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东:1978年,省部级官员的改革举动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69 次 更新时间:2013-01-02 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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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是一个人心思变、除旧布新、兴利除弊的关口。当时不只是中央最高层有一批立志改革的领导人,在省部级官员中,也出现了一些敢于从实际出发,突破陈规的杰出人物。试举二例。

其一是林乎加,他在1978年5月从上海市委书记调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上任后,很多人向他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把考试合格的学生都录取下来。与会者说,主要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林乎加问,有没有教师?他们说,有教师。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嘛!这样就没有宿舍问题了。这个想法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大家态度都很积极,提了很多建议,最后决定把一些中学拿出来做校舍,办公经费和教师的工资,以及必要的试验设备,由市财政负担。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属于教育部直接管理,需要向教育部请示。教育部当时的领导不太赞成这个做法,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认为,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邓小平和彭冲访问朝鲜归来,曾在天津住了两天,对天津各项工作很支持。林乎加就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说明大学闲置教员很多,不能人尽其才。市里有能力办一些分校,让更多的青年上大学,但教育部不太赞成。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得到批示后,天津就放手干起来了。依托已有的大学,天津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1978年10月,林乎加又调到北京任市委第一书记。当时,1978级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于是,林乎加先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所有的人都赞成。接着,以北京市委名义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所有大学校长参加的会议。林乎加说,有那么多考试合格的青年不能进学校读书,这对他们不公平。可能他们一生再也不会有机会上大学了。希望在座的校长能够支持市委办分校的决定。这个决定当即得到了所有大学校长的支持。会后都表示,要千方百计地克服困难,尽早把分校办起来。北京市委与各高校协商的结果是,由各校派教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到分校主管教学,利用本校的教学设备来解决学生的实验和实习问题。办学经费和校舍由北京市解决。市政府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本建设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的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短短的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1978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500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16800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走进了大学课堂。就规模而言,北京市1978年扩大招生的幅度大大超过百分之百。但历史已经证明,这次扩招的效果完全是正面的。分校毕业生与本校毕业生相比并不逊色,大多数都成为各行各业的专业骨干,还涌现一批杰出的人才。可惜,教育部对此并不欣赏。他们倾向于限制考生年龄,让高校以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有社会经验的大龄考生则分流到广播电视大学等成人教育机构。这样做虽然减轻了高考的竞争压力,但不利于营建学生之间互相学习的氛围,使校园生态走向单调。

其二是赵凡,1978年任农林部副部长、农垦总局局长兼国务院知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恢复高考以后,结束了高中生不能直升大学的禁锢。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受到强烈的质疑,知青要求返城的呼声越来越高。然而,1978年12月10日结束的全国知青工作会议,仍然决定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规定今后边疆农场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按照这一政策,兵团和农场的知青要求回城的愿望就落空了。当时,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城镇青年的就业完全由本地政府包下来,但许多大城市又拿不出这么多就业岗位。所以,尽管中央知道社会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极其不满,还想硬着头皮坚持。就在全国知青工作会议期间,云南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出了一件大事,一名上海女知青在农场卫生所难产,大出血死亡,引发了数千知青抬尸游行。知青工作会议结束后,失望的云南知青采取了更加激烈的举动。12月16日,云南农场第一批上访代表步行出发,下旬走到昆明火车站,不许登车,他们开始卧轨,阻拦火车。面对这一突发事件,中央在12月25日发给云南三条指示:一、坚持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形成的文件;二、派出调查组前往云南,就地听取国营农场青年职工的意见;三、知青必须停止阻拦火车、妨碍铁路运输的行为。同时,派赵凡飞往昆明,处理这一事件。

赵凡到达昆明以后,连夜到农垦局了解情况。省里的干部说,这是知青造反,要出动公安解决。赵凡回答,中央没有这个精神。于是,成立解决知青问题的领导小组,由赵凡和云南省长、两个省委副书记及另一个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组成。他们和知青代表见了面。知青代表说,省里的调查结果是不对的。赵凡说,要把事实调查清楚,知青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不仅要解决知青车站卧轨的问题,还要解决云南的知青问题。你们要体谅大局,我们的立场和你们是一样的。接着,赵凡率调查组来到事态最严重的西双版纳。在农场,他看到知青生活确实很苦,有的住房都要倒了。知青每天吃三两白水萝卜,一年才吃六两肉,三两油。当时,西双版纳农垦分局已经有3万知青罢工,去勐腊的公路也被挖断了,好几十辆军车被堵在那儿。赵凡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来没遇到这样狗咬刺猬,没法下手的难题。但是他还是坚持要学诸葛亮,不能学张飞。他对农场的书记、场长们说,知青停工期间,工资也要发。如果动用军队,是“四人帮”的做法。

1979年1月8日,勐定农场知青绝食。赵凡连夜出发,驱车一夜一天,赶到勐定。10日上午,他和知青代表谈话,下午和广大知青见面。在农场招待所前边,跪了好几百知青,哭成一片。赵凡也哭了。他说:我来晚了!我也有孩子插队,我也是知青家长,我一定向中央反映你们的情况。我在北京做地下工作,两次被国民党抓住。我就是为了让孩子们过上好日子!你们先回去,这里晚上冷,冻出病来,把身体搞坏了,将来回城也没法工作了。你们要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时间。

赵凡不是用空话搪塞知青。他感到,必须调整政策。从勐定农场回到西双版纳,他对调查组负责人和农场负责人讲,对于知青问题,过去我是希望保持稳定的,但这次来调查,我的看法改变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这一次要好来好去,不要再搞个乱七八糟。知青的要求很简单,让他们返城就能解决问题。云南的知青来自上海、北京、四川的比较多,赵凡就和这些地方商量怎么解决问题。四川省委的意见是,只要云南同意,四川的知青可以分批回四川。但是,上海方面觉得有困难,这么多人一下子回去,他们有压力。

回到昆明,赵凡又和省委书记安平生商量。安平生说,四川省委提出的方法,云南省委也同意。于是,他们给中央打电报:在自愿的情况下,愿意留在农场的欢迎,好好搞建设。不愿意留下来的都走。争取分四批两年走完。上海、北京方面开始有担心,谈了几次,后来他们也同意这个意见。云南省委开了两次常委会议,研究安排知青离开农场,办手续,分批走。1979年2-5月,云南农场知青的90%以上都返回到原来的城市。到1980年,云南农场的知青只剩下3000多人。知青返城大潮随后遍及全国。

1980年,中央书记处终于作出决定,从这一年暑假起,应届毕业生不再上山下乡,上山下乡运动就此终结。知青回城以后,就业又成了问题,这又在中国大地上催生了消失多年的个体私营经济。

林乎加、赵凡不是惟书惟上,而是从实际出发,开拓新局。他们推动实施的举措,完全是顺应民意。而不是借改革之名,行盘剥百姓之实。今天的中国又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时代太需要这样的省部级官员了。

来源: 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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