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马克思到列宁:从学术理论到权力“真理”的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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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卧云  

   一

   “如果有希望的话,”温斯顿在日记本上写道,“它就一定在群众身上。”

   温斯顿是大洋国真理部的职员,他的工作就是篡改(官方称为修改)报纸上的报道,使过去的“事实”符合现在的需要。在这个国家,最高领袖老大哥的话就是真理。老大哥的形象出现在无处不在的电子屏幕上——后者除了发布经官方审核、由官方发布的信息,也用来监视国民的一言一行。温斯顿生活在这个社会里感到窒息。他需要自由,需要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而官方已经规定,二加二等于五。

   秘密地、有组织地反抗在严密监控下的社会是毫无可能的,温斯顿于是把反抗的希望寄托在群众身上,不仅因为群众占了大洋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五,而且他们不需要经过长时间和秘密组织就能行动起来,温斯顿想,他们只要起来挣扎一下,就像一匹马颤动一下身子就足以把苍蝇赶跑。

   然而,群众让他失望了。一次,他正走在街上听到愤怒的人群的咆哮声。他的心开始碰碰直跳!群众革命终于爆发了!伟大的历史性时刻来临了!他迅速赶往出事地点,发现原来是一群家庭妇女在围着卖铁锅的摊贩在争抢铁锅。他认识到这就是群众,他们就像阿根廷平原上牛群一样自由生活,管理他们只需要简单的几条规定和一种初级的爱国主义就够了。甚至不需要向他们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

   彩票是群众唯一真正关心的事和他们的人生乐趣。彩票每星期开一次奖。群众虽然只能中一些末奖,因为所谓奖金基本上都是虚构的,中大奖的人是不存在的,但仍然让他们兴趣盎然,有许多人专门靠卖中奖秘笈、预测中奖号码、兜售吉利信物为生。在充斥着思想警察的大洋国,他们,群众,被允许享有思想自由。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思想。群众有什么意见和没有什么意见,对大洋国都是无关紧要的。

   二

   英国小说家奥威尔1948年发表的《一九八四》所创造的大洋国是苏联的翻版。苏联创造了一种新人类,这就是“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无产阶级”被包括在“人民群众”之中。无产阶级的概念虽然是马克思创造出来的,但作为实体则是列宁和俄国的革命者创造出来的,当工人阶级被灌输了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思想后他们就成了一个崭新的、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工人群众不但人数众多,而且天然地具有在大工业生产中的组织性,最重要的是他们很容易接受革命者的无产阶级思想,成为摧毁旧的国家机器现成的工具。显然,思想灌输只能对以文盲居多的工人阶级才会产生效力,而对知识分子——他们有自己的世界观——则没有大多作用,对他们需要进行思想改造。

   1922年,在俄国新政权取得了内战胜利、稳定了国内局势后,一个由作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构成的群体被驱逐出境,他们被认为是不可能被改造和没有希望转向共产主义信仰的人。这些人中就有哲学家尼古拉.别尔嘉耶夫。他出身贵族,青年时期就放弃了贵族社会的偏见和利益,并被共产主义学说所吸引,参加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后来他转向了唯心主义。他把自己与共产主义的对立归结为两个原则上的对立,精神自由原则和个性原则,俄国革命中所暴露出来的消灭自由、否定个性与他对精神价值的追求格格不入,他永远不能成为某种“正统思想”的拥护者,在他看来,人的精神不依赖于社会和国家,不依赖于外在环境。他在1918年组织了“自由的精神文化科学院”,试图继承俄罗斯文化中的自由因素。他随后在1920年、1922年两次被捕,他没有像大部分被捕者那样自我毁谤,而是坚持原来的立场。在被逐出苏联之前他受到警告,如果再在苏联境内出现将被枪决。

   当然,在列宁“用非常手段消灭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中,别尔嘉耶夫还是十分幸运的,他得以免于杀人机器契卡的绞杀已经是党对他极为仁慈的关怀了。这位俄国哲学家无疑属于反革命分子之列,任何对共产革命的怀疑、异议都是革命无法容忍的罪恶。他所捍卫的自由不是指人民的自由,而仅仅是他纯粹的个体精神的自由,他对不自由的反抗是纯粹的个人的精神反抗,是对思想改造的抗拒。自由是一个含义复杂的词语,经常在不同意义上被人们使用。自由可分为不同层次的自由。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自由是相对于监狱而言的自由,一个被关进监狱的人叫做失去了自由,这一自由被称之为人身自由,也是最基本的自由,也是群众所拥抱的自由。在另外一个通常的意义上,自由与奴役相对立,把自由作为反抗暴政的思想武器,美国革命者亨利在议会演讲时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呐喊就是向暴政的宣战,暴政对人们的奴役就是把国家变成一所巨大的监狱,在这里,不但人们的行为受到监控,人们的思想也受到监控。在第三个意义上,自由是探索真知和真理的自由,我认为这也是自由的最高境界,即别尔嘉耶夫所秉承的苏格拉底、经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以来的西方自由传统,称之为灵魂的自由或心灵的自由更为恰当。它是只有少数人才会去拥抱的自由。苏格拉底坦然面对死亡,是因为他把死亡当作灵魂最终逃脱肉体的枷锁、获得完全独立和自由的绝佳机会,他认为,只有彻底获得了自由的灵魂才能更好地发现真理。

   相对于西方世界,地处边缘的俄国形成了独特的边缘文化,在俄罗斯的精神中既有西方的自由主义因素,更有强大的东方专制主义传统。一方面它努力跻身于西方世界,从彼得大帝开始,它就把西方当作自己的精神归宿,在推翻沙皇、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的革命中,俄罗斯人向西方寻求指导,在共产主义政权的瓦解后,他们同样以西方政治模式构建新的制度体系,对俄国人而言,这只是一次政治文明的回归,而不是全新的开端;另一方面它又总是与西方世界格格不入。它喜欢强调自己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性,也就是俄罗斯特性。对西方来说,它是落后的、野蛮的,不但在苏共时代它被视为“邪恶帝国”,即使是它今天的民主依然无法褪去鲜明的专制主义胎记。

   俄罗斯的地理、历史和人民共同形成了它独一无二的特性,正是这种特性,也就是这种特殊的土壤,产生了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产生了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对世界的影响之大史无前例。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不是遇到列宁这样的信徒,或者有列宁这样的信徒但没有俄罗斯这样的社会,都不可能在二十世纪产生一场可怕的、改变世界的共产主义实验。列宁是这样一个人,一个非常执着的行动家,一个毫不妥协、极具斗争精神的组织者,一个总是真理在握、使他人坚决服从自己的领袖,一个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策略家,一个具有强大的证明自己的错误结论是正确的天才,一个毫不犹豫的砍掉几百万人脑袋的革命家,他的马克思主义引路人普列汉诺夫对他有过精彩的描述:“他是多面的。像变色龙一样改变自己的颜色。他同知识分子在一起时是知识分子,同工人在一起时是工人,同农民在一起时是农民。他是必然的又是偶然的,是合乎逻辑的又是不合逻辑的,是简单的又是复杂的,是始终如一的又是前后不一的。”他把马克思主义的极端化显然比他导师普列汉诺夫更正统的、少些极端的马克思主义更能吸引俄国革命者——他们多数人渴望很快成功,很快掌权,列宁成了多数派布尔什维克的领袖,而普列汉诺夫则退入到少数派孟什维克的阵营。列宁的极端主义再一次在1917年大获全胜,使他赢得了民众,并最终赢得了政权。对几乎没有什么文化的大多数,列宁简洁大胆的口号非常符合他们的胃口,他向群众许诺给他们土地,许诺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很快在群众的支持下把政权从主张自由的临时政府那里夺了过来。俄罗斯群众非常能理解权力、面包、土地这些实用、具体可感的东西,但理解不了自由。自由对他们太抽象了。获胜的布尔什维克成了国家的主人,党的全面专政降临到俄罗斯人民的头上,自由从此成为了俄罗斯人最遥远的奢侈品。

   三

   自由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也是最后理想。即便在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最高级、也是最后的社会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也是它的目标之一,反映了西方文明中最基本的一面。不管马克思如何叛逆和激进,西方自由主义基因在他的思想中并未泯灭。但是,他的思想不可能在富裕的西方社会获得足够的信徒,他的反民主思想同西方文明相冲突,只能朝向东方那块贫瘠而专制的土壤传播和发展,他的关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目标在列宁版本的共产主义中彻底消失了,只有不可抗拒的国家力量和强大的领袖意志。

   把马克思和列宁相提并论,无异于把柏拉图和希特相提并论。马克思是一个专职的学术工作者,他的工作始终没有脱离一个学者独立的探索,而列宁是一个以掌权为目标、并成功地掌控了国家权力的职业革命者和统治者,他们的动机截然不同,对于列宁,马克思主义仅仅只是为我所用的工具。以生产知识为业的马克思可以自由发表观点,理论可以极端,并且需要以某种极端来体现它的价值,但权力需要谨慎,需要平衡各种冲突的利益,一旦以掌权为目的的列宁自由实施统治,灾难之门就打开了。

   生产知识为业者最容易成为自由的热爱着,他们的工作性质本质上就是精神探索,就是探索科学真理。他们探索出来的结论是未必都是真理,谬误在所难免。在思想界、科学界和理论界,即使是谬误也不是没有价值,谬误是通向真理的必由之路,没有谬误和错误就没有真理的产生。真理是从谬误中引申出来的,谬误和真理不是对立关系,而是相互依存,马克思的学说错误和真理并存,他所发现的真理就存在于他的谬误中。作为理论和假设,它不乏真理的洞见,但它有矛盾,有不切实际的空想,有不能自圆其说的地方,在事实与逻辑之间不免顾此失彼,它的实现共产主义路径无产阶级专政与共产主义社会的自由就是相互矛盾的,专政无法达到自由,因为专制无法达到自由,一个阶级的专制最后都必然是个别人的专制。

   思想家和理论工作者通常是理想主义者,为现实发现一个新的可能性,因此他们对现实采取批判的态度。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无情的,他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共产主义社会。作为学人,马克思当然知道自由的重要性,他在英国长期从事写作的学术,享受着英国的自由。自由是学术的生命,也是理论的生命。理论创造不但来自于自由的学术环境,理论成果也只有交予自由的讨论和批判才能获得生命。柏拉图哲学的巨大生命力是它一直在思想和学术市场上经历讨论和批判,柏拉图《理想国》的空想成分无疑比马克思学说的空想成分更多,极权主义思想比马克思更严厉。每一种理想,每一种学说,每一个观点,都是人类思想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作为共同的思想资源的一部分,其价值仅仅是讨论性的和启迪性的,在讨论中不断才能不断显现其启迪的意义。

   人们说世界万物都有自己的对立面,但有三样是没有的,那就是上帝、爱和真理。上帝是独一无二,是唯一,不可能有对立面。爱也没有对立面,仇恨不是爱的对立面,真正的爱是对恨的完全超越。同样,谬误也不是真理的对立面,真理与谬误是一体的,消除了谬误也就消除了真理。只有当有人自恃掌握了真理而挞伐谬误时,这才是绝对的谬误。

   列宁把马克思理论共产主义变为权力真理不可避免地深陷谬误之中。马克思是一个畅想未来的理想主义者,列宁却是一个为权力而战的冷酷的现实主义者。权力真理是不容怀疑的,更不容讨论,它理所当然地把一切不同声音都当作必须铲除的谬误。真理为权力服务,符合权力需要的才是真理,列宁按照权力的需要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权力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自由,马克思的自由思想自然要被列宁所舍弃,而发展其专政的“内核”。

   自由只有在失去之后才显得宝贵。的确,自由不向人们许诺面包和权力,自由不向任何特定的人许诺成功,但它向所有人敞开机会之门,让他们在竞争中证明自己的优秀,这正是自由的根本价值所在。自由意味着不接受一切固定的结果,意味着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它始终为各种林论和制度保留竞争的舞台,它的开放性使它具有发现和发展最好的理论和制度的能力。

   四

奴役人民的统治者从来不是把人数上占多数的群众作为重点奴役对象,而是把追求真理和自由的少数理想主义者作为主要奴役对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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