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卧云:民初的那些政治玩家们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80 次 更新时间:2015-02-05 21: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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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卧云  

   辛亥革命缘何失败,或者说民主宪政在清末民初缘何失败,是一个许多人——从历史学家、政治学者到爱好历史、关心政治的人——都非常感兴趣的话题,对它做过不计其数的研究,得出过各种不同的结论。对辛亥革命的研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那个短暂的时期毕竟是这个古老的国家离现代宪政民主最接近的时刻。

   政治如游戏,是我在前一篇文章《中国需要一批文明的这种游戏者》中提出的看法。从游戏的观点看,先立规矩,再玩游戏,是游戏正常展开必须遵循的程序,也是唯一公平的程序,但武昌革命爆发后当时的政治游戏者却在规矩未立的情况下先玩起了游戏,最后使整个游戏无法进行下去。

   一

   找出历史的真值十分不易,除了事件本身的复杂性,还有人们的认识和判断易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干扰,但总有一个真值,或者有不止一个近似真值。

   一度最有影响也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鲁迅在小说《阿Q正传》中所表达的主题。阿Q是一个穷苦的过着流浪生活的农民,当辛亥革命来临的时候,虽然不懂革命的含义,把革命与报复自己的仇人、满足对异性的生理需求联系在一起,但他也感到了时代变了,感到了革命能够使自己的命运反转,于是开始神往革命和造反,并为此跃跃欲试,但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假洋鬼子”不准他革命,最后糊里糊涂地被革命党抓进大牢,并被杀了头。

   鲁迅要说的是,这是一场没有民众参与、民众也不理解的革命。这个观点与清末以来在精英中十分流行的“开启民智”的观点是一致的,它得出的必然结论是,由于民智未开才致使辛亥革命不彻底并终于失败。革命党虽然进了城,但知县大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原来的老把总。在鲁迅的心目中,革命应该首先是彻底改变人吃人的社会,把压迫者如假洋鬼子、知县大爷和带兵的老把总等一干人统统赶下台,可革命却只是使他们换了个名头,继续作威作福。鲁迅让阿Q做了革命的牺牲品既是革命失败的证明,也是对革命的讽刺。

   鲁迅是那个时代目光非常锐利而深邃的人,他近距离地观察了辛亥革命,也亲身感受了辛亥革命。但对一个宏大而复杂的历史事件观察,距离太近不是一种优势,反而是一种劣势。一段历史常常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段才能清楚地显示其全部后果,而辛亥革命这段对于这过国家而言从未有过的实验需要更多的参照才能更好地理解。在一个民众普遍愚昧的社会,开启民智往往不是改革和革命的条件,而是改革和革命的结果。革命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主要由精英参与的革命,一是由底层的、体制外的精英发动下层民众的革命,还有一种革命是民众力量的突然爆发。第一种是温和的革命,它实质上也是改革,如美国革命,对精英来说,革命是的目的改写规则,第二种是暴烈的革命,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都是,对底层精英来说,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压迫者和翻身做主人,同时也必须用鼓舞人心的口号进行最广泛的力量动员。第三种革命的主要表现是当代发生的广场革命,其性质是和平抗议,其形式是短暂爆发,破坏力很小。辛亥革命是一场精英革命,虽然孙中山对“士大夫醉心功名利禄”感受颇深,非常失望,只能去下流社会的会党中寻找革命力量,但在1911年,革命党人、立宪党人、新军、地方士绅、清廷官僚,包括鲁迅小说中的知县大爷和带兵的老把总等等都加入到了革命的洪流中,这才使革命有如狂风扫败叶一样很快在各省取得了对清政府的胜利。武汉三镇没有发生过什么激烈的战斗就被革命者收入囊中,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接着,长沙的两股新军一枪未发即占领全城,大功告成。仅两个月内,内地18省就有15个省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这是一场由妥协而成的革命,由于妥协才最大限度的减少了流血,有了一场基本上可称和平的“光荣革命”。

   人们很容易出于道义或由于同情心的作用,希望下层阶级的阿Q们成为革命的主力军,并最后享受革命胜利的果实,但阿Q革命成功真的会比知县大爷、举人老爷成功更接近革命的真正目标吗?阿Q离开土谷祠住进华堂广厦,彻底翻身得解放,这是鲁迅在内心里希望看到的结果,但阿Q的愚昧又决定他不可能参与到革命中来,于是唯一的出路似乎就只有用笔杆子去完成开启民智未竟之业了。但是,如果只有先完成对阿Q们的启蒙才能进行社会和政治改造,那么可以肯定这将是一条永无希望、没有尽头的路,启蒙的力量永远不及生活环境、历史惯性以及愚民教育、洗脑教育的力量。

   二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名言“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非常精要地指出了历史的真义,也是历史学的真义。历史与历史学很难区分,客观历史与主观历史很难区分。人们总是从当代的问题出发研究过去史,一方面,过去史只有变为当代史才是真历史,即克罗齐所说的“活的历史”而非死的历史(死的历史是编年史),一方面,历史研究又必须秉持忠实于历史的立场,必须避免武断,牵强附会,也就是梁启超批评的“强史就我”、“一切史迹则供吾目的之刍狗而已”的做法。在写活历史和忠于历史之间做到不偏不倚是一件具有很高技术含量的活儿。

   在近年改革话语、告别革命的话语和所谓保守主义话语影响下,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和历史叙事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其一是贬低辛亥革命而抬高清末宪政改革,其二是贬低孙中山和革命者而抬高与革命党势不两立的袁世凯,两种倾向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如果不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从中搅局和捣乱,清廷的君主立宪以及后来的袁世凯都将逐步地把中国引向民主共和与宪政。根据这一观点,辛亥革命不是失败的问题,而根本就是一个错误,是不该发生的革命。对清廷的假设,依据在于论证清政府的改革出于真心,而不是以往人们通常所说的那是假模假样的改革,对袁世凯的假设,依据在于他是朝廷著名的改革家,而他在当了大总统后实行中央集权对于混乱的中国则是一剂必要的良药,在一些人的研究中,袁从“窃国大盗”跃进“伟人”的行列。

   历史研究不能凭假设作出结论,不能把假设当作将会发生的事实。清末至辛亥革命这段历史不是某一种或两种力量决定的,它是一场剧烈的和十分复杂的社会历史运动,是各种力量和思想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结果,单纯从某个因素、某个方面去探寻革命爆发的原因和革命失败的原因都不是办法。清廷立宪是真心还是假意对于今天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相关各方认为它是真心还是假意,因为这会直接促使相关方面采取行动,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还是伟人对于今天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时的相关方认为他是窃国大盗还是伟人,还是因为这会引起各方作出反应。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如孙中山、袁世凯当然是必要的,对清政府在实施新政中的表现也可以重新评估,但要从中引申出宪政在清末民初失败的原因则不可能。清政府答应召开国会和实行内阁负责制,离宪政还非常遥远,可以说要多远就有多远,它不可以把国会变成橡皮图章吗?内阁负责制在皇权时代一直有某种近似形式的存在,它难道不会是传统的沿袭?宪政的先决条件是多党竞争和言论自由,对于清政府来说,就是必须解除党禁、报禁,但它并没有这样做。是指望内阁总理袁世凯来完成上述改革吗?还是指望袁世凯之后或者再之后的某位伟大改革家来完成,最终过渡到宪政?

   辛亥革命的发生绝不是激进的革命党登高一呼就到来了,革命党根本不具备反转乾坤这样伟大的号召力,这只有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才能做到的事。1911年的清政府,它对社会的控制网络依然还在,依然在任命大臣、官员和调度军队,北洋六镇作为政府力行军事现代化改革的成果依然忠于朝廷,是政府可以依赖的中坚,也是全国一支最强大的军事打击力量。在社会舆论上,后来的人们发现,这一年的媒体和出版物上很少出现“革命”一词,倒是1903年到1906年几年间“革命”出现的频率陡增,之后则逐年减少。1911年看来又要平平静静地过去,可是10月10日这天出现了惊天逆转。武昌小股新军起义起初看上去更像是一个地方性事件,北洋军队及时赶到出事地点,对付武昌的事变不在话下,并且不久就控制了武汉的局势,但此后清朝的省级政权经历了戏剧性的、雪崩式的解体,貌似强大的地方控制网居然像蜘蛛网一样轻轻一拂就已荡然无存。这种情形既无法用偶然性加以解释,也不是任何外部力量所能左右,只能归结于时代不可抗拒的强大内因发生作用,思想激荡和力量激荡共同造就了辛亥革命。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场社会运动,是那一代人的各路精英在没有任何强加的情况下的自觉选择,反映了历史必然性。这使它区别于后来的国民革命和共产革命,后两场革命是纯粹的军事运动,它们都有一个核心的军事集团进行领导,胜利的集团把结果强加于社会。

   要认清和准确理解这场革命,需要我们尽可能地在头脑中恢复当时的历史场景,主要是1912年到1913年的历史场景,一个由各种政治力量摆开的历史大舞台,有剧情,有布景,有人物,有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人物之间有角力,有纵横捭阖,剧情中有希望,有挫折,有跌宕起伏,最后是希望的破灭。我们需要全景式地俯瞰这个历史大舞台。

   三

   辛亥革命在性质上是精英革命,而不是发动底层民众的革命,是“假洋鬼子”、知县大爷和老把总的革命,而不是阿Q的革命,这是我们俯瞰辛亥革命得到的图景,也应是分析辛亥革命的立足之点。从起源的角度看,宪政和民主主要是精英们玩政治游戏的杰作,在游戏中,精英们既合作又对立,形成政党政治,并形成一套合理的规则,使之合作但不至于合流,对立但不至于分裂。

   辛亥年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这样几个方面的力量:1,革命党人和新军官兵。同盟会自成立起就致力于推翻清朝政府,宣传革命,产生了一批有重要影响的革命领袖和活动家。1901年到1907年中国有两支新军,袁世凯编练的北洋军和张之洞在湖北编练的自强军,1907年后各省也开始组织新军。在各省的新军中,有较多的留日学生和留日军官,他们中不少人在东京参加了同盟会或者与革命党人进行接触,包括如云南新军的统制蔡锷,山西新军的标统阎锡山,自强军更是革命党人扎堆的地方。南方各省的新军是革命的基本力量。2,立宪派和上层绅士。上层绅士是清末改革的推动者, 1900年代主张立宪的主要势力,新成立的省咨询局成为了他们的大本营。他们发动和领导了收回矿权、路权的斗争,在四川、湖南、贵州、江西、广东等省份,他们是推翻清廷的重要力量。3,旧官僚。1905年日俄战争之后,西方国家的立宪、共和、国会、政党政治等概念,已为朝野上下共同使用,君主立宪成为朝廷改革的方向。除了南京临时政府是由同盟会主导,无论是在湖北军政府中,还是在袁世凯担任总统期间的北京政府中,他们都是最重要的成员。

   但这些方面的力量并不是固定的政治派别,在即将来临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争斗中,精英们或根据自身利益,或由于观点相异,或由于地方主义,快速地足以令人眼花缭乱地分化、组合,有以利益结盟的,有以立场聚合的,有以地域引类的,形成新的政治派别和集团。最早和最大的政治组织同盟会在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后就处于涣散状态,辛亥革命后,光复会创始人、同盟会老资格领导人章太炎另组统一党,专为反对同盟会,称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自己组党为的是“以排一党专制之势”。袁世凯的老部下唐绍仪成为袁世凯的第一个内阁总理后,很快就与袁世凯龃龉不断,分道扬镳。

武昌起义后的中国局势与美国革命期间的北美局势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北美13州脱离英国政府而成为各自为政的独立政治实体,但每个州都认为自己是属于北美联合体中的一员,中国各省脱离北京政府的领导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但它们也都认为自己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中的一员。两者最大的区别是革命的精英不同,北美的革命精英具有很大的同质性,他们有相同的政治理念和政治理想,在根本的政治原则上精英们都是一致的,在殖民地时代他们就有了宪政的实践经验,他们谙熟议会政治的运作,因此北美精英在制宪会议上的分歧不是根本性的,不是不可调和的。辛亥革命的精英却有着很大的异质性,他们中一部分人对未来政治抱有理想主义情怀,致力于建造一个民主共和国,但更多的人是从传统的权力上得失上看待政治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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