜访的人非常多,包括时任美国总统的安德鲁·杰克逊、前任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哈佛大学校长昆西、纽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肯特以及最后一位在世的《独立宣言》签字人查尔斯·卡罗尔。在白宫与杰克逊总统的会面可能是礼节性的,但是和其他人的会面,却对他思想的形成有着重要的作用。托克维尔还和大量的普通人(包括印第安人)进行过交谈,这些人几乎代表美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和领域。托克维尔和博蒙有很强的追根问底精神,每当与人交谈的时候,他们总是会追问很多问题,反复请教,并认真记录下来,前后整整用了14个笔记本。据托克维尔事后说,因为他是外来客人,待一段时间就会离开,因此某些主人会对他讲述一些不便透露给亲朋好友的内情。

  1832年,他们回到国内。随后不久,博蒙因为拒绝为一件政治丑案辩护而被撤职。托克维尔感到非常气愤,同样挂冠而去。次年,托克维尔和博蒙联名发表《美国的监狱制度及在法国的实施》,算是完成官方任务,后来这个报告被翻译成英、德、葡等几国文字。之后,托克维尔开始写《论美国的民主》。为此他阅读了大量的图书和档案,并在巴黎雇请两个美国青年帮忙对资料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两个青年只负责整理资料,没有干别的事情,以至于其中一个青年直到回到美国后才知道托克维尔原来是在写书。

  历经多年的思考,尤其是11个月的艰苦写作,1835年1月,《论美国的民主》上卷正式出版。功夫不负有心人,此书一经出版,立刻引起巨大轰动,好评如潮,看来长久的付出是值得的。托克维尔因为这本书赢得巨大的声誉,被人们誉之为孟德斯鸠的传人。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将此书称之为经典著作。当时的名流,包括基佐、托克维尔的远亲夏多布里昂等都在热烈地讨论书中的内容。在托克维尔生前,《论美国的民主》的法文本前后出过13版,逝世后出到17版。截止到1945年,全世界先后有十种文字的译本面世,其中英国和美国就有60多个版本。1839年,因为著作带来的巨大声誉,托克维尔被选为人文和政治科学院院士和众议院议员。法国人文和政治科学院相当于中国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795年,院士总名额为50人。

  第二年,《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出版,影响度不如上卷,但仍不失为一部经典著作。1841年,凭借前两本著作积累下来的声望,年仅36岁的托克维尔荣膺法兰西学院最年轻的院士。法兰西学院成立于1635年,院士总名额40人,每当某一位院士逝世,才能投票选举新的院士来补充。法兰西学院是在全世界范围内享有崇高声望的学术机构,其院士的称号是整个法国最具荣誉的,一直以来,为世人所尊崇,是今天法国唯一享有贵族佩剑待遇的身份。作为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托克维尔就能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并在日后成为法兰西学院院长,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背后足见托克维尔那两本书所引起的震动之大。

  那么,这两本书到底讲了什么呢?上卷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讲叙的是美国的民主政治制度,第二部分则是对美国的民主制度进行分析。下卷虽分为四个部分,但都是关于民主对于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对于美国所出现的不同于旧大陆的情形,托克维尔感到非常吃惊,并提倡要用一套新的政治理论来解释一个新的世界。而这个新的理论,正是托克维尔在这两本书中所运用的民主和自由理论。托克维尔在书中所讲授的内容主要是为了表达一个宗旨,即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在全世界成为现实。但是民主也有不少缺陷,如何避免它的短处,尽可能发挥它的长处,答案只能是自由。自由的存在,可以有效避免民主所带来的诸多问题,让民主的运行更加健康,而民主同时又有助于民众养成自由的民情,可见民主与自由之间既有分歧,更有相互补充的地方,互为前提。托克维尔在下卷的结尾处曾写道:“现代的各国将不能在国内使身分不平等了。但是,平等将导致奴役还是导致自由,导致文明还是导致野蛮,导致繁荣还是导致贫困,这就全靠各国自己了。”[2]不同的人民会给出不同的答复,只是不管哪一种答复,倘若希望尽可能发挥出民主的长处,那么,自由将必不可少。

  1839年,托克维尔重入政坛,并在这年3月2日当选议员。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对于政治活动有着天然的爱好。他不仅是一名伟大的思想家,而且在必要的时候他还愿意把毕生所学付诸政治实践,推动法国走向文明,正如他在一封通信中所说:“我希望像任何人一样,为法国的秩序和文明的伟大事业而不惜牺牲平静和安宁,必要时还可以冒生命之险。”[3]《论美国的民主》的出版刚好为富有责任感的托克维尔打开通往政治的大门。与大多数长袖善舞、飘忽不定的政客不一样,托克维尔的从政是为了服务于同胞,带有坚定的民主理论和原则,帮助法国建立一个自由、强大、民主的政府,形成一种新的道德法律观念。

  雷米萨曾这样回忆托克维尔在政治上的表现:“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绝不是搞阴谋诡计或表示革命愤懑的思想。他没有主动去讨好梯也尔和基佐,而这二人认为这是出于他的嫉妒心理。他们也没有去争取他。他给他们留下的印象是:在众议院的表现卓越而且态度冷静,只是对议长鲁瓦耶—科拉尔阻止他伸张正义大发其火。他几乎不在心中记仇,所以也不生恨。他想得很多,说得不多,从不打听我们都写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因此,他与同行之间的关系长期冷淡,在评价他时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这种冷淡自然也使他与我之间几乎断绝往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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