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全喜:1911至1913——革命、国家建构与日常政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32 次 更新时间:2013-03-28 17:2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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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全喜 (进入专栏)  

  

  1913年3月,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击杀了正欲问鼎民国政坛的国民党领袖宋教仁。暗杀激起的二次革命及随后的政治压制,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从此往后十几年间,是所谓军阀的时代,袁世凯之后,原本在表面上还算是被捆缚在一起的大大小小诸多军阀,一跃成为中国政坛的主角,互相攻伐以争权势,国家四分五裂,政治保守无为,外交仰人鼻息。中国近代政治,走入最为混乱黑暗的一节。北洋军阀时代的终结,要等到十四年后国民党与共产党联合北伐。但军阀,并未随之而去。整个民国,北洋军阀时代培植并成长起来的军阀与及新崛起的军阀,犹如青天白日之下的幽魂,始终没有散去。

  重回百年前的1913年,寻找历史线索。这一年,为何新生的共和国(中华民国)刚刚一年,就遭遇了政治上的大动荡,最终使得共和体制难以运转。新浪历史1913年系列访问,从这一年年初大选开始。本期,我们访问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全喜教授。高教授认为刺宋案应该放到1911~1913年这个古今之变的长时段语境中去考量。

  采访嘉宾简介:高全喜,1962年10月生,哲学博士(师从贺麟先生)。现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领域为西方政治哲学、法哲学和宪政理论。著有《理心之间--朱熹和陆九渊的理学》,《法律秩序与自由正义--哈耶克的法律与宪政思想》,《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立宪时刻》等。

  

  1913与2013:百年轮回依旧十字关口

  

  新浪历史:在中国百年历史中,1913年可以说是关键时刻,您能先做一个简单的概括吗?

  高全喜:中国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其古今之变的第一个阶段,表现在建国时期转入正常时期的逻辑还未完成,这一点在1913年比较凸显。1911年武昌首义,1912年民国肇建,按照常情,国家建立起了以后,有一个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的修缮补葺,从而构建现代国家的正常机制,1913年面临的便是这个问题。

  新浪历史:这个时刻至今恰逢100年。1913年所面临的问题,与2013年的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哪些关联性?

  高全喜:100年等于一个轮回,我们又回到原点。1913年与当下具有很大的相似性,甚至具有逻辑的同构性。这里包含着两个命题:一是100年后的今天有两个共和国:一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个是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民国,也是一种体制,虽然它不具有全部的代表性,1949年,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中华民国北狩台湾,经由蒋经国改革,再到今天的国民党和民进党轮流执政,它其实也面临过这个问题,面临从非常政治向日常政治的转变过程。当然,不是在2013年,而是最近三五年,完成了转向常态国家运作的过程。关于台湾的选举,民进党和国民党的矛盾,选民对这两个政权的过渡过程中,会产生多少的问题--那些对决性、分裂性、崩盘性的问题,并没有多少信心。等到轮流执政以后,第一次选举,还有各种事情,但到了国民党第二次重新执政以后,它已经是常态了。当然,民国的法统不具有全中华的代表性,只能说是一个小政治体从非常政治成功转向日常政治。

  新浪历史:另一个命题是?

  高全喜:另一个命题是就主体中国而言,我们也面临着转型政治的问题。一个现代国家基于宪法如何真正的构建起来,构建起来以后,如何完成向一个常态国家的转向。我们最近三五年的问题,等于是把民初三年的问题--三个分阶段的问题,叠加在一起了,但是这种叠加并不是高效有机的叠加,而是非常矛盾纠结甚至是张力性的叠加,隐含着重大危机。十八大的召开,意味着中国到了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型时刻,其所面临的问题,某种意义来说,和100年前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是同构性的。在转型时刻,我们是否能完成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是否会引发社会的震荡、分裂甚至崩盘?在转向常态国家这个过程中,在100年前是失败的。如今重临转型时刻,我们也不敢轻言成功,而且现在面对的拷问更深,挑战更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追溯100年前的转型时刻,并不是在回望一段逸闻趣事,而是在寻找以史鉴今的经验与教训,这种历史语境与当下态势有着密切的关联性,甚至一种不幸的重复,属于同一个逻辑的自然延续和扩展。所以我觉得1913年中国,尤其是以宋教仁为标志的那个时刻,不仅仅是历史的考量,还是意味着现实的政治决断。

  新浪历史:你说的“拷问更深,挑战更多”表现在哪些方面?

  高全喜:现在我们常说大国崛起,崛起了什么?当下的国人充满了无知的傲慢。官僚傲慢,资本也傲慢,他们以为经济发展起来了,其实这种发展本身就有问题,一边是透支未来,一边是剥夺百姓。从政治上来说,也是无知的傲慢。中国两岸四地,没有统一的人民共同体、统一的宪法,内政问题都没有解决,连常态国家都不是,何言大国崛起?显然,现在不是谈大国崛起、中美对抗的时候,而是要解决作为最基本的国家共同体的构建问题。国家共同体的构建,包含了政治学和宪法学的双重概念,构建是非常时期,大部分是通过革命来实现,即便“光荣革命”,也是一场革命。我们来构建第三共和,第一共和是中华民国,第二共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共和则赓续两个共和的传统。

  新浪历史:假设国家的构建这一步完成了,从非常时期转向日常时期,需要哪些要件?

  高全喜:如何从非常时期转向日常时期,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良好的制度架构。从理论上来说,我挺英美,英美这个民族有政治智慧。他们都经历过非常时期,都有过革命和战争,但是英美是政治成熟的民族,能够把非常政治成功转化为日常政治。英美有一套宪法制度,还有一批伟大的领导者和人民,这就能够在非常时期建立起统一的国家政权,继而转入日常的法治社会。法治社会中的官员,并不需要有多优秀,干几年选下去就完了。而非常时期需要伟大的政治人物,我们中国目前就处在这样的时期。我们现在面临着构建一个政治学和宪法学意义上的完整国家,然后再从非常时期转向日常时期。

  新浪历史:在第二个命题中,您提到了一点,“近三五年的问题,等于是把民初三年的问题--三个分阶段的问题,叠加在一起了”,您可以详细谈谈民初三年的情况吗?

  高全喜:中国当下的问题,在100年前也面临过,宋教仁恰恰处在这个关口。从这样的大逻辑来看,有相似性,相似性是指三个时期的节点相似。一是特殊时期,即革命发动和运作的时期,二是构建时期,标志便是建国构建,或建国时期,三就是从建国时期到日常政治时期的和平转型。这三个时期,我们目前在逻辑上似乎正处在第一个到第二个时期,形象上我们似乎处在第二个时期,实际上我们还停留在第一到第二个时期,因为第二个时期是虚假的,两岸四地,国家还未完成构建。第三共和建立起这个国家后,才会出现转向日常政治的这个议题。这三个时期在100年前也存在,三个层面的问题叠加在一起,错综复杂。现在我们梳理出来,路径就比较清晰了,民初的三年分别面临三个层面的问题: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2年的国家肇建、1913年的政治转型。我们现在看来,前两个层面的重大问题,较为圆满的解决了。当然,只是相对的,不能说解决得很好,如果解决得很好,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就会自然解决了。前两个层面的问题的解决之道,当时人民和领导者的担当,还有内外部的环境,发展演变的结果或者说天命,使得第三个层面的问题,基于1913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如果是按照正常的逻辑演变,可能会有一个较为良好的路径,但是由于一系列问题的出现,以及应对失措,使得当时中国,虽不能说走向了歧路,但确实扭曲了正常的路径。

  

  1911~1912:革命与“革命的反革命”

  

  新浪历史:民国元年,也就是1911年--第一个时期,发动和运作时期,应该怎么去看待它?

  高全喜:虽然说1911年的革命并不完美,武昌首义是建国时期的一系列武装暴动中的首环,其地域性、参与的人群和革命的方式,都有局限性。但它确实有重大的历史作用,武昌首义充满了创造性,开启了中国的古今之变的大闸,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国家--中华民国,是经由它的手促成的。武昌首义还掀开了历史的新帷幕,后来作为资料因的各色人都参与到这个舞台上。作为革命党人的一系列活动,尤其是军事暴动,激发出了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巨变,这是动力因。1911年主要是开启了现代政治,打开了一扇门。

  新浪历史:1912年是民国肇建,您怎么评价这一年的“大妥协”?

  高全喜:1911年底到1912年初,南北双方通过和谈的方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关于“南北和谈”我在《立宪时刻》这本书里谈了很多。和谈双方具体可分为四股力量,南方革命党、北方政府、满清的王族以及立宪派。在革命党人和北方政府之间,又是朦胧的,南方党人中有一部分立宪派,北京政府有一些军阀和立宪派,其中有叠加,有歧变。南北妥协是协商建国的一个过程,无论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但是一个现代国家确实是肇建起来了,中央政府也产生了,大总统也产生了,清帝也退位了,作为宪法的临时约法也已经发挥作用了,虽然其中隐含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但是作为形式上的一个现代国家,是构建起来了。这是1912年的关键点。

  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从1911年到1912年实际上是相当成功的,假如没有1913年以后的情况,1912年可以说是古今之变的典范转换形式,其成本和社会代价并不高。首先,《清帝逊位诏书》为中华民国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法理依据,使得中华民国相对完整的继承了清朝的版图。这可以说是清朝的贡献,要不然民国就要崩盘了,内有东北、新疆、内外蒙古分离,外有日俄英法夹击。其次,在立宪派的积极参与下,经济方面也没有多大的动荡,社会是很有生机的,而且各地士绅参与维护社会秩序。再次,革命党人的贡献是最大的,他首发了革命,倡导了一种革命的新理念,推动了社会的进展。最后来说,各地的军阀也是有功劳的,基本上都能够维持社会稳定。中国古典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大变革,采取这样的形式完成了非常时期的转换,旧的制度退却了,新的民国立起了,这是很成功的。

  新浪历史:就古今之变非常时期的转换而言,您是否谈谈其他国家的情况?

  高全喜:其他国家无论是新发的国家还是后发的国家,都经历了腥风血雨和反复。英国的古今之变持续100年,国王被杀头了,后来王室又复辟。法国就不用说了。美国也是经历战争的磨难,甚至美国有人说,他们直到南北战争才算真正地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南北战争死50多万人,是美国历史中死人最多的。至于后发国家更不用说了,土耳其、俄国这些国家,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更是曲折,经济崩盘、社会败坏。传统的帝国,只有中国存活下来了,其他都灰飞烟灭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1911年到1912年是很成功的。

  新浪历史:1911年到1912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临时约法很大一部分是为袁世凯量身定做的,袁世凯肯定不想受其束缚。可以说这给1912年的“大妥协”终将走向分裂埋下了伏笔。

  高全喜:民国肇建后,内在的深层问题并没有解决,累积下来,再加上新因素的介入,到1913年就步入歧路了。南北和谈之后所面临的问题,从宪法学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国家真正的宪法,并没有创制出来。临时约法主要是为了制约袁世凯的总统权力。在袁世凯之前,孙中山想当总统,就搞一个总统制,后来孙中山一看总统之位要让给袁世凯了,就希望通过临时约法来限制总统的权力。这么一来,就变得很纠结了。1914年袁世凯为什么要制定新的宪法?就在于即便是经过1912年的二次革命,甚至二次革命失败了以后,袁世凯也没法把北方的国民党赶尽杀绝,不但没有给予袁世凯相应的,和实力相当的总统的权力,甚至还是把内阁的权力放到很大。袁世凯在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只好重新制定宪法,在这个过程中,袁世凯用尽各种办法,拉拢国民党议员,最后不得已才解散了议会,重新制造《中华民国约法》。那时孙中山因二次革命失败逃亡日本,袁世凯在那个阶段,还是能容忍国民党的,对国民党有较大的期许,他希望国民党能顺他的意思,给他相当的宪法权力。

  新浪历史:当时南方革命党希望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限制袁世凯的行为,与他们的实力并不相匹。

  高全喜:1912年民国建立起来,孙中山当上大总统后,按照计划就要制宪,(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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