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必须把征税权收回全国人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50 次 更新时间:2013-04-02 23:0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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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 (进入专栏)  

  

  江平认为法学和经济学一样对治国非常重要,只有尊重宪法、敬畏法律才能建立真正的法治观念。谈到涉及市场经济的法律,江平指出这些法律应遵循地位平等和减少干预两大原则。他说:“市场能解决的尽量市场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由社会来解决,市场、社会都不能解决由国家来干预。”

  中国几千年来并没有私权传统,但江平一直都在为私权呐喊。他指出《物权法》承认了私人财产和国家财产的平等地位。谈到政府用税收打击房产投机,江平指出国务院征税权限太大了,要控制,必须把征税的这个权力收到全国人大。他说:“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一个私权的传统,所以我所从事的这个《民法》,实际上就是在为私权在呐喊。”

  江平认为当前中国法律最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地方还是国家干预太多。许多地方文件比宪法的效力还大,这是非常反常的现象。江平指出,法律能够推动市场多元化,在法律中应该鼓励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力。他说:“我们在法律中应该鼓励赋予地方更多的自主的权力,这样的话能够使得我们经济欣欣向荣。”

  江平支持吴敬琏提出的设立改革委员会的设想,他认为要推进经济改革必须对政治改革进行顶层设计;而司法改革的目标应与世界公认的原则相一致。谈到中国法学界,江平认为学界的思想仍不够解放,他敬佩像贺卫方这样敢于直言的法学者。他说:“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不同的意见的人,我还是很钦佩的。”

  以下为访谈实录:

  

  政府尽量不要干预经济

  

  网易财经:您曾经将您和吴敬琏先生的友情比作法学和经济学的一个联姻,那您认为法学和经济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江平:我觉得经济学和法学是当前我们国家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方面,两个最紧密的学科,在西方国家说来,应该是四门学科,也就是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但是我们国家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政治学不发达,可以说政治学淹没在法学中了,社会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治理国家和治理社会的方法,但是也是一个很敏感的课题,也是一个很敏感的学科,所以实际上也被经济学淹没,所以我觉得在当前中国最关键的是经济学和法学,这两个什么关系呢?也可以从马克思说的这个经济基础和上层关系来说吧,经济学是解决了经济基础,而法学是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当然应该服务于经济基础,当然它也推动经济基础的发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经济学就违反了一个根本规律,就是违反了经济规律,从这点来看,法学也就存在着这个问题。

  当时经济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是完全按照人的主观的意志来设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长期以来计划经济就导致了我们的经济违背了客观规律,而朝了一个依靠人的主观的意志来进行的这么一个学科,我觉得涉及到经济方面的法律,非常重要一个原则就是不能违背客观规律,我们在上一个世纪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搞的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实际上就是违背了客观规律,超越了自然规律,而盲目的夸大了主观的意志,所以导致了三年的自然灾害,或者说是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以人祸为主的我们的社会的灾难的现象,就是这么来的。

  网易财经:三十年前我们说是七部法律治天下,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实现了一个从,可以叫做是法,法律的架构基本完成的一个情况,三十年前有多少部法律是跟经济法有关的呢?

  江平:三十年来,应该说我们的法律真的没有几部,涉及到经济方面的,据我想,回想一下大概也就是关于土地改革在建国初期的时候有一部法律,但是这部法律时间适用了很短,它基本上只适用于土地改革,当土地分配给农民,完成了它的使命,这部法律的作用也就没有了,但是不久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土地的合作化、公社化,包括土地的集体化,所以原来农民通过土地改革所取得的土地使用权,没几年就丧失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建国中的一个很大的失误,也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本来这个新民主主义时期是应该持续更长一点的时间,但是我们这个新民主主义实际上没几年,就在上一个世纪的五十年代中叶的时候就已经不存在了。所以我们关于法律方面的,实际上就是一个真正解决社会生活的,也就是跟《婚姻法》这样的法律,其他如《宪法》呀、《政府组织法》呀,人大的一些《组织法》呀,这些都不是跟解决人民生活中存在的法律问题,跟这个没有太大相关了,所以应该说,建国这三十年来,我们的法律真是屈指可数吧。

  但是话说回来了,如果我们把法律这个概念稍微扩大一点,包括到了国务院的法规呀、甚至包括到部门的一些规章啊,那应该说涉及到法律方面还是相当多的,真正严格意义上的法律,称之为法的还是比较少。

  网易财经:经过市场经济是经过三十年的发展了,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可以说是三十而立吗?

  江平:可以这么说,三十而立就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们在法律体系上,已经可以说有了一个初步的完整的社会主义法律的体系,当然其中还有一些欠缺的,特别像政治方面的法律、言论、出版、结社、新闻这样一些法律还是很欠缺的,但是在市场方面,应该说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个可以遵循的比较完整的法律体系,这是可以这么说。

  网易财经:您参与了很多的法律的立法过程,包括对市场经济影响重大的《民法通则》和《物权法》,在市场经济的立法过程中,应该坚守的底线是什么?

  江平:我觉得在市场经济的法律,应该说有两个基本的底线吧,一个基本的底线就是要坚持地位平等,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应当是平等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一个,应该说把市场经济基本的灵魂给破坏掉了。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国有企业的地位上,实际上我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是不是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国的国民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这就已经具有了不平等的因素了,从我们的《反垄断法》里面也可以看到,国有企业本身它的垄断也应该反对,但是我们的《反垄断法》实际上是保护了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垄断地位,这个本身就是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你像石化、石油这样一些完全在国家控制之下,根本不能够向民间来开放,那么这种情况下,国有企业当然是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又没有一个《反垄断法》来限制它,那这是很危险的。

  我觉得市场经济第二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国家尽量不干预吧,我说的国家尽量不干预,也不是一点都不干预,而是说国家在干预的时候要有一个主次的区别,所谓主次区别就是能够由市场主体自己去解决的,那么国家当然不干预了,如果市场主体自己不能够解决的,但是由社会或者社会组织,包括中介组织等等能够解决的,国家也应该尽量不干预,只有当市场、社会都不能够来解决这个矛盾的时候,国家才来干预,我想这个思想我们在《行政许可法》里面已经表达了这个意思。

  三个,政府社会和市场,市场能解决的尽量市场解决,市场不能解决的由社会来解决,市场、社会都不能解决由国家来干预。最近李克强总理在这方面也有了表述,他也特别讲到,他说政府应该改变职能,过去干预太多了,政府干预职能就等于在自己的权力上来动刀子了,他形容作为壮士断腕,我想这个壮士断腕的这个决心应该是现在政府改变职能里面最关键的。

  因为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政府干预的实在太多了,你们可能年轻点还不知道,要想我们这个八十多岁的,可以感受到政府无处不干预了,不仅经济生活要干预,私人生活也要干预,结婚也要干预,生孩子也要干预,吃食堂在过去一段时间也要干预,所以像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本来完全是属于私人生活的领域,或者是属于市场经济自己来解决的领域,国家都来干预,那么这个要改变职能,实在是一个把政府所发挥的无所不包的职能把它限制了,这个限制是有一点类似把自己的胳膊给砍掉的这样的感觉,所以要有这个壮士断腕的这个精神来改变,国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这是《民法》里面很重要的原则。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应该是最根本的,一个是平等精神,一个是政府减少干预的这个精神,这是它的主轴线。

  网易财经:我们看到新一届政府在最近的公开表态中,是多次提到要忠于《宪法》,忠于法律,您对此乐观吗?

  江平:我觉得看一个政党的表现,看一个领导人的表现,重在行动,当然首先看他说什么,说什么也是很重要,但是这只是一个基础,只是一个表态,至少比起过去领导人讲话里面,不过分强调法律,不过分强调《宪法》那要进步多了,我们看到有的领导人在过去讲话里面对于法律它的地位排在很靠后啦,提到法院应该三个至上,首先是党的利益至上,其次是人民利益至上,然后才是法律和《宪法》至上,这是一个很显然一种轻视法律和《宪法》的一种表现,所以现在这两位新的领导人上台的讲话,头一句话实际上就是西方国家的总统和总理的宣誓词了,忠于《宪法》,应该敬重法律,我想这是一个他表态里面的,对人民的一种承诺。因为至少我们党和它的领导人应该是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来活动吧,如果他自己本身行为就超越了《宪法》和法律,那他是极大的违宪,极大的违反了法制的理念,我想这是没有问题,但是这样一个东西一定要见诸行动,见诸行动的意思就是说,在以后他们的行动中,不能够有任何违反《宪法》或者违反法律的行为。

  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没有《宪法》和法律的观念,可以说《宪法》名义上是最高的,实际上是最低的,一部《宪法》的作用,可能还不如一个县政府的文件更管用,县政府的文件在当地来说,人们都得服从,但是你说《宪法》是什么规定?可能对他来说是次要的,所以中国有时候形成了一个反过来的,和西方很不同的,就是我们是越高的法律越往往被践踏,越低的法律越容易得到执行,实际上应该是倒过来,应该有一个全民的,对于《宪法》和法律的敬畏的精神,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建立真正的法制的观念。

  

  应将政府的征税权收回全国人大

  

  网易财经:您曾经一直,您曾经说过您一直在为私权呐喊,您发出这个呐喊这个声音是一种无奈的表现?

  江平:我因为自己从事的就是《民法》,《民法》就是私法,私人的私这个私法,所以我所从事的专业本身就是为私权在呐喊,这个私权包含什么呢?我想私权包括私人的财产权,私人的经营权,私人企业的这种财产的完整权,乃至于包括一切私人所应当拥有的,法律所规定的权力,包括他的人身权、名誉权、隐私权,甚至包括政治上的言论、出版、新闻、结社的这种自由,我想中国向来缺乏这种私权的基础,可以说,中国几千年来从来没有一个私权的传统,所以我所从事的这个《民法》,实际上就是在为私权在呐喊。

  中国这些年来私权的意识有所膨胀,也就是说私权的意识比过去加强多了,特别像《物权法》通过了以后,人们的私权的保障意识更高了,比如说过去对于自己的房屋这种私权的保护,没有像现在在通过《物权法》前后的时期对于自己的财产权的这种勇于保护的这种情况,反对政府的强拆,甚至到了有自焚的情况,这都表现了一种私权保护的强烈的意识,我觉得这点比较好,但是中国呢,应该说要看到两个方面,另外的一个方面呢,我们的私权的侵犯的意识,还存在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私权受到另外一个私权侵犯的时候,它的保护可以说比较简单,我的财产权受到邻居的侵犯,我的财产受到公司的侵犯,那么我告到法院,法院有法律以此为依据,就可以保护我的权利,但是如果我的私权受到公权力的侵犯,这就比较麻烦了。因为公权力是比较庞大的,而公权力我们现在有了《行政诉讼法》类似这样的法律,民告官的制度也有了,但是一方面这个民告官的制度还不很完善,另一方面民告官的制度,老百姓终究心中还有所畏惧:我告了官以后,我打赢了官司会不会给我小鞋穿呢,会不会我还是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呀?所以这个公权力太庞大了,在这个情况下,公权对私权的侵犯很难解决。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公权力受到私权利,从法律来说还缺少一个重要的制度,就是西方国家比较普遍的有一种《宪法》保护的手段,就是如果我这个权利受到了国务院规定的法规的侵犯,甚至是法律侵犯了,那我能不能告?这个在西方国家就叫做宪法诉讼。因为在我们国家,拿前些年的例子作为一个例子吧,像孙志刚这个案件,他因为违反了收容遣送的办法,结果在收容机关被打死了,一看他收容遣送是有根据的,那是根据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收容遣送的这个办法,这是国务院规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面临着一个宪法诉讼的问题了,所以当时三个博士提出来,要求解决这个问题,要求全国人大来审议国务院颁布的这种收容遣送办法是否违宪,这个问题就涉及到比较大的问题了,也只有全国人大来解决。但是后来呢,国务院自己把这个决定给撤销了,我想这个问题也说明我们现在在保护私权方面还是仍然有很大的困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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