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利文 王峰: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中的农村“新”成分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45 次 更新时间:2012-12-28 23: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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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文   王峰  

  

   本文摘要: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新”阶级成分的出现是一个重要的特征。这些“新”成分主要包括新富农和新中农。相对于旧成分而言,“新”成分具有相似或相同的经济涵义和更多的政治涵义,因此得到了政治上的不同待遇。“新”阶级成分的认定和对待,反映了土改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老区土改问题上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效结合。

   关键词:土改 成分 新富农 新中农

  

   早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用阶级分析法来认识农村。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逐步把工作重点和力量重心转向农村,开展土地革命。从20世纪30年代前期起,中共开始在根据地内划分阶级成分,推行土地革命路线。这一做法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停止,但并未放弃阶级分析法。到了解放战争时期,中共重新进行土改,再次划定农村阶级成分。在这次阶级成分划分中,“新”阶级成分的出现是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以往学界对这些“新”成分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与“新”成分相关的政策层面,对其本身却缺乏详细的介绍。本文即试图就这些“新”成分本身作一些深入探讨。

  

   一、“新”阶级成分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中,中共对农村阶级成分的划分是这样认识的:“农村中的主要阶级成份一般可划分如下:(一)占有多量土地,自己不劳动,专靠剥削农民地租,或兼放高利贷不劳而获的,就是地主。(二)占有多量的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参加主要劳动,同时剥削农民的雇佣劳动的,就是富农。中国的旧式富农,带着浓厚的封建性,多兼放高利贷和出租一部分土地。他们一方面自己劳动,接近于农民;另方面又有封建的或半封建的剥削,接近于地主。(三)占有土地、耕畜、农具,自己劳动,不剥削其他农民,或只有轻微剥削的,就是中农。(四)占有少量土地、农具等,自己劳动,同时又出卖一部分劳动力的,就是贫农。(五)不占有土地、耕畜、农具,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就是雇农。”

   除了这5种基本阶级成分外,还出现了一些以“新”冠名的成分。在中共的各种规定、报告、批复及报刊的社论中,被提到的“新”成分大致有“新式经营地主”、“新式富农”、“新富农”、“新中农”和“新贫农”。

   “新式经营地主”是“资本主义化的地主,即地主兼农业资本家”,区别于其他地主。按照中共的文件规定,在农村阶级中,地主可以分为3类。一类是“普通地主”,即“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自己不从事农业劳动,以向农民(佃户)出租土地、收取地租作为其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的人们”;一类叫做“旧式经营地主”,即“地主之以雇工经营土地为其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而其雇工条件带有严重的封建奴役性质者”;再一类就是“新式经营地主”,即“地主之以雇工经营土地为其全部或主要生活来源,而其雇工条件属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性质者”。

   “新式富农”是相对于“旧式富农”而言的。按照中共的文件规定,“旧式富农是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耕畜、农具和其他生产资料,自己参加主要农业劳动,但是经常依靠以半封建方法剥削雇工,或其他封建性剥削的收入,作为其主要或重要生活来源,而其封建性剥削的收入,超过其纯收入的二分之一,在一般条件下,亦即超过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的人们”。而“新式富农是租入或占有较多较好的土地,占有耕畜、农具及其他生产资料,自己参加农业劳动,但经常依靠以资本主义方法剥削雇工,或其他资本主义剥削的收入,作为其生活来源的主要或重要部分的人们。新式富农中其土地之全部或四分之三以上不是自有而是租入的,叫做佃富农”。

   以上两种成分被称为“新式”,是从土地经营剥削方式的角度来确定的,即用“自由资本主义的方法”,意思是“雇工条件属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劳动性质”。从其定义来说,“新式”与“旧式”的区别,在于“旧式”获得的剥削收入是封建性的,“新式”则是资本主义性的。“封建剥削收入”包括“地租、高利贷利息和封建式雇工所产生的剩余价值”,“工商业收入、普通利息和普通雇工所产生的剩余价值,算作资本主义剥削收入”。

   “新富农”有时与“新式富农”通用,后来明确为主要是指“在当地民主政权成立以后,原属中农、贫农、雇农或其他贫困成份的农民,因为民主政府所实行的减租、清算、分配土地及其他扶助农民的政策,得到土地及其他正当利益,勤俭致富”,而上升成为新式富农者。佃富农也包括在新富农的范围内。这是通用的划分标准。另外,各地也有一些差别。在陕甘宁边区,“旧地、富在平分土地后(经历过土地革命———笔者注)又勤劳生产而上升(到新式富农)”,和“在减租地区及过去宣布过没收地、富土地并未分配的地区,某些旧地、富因改变经营方式(成为新式富农)”,这两种方式也可以产生新富农。在华北,如太行区,则不把由旧地富改变经营方式而产生的新式富农列入“新富农”,而是单列为“下降富农”或以富农加注。

   “新中农”是指在当地民主政权建立后,有些贫雇农上升达到中农条件而成为中农者。与其相对应的“老(或旧)中农”,系指过去一直维持中农地位者。另外,还有旧地富下降而成的中农,为中农中的第三类。

   “新贫农”的说法很少见。只有太行区党委于1946年10月规定的农村阶级成分划分标准提到:“由工人、雇农、赤贫获得一部分土地和其他生产条件,其情况如同贫农条件者得划为贫农(新贫农)”,即“新上升的贫农”。

   “新雇农”的说法也有提及,指“在土地改革后新发生的雇农”。综合土改的要求和操作看,新雇农似乎是针对土改后流入的移民或难民而设,与土改本身无关。

   由此可见,解放战争时期土改中的阶级成分之“新”,大体上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土地经营方式上的“新式”,即“资本主义方式”,相对的是“旧式”或“封建式”;另一方面是指时间上的“新”,相对的是“老”或“旧”。前一方面强调的是经济生活方式,因而主要是一种静态的考察角度;后一方面强调的是近期内的在中共政权下发生的变化,因而主要是动态的考察角度。

   但是,时间概念上的“新”并不必然被归类于“新”成分。土改政策规定,“老解放区的地主、富农,在民主政权下因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清算斗争,或其他原因而下降,凡地主自己从事农业劳动,不再剥削别人,连续有五年者,应改变其成分,评定为农民(按实际情况定为中农、贫农或雇农)。富农已连续三年取消其剥削者,亦应改为农民成份”。这些中农、贫农或雇农,虽然在时间上符合“新”的含义,却没有被定为“新”成分。在各种土改文件中,“新中农”一词均指贫雇农上升而成的中农。例如,习仲勋在《关于分三类地区实行土改的报告》中涉及如何对待陕甘宁边区老区地主富农时,提及部分人的经济地位变化,用词是“成为中农或新富农”,而不说“新中农”。一般来说,地富下降为中农、贫雇农者都需要加“下降”的注解。有的地区甚至“规定过去地主、富农降为贫农者,称为地降贫或富降贫”

   以区别于正常的贫农。即使在出过“新贫农”规定的太行区,对中农下降而成的贫农,也列入下降贫农的范围,而不是新贫农。在西北局的文件中,还提到一种情况,“在老区中革命后个别由贫苦成份上升为富农,封建剥削又很重者”(占其总收入的12.5%以上),也不属于“新富农”,而被称为“新上升的旧式富农”,属于旧富农。

   在土改中,对“新”成分的认定,除了对经济地位进行分析并进而联系其政治态度外,还包括赋予分析对象一个法定的身份。以往讨论“新”成分的论文,往往只局限于其经济涵义和政治涵义。在中共文件及中共领导人对“新”成分的论述中,大多数情况下,也只包含这两方面的意思。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等领导人讲“吴满有式的新式富农”,并不含有认定吴满有的家庭成分就是(新)富农的意思(土改中吴满有家被定为中农成分)。同样,1949年5月张闻天所谓农村党员“向新富农转化”,也并不是说其法定身份变成了(新)富农。

   在土改实践中,“新式经营地主”,因为其“土地所有权是封建性的”,加上“自己不劳动”,靠剥削生活,所以注定成为中共反封建土地政策限制和打击的对象。在阶级成分认定中,也并未单独列出,而被划归地主类。“新贫农”并非普遍性规定。“新雇农”也非土改中的成分。“新式富农”虽然在土改初期被规定为成分之一,但很快被含义更明确的“新富农”所取代。因此,兼具经济、政治、身份涵义的“新”成分的认定,主要包括了“新富农”和“新中农”。“新中农”里又分出“新上中农”,指剥削量不超过25%,生活较富裕的那些户。

  

   二、影响“新”成分认定的因素

  

   影响土改中“新”成分认定的因素,集中表现在时间和地域上。

   从时间上看,“由于对土地、耕畜、农具、家屋等生产资料占有与否,占有多少,占有什么,如何使用(自耕、雇工或出租)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的剥削被剥削关系,就是划分农村阶级的唯一标准”。执行这个标准(计算剥削关系)是有时间段的。土改时期下发的关于阶级成分划分的文件中对各类成分的形成或变化,一般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如旧日地主降为中农、贫农或雇农,需要连续5年“从事农业劳动,不再剥削别人”,富农的下降则需要连续3年取消剥削,富农成分的形成要连续过富农生活(剥削)3年以上,形成中农成分(及以下)要求连续过该类成分生活满1年。其中,重要的是时间计算起点,就是从什么时间点向上逆推,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新成分的认定。这个时间计算起点一般被定为该地开始土改的时间。

   “新”成分本身就反映经济地位的变化。另一个时间点更重要,就是该地中共新政权建立的时间点,因为依据农户此时间点的经济条件所判定的成分,直接影响到“新”成分依据的成立与否。依中共的政策规定,从新政权建立的时间向上逆推3年,是认定划成分对象原成分的依据时间段。陕甘宁边区一般以土地革命为标准。如1948年4月,陇东地委在元城子会议上决定:考察阶级成分的变化以土地革命为标准(该地区一般为1936年)。而华北一般以贯彻减租减息时间为标准。晋冀鲁豫区的报告称,“在我区,应以当地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在老区以减租减息为标准,新区以反奸清算为标准)前,往上连续推算三年,按本人当时实际的社会经济地位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能再往前推算成份”。晋察冀边区冀察地委也有规定:“我区所谓建立民主政权,应以开始贯彻减租减息增资政策为标准,不以政权形式为标准,也不以贯政彻底与否为标准,只要何时贯政即算建立民主政权”。

   从地域上看,在进行土地改革时,中共把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分为3类:日本投降以前解放的地方为老解放区(老区),日本投降以后至全国大反攻时(1947年9月)所占地方为半老解放区(半老区),大反攻以后,所占地方为新解放区(新区)。不同的地区实行土改的内容和步骤上有所不同。因此,在“新”成分认定上,各地也就有所不同。

   新富农的认定,是土改中阶级成分认定比较复杂的部分,即使在老解放区,不同地区也是有差异的。同时,它又是最能体现政策灵活性的东西。因此,在现实操作中,各地执行的标准也依据实际情况有一定差异。

作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硕果仅存的老根据地,陕甘宁边区情况比较特殊。其中一部分地区经历过土地革命,也定过农村阶级成分;另外的地区归属中共彻底控制也比较早。抗日战争期间,经过减租、清算等政策,地主、旧式富农大为减少。在这一时期,中共出于“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需要,大力提倡“新式富农”的发展,把它作为边区农民的未来方向,并为此发动过著名的“吴满有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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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共党史研究》20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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