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总结辛亥革命和之后的中国革命留给我们的最大教训，那就是牢记下面的真理：如果为了某个自认为的崇高目的而不择手段，那它最终实现的目标也绝不可能是正当的。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用武力解决法律问题，到国共两党不惜一切代价毁灭对方，其最终结果都是对国家和人民利益的严重摧残。当下正是各种民间的改革主张和改革思路层出不穷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改革在认识上已经不是问题，如何改革，首先是如何启动改革，才是争论的焦点。而如何改革，使用手段是否正当，对改革的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

大赦贪官以换取官员对改革的支持，这看起来像是必要的社会妥协，但其实是把改革变为一场内部交易。把改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体制内，是过去20年里一个不变的中国改革梦。但历史告诉人们，改革如果缺乏原则的指导，没有对正义的坚持，它只不过是体制“内部人”新一轮的利益瓜分，以往的国企改革和公车改革都是这种性质的改革。

为了避免社会分裂，或达成一项重要的协议，在某些相对次要的问题上进行妥协以保证最重要的目标达成，是一种常见的政治策略。妥协是双方作出让步，往往是双方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都觉得妥协比对抗更有利。也有为了更加重大的目标而放弃某些分歧的妥协，最著名的妥协是美国宪法的产生，人们说它整个就是一大堆妥协的意见，特别典型的是南方蓄奴州和北方自由州之间在隶制问题上达成的妥协。奴隶制虽然违背了人类正义，但相对于建立一个统一的联邦目标来说，它的问题是次要的。这种妥协实际上只是对问题的暂时搁置，妥协的结果也没有损害美国政府的民主性质。到了林肯时代，奴隶制问题已引起了国家分裂，美国用一场战争解决了奴隶制难题。在国家重新统一后，美国政府放弃任何形式惩罚失败者的做法，再次用妥协的办法弥合战争造成的社会分裂。这种妥协是永久生效的，它不但符合国家利益，而且符合正义原则。

目前情况下大赦贪官既不是暂时搁置，也不符合正义的原则，甚至不能称之为妥协，而是一相情愿地要求官员为了改革和民主主动让步。改革并没有进入到改革的力量和反对改革的力量旗鼓相当的阶段，官员现在依然是社会的绝对强势者，他们无须向谁妥协，也不会向谁妥协。更何况改革尚未开始。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在过去20年不但从没有向民主作出主动让步，反而一直压制自由，没有理由认为，他们现在会突然向民主作出让步。宪法他们都可以藐视，还有什么值得他们敬畏。在一个没有宪法却有宪政的国度，权势者为了民众利益进行妥协和让步是可能的，但在一个有宪法却从无宪政的国家，权势集团的主动让步永远没有可能，就像太阳永远不会从西边升起。

赦免贪官所包含的推理是由于有太多的官员涉贪污腐败，他们足以对改革形成极大的阻力，使改革无法进行。但即使只是对其历史赃款不予追究，他们也并不会就此心满意足从而不反对民主，他们对一切限制他们权力的改革都极力阻挠，他们所希望的改革是巩固已有的权力，是把权力扩张到每一个他们尚未严格把控的地方，比如对互联网的控制。这不是一个为了国家利益而愿意主动放弃不法利益的群体。

整个问题的顺序都颠倒了。鉴于官员贪污犯罪的普遍性和制度特性，如何理性地处理贪官问题的确需要认真面对，但不是自我赦免，而是必须依据人民的意志；不是在改革之前作出决定，而是在改革之后作出决定，由民主产生的、能够代表人民意志的代仪机构作出决定，相信人民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进行妥善解决。

改革长期难以启动，体制内的阻力太大是一个原因，但根本原因还是体制内的动力不足。改革成为类似于小孩喊“狼来了”的恶作剧，每次都言之凿凿，大家信以为真，又每次都上当受骗。改革虽然在当下再次成为热门话题，但基本上是一种虚热现象。官员们作为一个整体，作为当下一个最强势的利益群体，他们并不谈论改革，他们一如既往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他们关心的是改文风和转变工作作风。热烈谈论改革的人群主要是处于体制边缘的知识精英，他们有浓厚的精英意识，正像官员有浓厚的精英意识一样。对知识精英来说，只有权力精英的主动改革才能保证改革的有序进行。他们对大众参与改革抱有本能的恐惧和不信任，只要你相信民众的力量，他们就会扣上一顶“民粹主义”的帽子，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改革就是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联合完成的伟业。但他们缺少联合的本钱，惟有指望指官方内部发动改革。他们的改革于是变成一种单相思。

把改革当作内部的利益交易，或者在内部利益交易基础上进行的改革，也可能是改革，但不可能是以民主为目标的改革。所有改革不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实现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改革，中国古代所有的改革，从秦始皇改革到清朝末年的改革，都属于这一类，它们无不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因而改革中充斥着自我利益的算计。还有一种是追求大众福祉的改革，也就是实现民主的改革。

启动以追求大众福祉为目标的改革，必须找到与之相应的动力之源。如果把改革视为仅仅是内部人的事情，由内部人的意愿决定，它永远不可能获得足够的动力。改革是大众之事，而事关大众的改革一定是实现超越于个人和小集团利益、服务于所有人利益的制度安排，反对垄断、大众参与、权利平等是这种制度的基本特征，自由是它的生命。它必须有精神和理想的引导，但同时也是全社会各种利益进行博弈的结果。在人类制度的进化历史中，无时不在、无处不有的利益博弈只有和人类追求公平正义的理想结合在一起时，才产生民主的制度。利益竞争是制度变革的物质推动力量，正义理想又为制度变革规定方向。没有正义理想为改革提供精神动力，单纯的利益竞争导致的变革不过是破坏旧的利益垄断和建立新的利益垄断。理想的引导和利益博弈，是理解当前改革的两大主要因素，它们是改革的两大动力，共同决定改革的走向。离开了精神追求，我们就无法理解社会的进步；离开了利益博弈，我们就无法理解社会本身。改革就是用真实对抗虚假，用正义对抗邪恶，用宪法对抗非法，用普遍利益对抗特权利益。

大众通常被形容为“沉默的大多数”，即使他们在网络上发出的声音也是零散的，嘈杂的，发泄性的，没有系统性。但发泄并不表示他们对政治没有定见，沉默并不表示他们不关注政治，可以被忽视。几个月前我回到湖南的农村老家，接触了一些年轻一代的农民工，发现他们对时事热点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他们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大事，从网上获取信息已是他们的生活的一部分。普通大众缺少系统发表自己观点的能力，但他们不是用言语参与改革，他们用行动参与改革。进行利益博弈就是他们参与改革的方式，就是他们发声的方式。他们以集体抗议的方式争取改善工资待遇，保护自己的生存环境，抵制强制拆迁。在知识精英用他们的文字和语言表现自己的存在、参与、力量时，普通大众却用他们的生活，用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坚持，表现自己的存在、参与和力量。他们是最庞大的群体，也是从经济发展中获益最少和受损害最大的群体。不管承认不承认，忽视不忽视，他们都是一种巨大的存在。高峰和月球就在那里，博弈就在那里，他们也就在那里。民众只要有了明确一致的目标，就会形成现实的力量，一旦他们准备为一致的目标作出努力，就会形成推动历史的力量。

博弈不仅在体制内和体制外、不同利益群体之间进行，也在体制内部、群体内部进行，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进行。体制内也有各不相同的利益和各不相同的思想，自然也存在健康的、有政治责任感的力量。

但体制内健康的、有政治责任感的力量又是相当稀缺的，改革者要在内部动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启动改革，只有借助社会动力才能抵消体制内的强大阻力。

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体制内的改革者也遇到了体制内的强大阻力，他们选择了直接向民众呼吁的办法来打破改革僵局，通过发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全民大讨论，从人民那里获得支持。而以终结人民公社--当时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制度--为核心的农村重大变革，是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和四川向阳乡乡民写下的开篇之作，由改革派对“人民的伟大创举”加以肯定。80年代的改革虽有它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体现了人民的意愿，这段不长的光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最富有活力、最令人怀念、政治气氛最宽松的时期。它与体制内一些开明、奋发的上层人物分不开，他们的成功只是由于顺应了民心。成功的改革必须要释放人民的力量，必须把改革从内部人的改革变为全民的改革。释放人民的力量本身就是一切进步改革和民主改革的应有之意，既然改革事关全体人民的利益，就应该有全体人民的参与，人民有权对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事情表达意见和作出选择。

与30年前的改革相比，今天的改革有不同的目标，历史条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对改革有了新的要求。它是上次改革的深化，而不仅仅是延续。它不能为现在的改革提供多少现成经验。那场改革的内部分歧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分歧，改革并不损害体制内的利益，而现在的内部分歧是利益分歧，改革直接威胁到体制内的利益，因而不但改革的任务更艰巨，而且体制内的阻力也更强大，从这些方面看，现在的改革确实有更多的不利因素。但从另外的方面看，也有许多更加有利的因素，它们是过去30年里中国不断开放所带来的一系列根本性变化，包括民众的思想现代化取得了惊人的进展，信息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人民的联系空前加强，他们作为现实的政治力量已登上历史舞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一著名论断以其语气的豪迈和平民的立场打动过无数中国人，虽然过于绝对化，但它所揭示的真理无疑比英雄史观所揭示的真理肯定要更多。不管论者做过什么，他非凡的洞察力使他往往具有远非常人可比的现实感和方向感。

也许有人从重庆模式中看到了民粹主义的魅影--民众对薄熙来的拥护，但他们过多地注意民众表现出来的无理性情绪，而过少地注意与之紧密相联的无理性政治，一边是严厉到变态的“维稳”政策，一边是权力的极度放纵，正义无处伸张，民众对正义的渴求、对社会的失望就变为情绪的发泄，而在重庆模式中，这种情绪的发泄又获得了政治上的正确性。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官方的舆论管制和舆论导向下，民众不了解重庆“打黑”的真相，他们为之欢呼并不是毫无理性。只有政治回归理性，民众才能回归理性。

政治家直接向人民呼吁推进改革，需要理想、胆略、自信和远见卓识。有必要进行全民讨论，让民众了解改革的方向、路线，使改革获得人民的支持，就像当年进行真理问题的讨论那样。碌碌无为的政府由于害怕驾御不了人民的力量，觉得压制比释放来得更安全，于是才把维稳作为唯一重要的政治目标。它的政策遗患无穷。对于坚持正义的改革政治家，人民是无须驾御的。在一个高度开放的世界，人民也是无法驾御的。他们的任务是释放人民的力量，让人民有序地适应和参与到民主政治中来，最后完成把权力交给人民的历史使命。

整个改革过程可以被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改革推进阶段，突破旧体制的限制，实现还权于民。在这个阶段，有志于改革的精英，无论是知识精英还是权力精英都需要走出围城，从人民那里获得权威，增强改革动力，人民也必然要走到改革的前台。在改革的第二个阶段，要根据民主原则确立新的制度体系。在这一阶段，民主制度进入实际运作过程。民主的运作要依靠取得人民授权的少数（姑且称为“新精英”），他们代表人民行使权力，为了避免精英联合起来变成针对人民利益的合谋，制度使他们彼此制衡。在现实情况中，两个阶段也可能在同一时间进行，即，新的制度先在局部取得突破，在“立”的过程中实现“破”，然后一步一步扩大改革成果，最后完成制度革新。但这改变的只是程序，没有改变任务的性质。

精英的力量十分有限，没有能力垄断改革。也没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可以垄断改革，原因是没有某一利益集团可以有效控制各种利益博弈的结果、程度和范围。一个集团甚至不能有效控制自己内部的利益博弈。采用哪种改革方式，是自上而下的变革，还是自下而上的变革，同样是一个博弈过程。它不只是改革的力量与革命的力量的博弈，还有改革力量与改革力量的博弈，顽固力量与顽固力量的博弈，改革力量与顽固力量的博弈，革命力量与顽固力量的博弈，每一对力量的博弈都形成一种动力，并深刻地影响到其他博弈的结果。最近的一个突出例子是，薄熙来与王立军的博弈对中国政局大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只有针锋相对的利益博弈才有可能出现某种真正的妥协，从而以最少的代价完成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