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林:莫言的批评者们错在何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55 次 更新时间:2012-12-20 11: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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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福林  

  

  当中国小说家莫言这周初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话题吸引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诺贝尔文学奖经常授予那些强烈反对政治压迫的作家。如果一个获奖作家来自那些最近卷入政治斗争的国家、受到独裁统治压迫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其作品的文学价值所受到的关注往往会和他的名声不成正比。就算委员会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来自政局稳定、经济发达国家的作家,也往往倾向于授予那些代表着全新的、受压迫或是被边缘化声音的作家,而不是单纯从文学价值角度出发。因此很多观察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政治化”的。该奖很少授予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并和当局保持良好关系的作家;除了莫言,我想只有1965年获奖的前苏联小说家米哈依•肖霍洛夫(Mikhail Sholokhov)是个例外。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这种“政治化”特性的关注显然对莫言不利。莫言早先曾经做过一个声明,希望自己的同胞、被监禁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但在抵达斯德哥尔摩不久后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却刻意和这个声明保持距离,并声称所有国家都存在审查制度,它也有一定积极作用。其后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指责委员会将文学奖授给莫言,她引述生活在社会主义专制政体之下的种种恐怖,认为莫言与中国政治专制同流合污。其他人也纷纷攻击他以前的所言所行,认为他并没有对中国的政治犯与流亡作家们表示道德上的支持。

  和许多作家一样,莫言并不习惯当众发言,面对要求他就言论出版自由等问题表态的压力,他似乎被吓了一跳。如果这个奖是文学奖,那么,莫言是个拥有众多拥趸的高产作家,这样不就够了吗?文学作品本身不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吗?莫言在斯德哥尔摩所做的获奖演讲中也表示自己希望由作品来说话。尽管最初的讨论大多围绕莫言的政见展开,近期的文章开始更多关注他的文学作品。这些评论值得细读,它们有助于回答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莫言在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乃至他的批评者们在多大程度上忽视了他作品的文学价值。

  在最近一期的《凯尼恩评论》(Kenyon Review)中,小说家孙笑冬(Anna Sun)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莫言的病态语言》(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序言中引用了《日瓦戈医生》(Dr. Zhivago)中一段长长的名言,激情澎湃地控诉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孙的文章试图阐述莫言的小说在艺术上的弊病,以及它为什么不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并没有对莫言的某部具体作品进行描述或阐释,但是做出了下面一系列结论:莫言的小说缺少重要的英语作家们用于记录艰难时世的那种“美学信念”;因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对汉语所做的改造,所以莫言的语言是“病态的”,而且是与伟大的中国文学传统割裂的;这种语言的病态体现在它杂糅了多种不同的语言种类(旧的、新的、粗鲁的、优雅的以及革命化的),而他的主要翻译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为莫言作品创造出的翻译文体在艺术上其实比原作要强。孙并没有提出哪位中国作家可以取代莫言,更值得被诺贝尔奖考虑,到文章最后,她不仅质疑莫言的获奖资格,而且似乎觉得这个奖根本就不应该颁给中国作家。

  孙笑冬先是把莫言获奖放在文学与政治历史的大环境中考量,对于莫言的风格——即诺贝尔奖公告中所说的“幻觉现实主义(hallucinatory realism)”——应当如何理解,给出了很有启发性的思考。孙似乎旨在从文学角度分析莫言的获奖。她说莫言的问题在于:“和狄更斯(Dickens)、哈代(Hardy)与福克纳(Faulkner)等以人类生存状况中险恶一面为题材的伟大作家相比,莫言的作品缺乏某些重要的东西——美学信念——尽管这个要素很少被提及。那些作家笔下的美学力量如同火炬般为我们照亮黑暗与人性中痛苦的真实。而莫言的作品并没有通过娴熟克制的技巧为读者照亮什么,而是充满迷失和沮丧,这都是因为他缺乏前后连贯的美学思想。在莫言的幻觉世界里充满混沌的现实,但却没有光芒照耀其上。”

  孙笑冬明确指出自己不喜欢莫言小说中的语言,她称之为“病态”。简单来说,她觉得它是各种不同语源的大杂烩;之后她又进一步将其描述为“重复啰嗦”和“可预见”;并强调这二者对于她来说大都“缺乏美学价值”。对一个21世纪的作家做出这样的评价是很奇怪的。一个世纪乃至更长时期之前的英语作家无疑可以通过单一的道德或文化观念照亮自己的世界。然而其后世界历史乃至世界文学逐渐悖离了狄更斯们的那种必然性,这正是工业革命兴起,以及帝国主义世界的道德基础崩塌所带来的后果。意识流或心理现实主义这样的先锋创作技巧思潮的崛起(包括托马斯•曼[Thomas Mann]、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和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等作家)是在“一战”之后,这些技巧被作家们用来书写历史创伤;而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和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等作家则用里程碑式的荒诞主义来对抗社会主义、官僚主义与异化的幽灵。

  用美学上的异议来掩盖意识形态矛盾是老花招了。2000年,已经加入法国籍的中国作家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我曾与中国作家协会(莫言现在是这个机构的副主席)的成员们讨论过这个话题。当时我才发现,作协对高行健获奖的“立场”,并不是指责他的作品中有什么政治上难以接受的观点(事实上,在他离开中国后出版的小说里有很多对中国政府不满的言论);而是认为高行健只是一个平庸的作家,中国有很多作家比他好,更应该得这个奖。当时和我讨论的作家们并没有说高的作品缺乏“美学信念”,但他们对高行健的批评和孙笑冬对莫言的批评很像,虽说他们应该是国家社会主义的拥护者。

  孙笑冬在文中继续解释,之所以说莫言的语言是病态的,是因为它割裂了同中国文学伟大传统之间的联系。但她对那种传统的阐释只局限在其极度抒情的一面(《诗经》、李白、苏轼等诗人、明朝汤显祖浪漫主义风格的杂剧《牡丹亭》以及清朝曹雪芹关于爱情与礼仪的杰作《红楼梦》);但却没有提及司马迁的史诗性巨著《史记》,以及《水浒传》、《西游记》等冒险、大胆而幽默的小说。诚然,读者的文学口味和标准千差万别,但中国文学史上存在抒情和史诗这两大潮流却是被公认的。孙刻意无视了许多中国文学中广为人知的巨著,而它们显然是莫言作品中想象力与风格的源头之一。莫言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长大成人,但当他成为作家,进入20世纪80年代时,无疑可以接触到中国文学的抒情和史诗两大传统,也能读到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作品的翻译,更不用说狄更斯和哈代。

  然而孙笑冬这个“病态语言”命题的最大问题其实是它否认了现代中国作家的创造力。对于孙来说,莫言的“病态语言”使他无法与品钦(Pynchon)、拉什迪(Rushdie)与德里罗(DeLillo)等同样被诺贝尔奖委员会冠以“幻觉现实主义”的作家相提并论;也无法与更早期的作家(狄更斯、哈代和福克纳)相媲美。她认为毛泽东主义对中国语言的摧毁是难以挽回的,渗透到了它的美学术语、概念与基本观点当中。

  孙笑冬认为这种摧毁显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某个时刻一举发生的。事实上,自从“一战”之后,中国现代文学在语言与文化上打破了旧有的偶像,一度出现繁荣美妙的盛况,但之后毛主席试图让文学为他的革命服务。以孙的标准而言,就连鲁迅这样的文化偶像,乃至茅盾和吴组缃等著名作家也受到这种病态语言影响。此外,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共产党运用语言和文化在内的各种高压政策粗暴地加强对民众和作家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毛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再也难以修复。孙笑冬把莫言的病态语言归结为受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影响,这个结论非常讽刺——“毛文体”(MaoSpeak)这一概念正是由莫言这一代作家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是他们这一代新文学作家所抨击的对象。总之,莫言的小说呼应了对“毛文体”那种荒诞的平庸乏味的讽刺,并把视角放在更广阔的历史与文化背景之中,而不仅仅局限在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文化之内。也正是因为这样,他的小说才显示出多种多样的语言来源。

  林培瑞(Perry Link)为《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撰文,题为《这个作家配得诺贝尔奖吗?》(Does This Writer Deserve the Prize?),为我们简单分析了几部莫言的小说。林是研究现代中国文化的重要学者,所以他没有指责莫言背叛了中国文学传统,但他似乎同意孙笑冬的看法,也认为莫言的语言是病态的。林写道:“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作家的创作怎样乃至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专制政治体制的影响,以及他或她如何对此进行调整。这个问题既微妙又关键,莫言提供了一个很有用的例子。”这是一种深刻的、心理学上的痛苦,甚至有些作家需要同汉语彻底一刀两断才能摆脱。“哈金走了不寻常的一步,不仅离开了中国,而且离开了汉语;他只以英文写作,部分原因是为了让潜意识的影响也不能干扰他的表达。”我还无法确定这就是哈金以英文写作的主要原因,但如果作家在面对母语中意识形态的包袱时竟会那么脆弱,以至于不能以母语创作出健康的文学语言,这实在是太可悲了。

  林培瑞认为这种意识和语言的扭曲主要表现在一些敏感的历史时刻,比如大跃进(1959-1962)之后的饥荒和文革时期(1966-1976),这些时刻“用一种犬儒主义和深刻的不信任毒化了民族精神,直到今天都没能完全恢复”。以莫言为例,反抗压抑、大声发言的天性被环境所破坏,变成一种犬儒主义的表达,把这些历史悲剧用幽默的方式平庸化:

  “莫言对(大跃进中的)疯狂有极大爱好,但却忽略了其中的灾难。让兔子和绵羊杂交?为什么不呢?《丰乳肥臀》中一个志愿者说:‘甭说是把绵羊的精液射进家兔的子宫,就是把李杜场长的精液射进母猪的子宫,我也丝毫不为难。’之后所有在场的人都‘怪笑起来’。与此同时,书中没有任何饥荒的迹象。书中迷恋乳房的主角需要羊奶时,有人出门就把奶买回来了。”

  历史创伤必须被纪录和铭记,但是文学和艺术,特别是自从20世纪的那些创伤之后的文学艺术,并不是简单地记录人们的经历而已。和大多数当代中国作家一样,莫言主要为中国读者写作,而不是向外国读者介绍中国历史上的悲剧。莫言的目标读者知道大跃进导致了灾难性的大饥荒,对历史创伤的任何艺术化处理都会有自己的变化和扭曲:难道林的意思是暗示莫言这样的写作风格是在洗白历史,或者向共产党献媚吗?莫言之所以选择书写那些年代,正是因为它们是创伤的记忆,而不是因为它们是欢乐的;基本上,他那一代的所有作家都在书写这个主题。林对这个问题的阐释是一种令人困惑的流于表面的理解,好像他希望文学创作在处理历史悲剧主题时应该采取忠实纪录的形式,还要附上统计数字、图表和大量叙事者的哀悼。

  任何严肃艺术家都应当决定自己究竟是在体制内工作还是在体制外创作,这一点林培瑞是对的;他的文章让我们了解了那些在体制外创作的艺术家们的遗产。但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没有被探讨过:为什么人们会决定在体制内工作?是因为他们忠于共产主义,忠于党和社会主义的荣誉吗?还是因为他们是懦夫,不能担负起用写作来推翻中国政府的事业?又或者还有其他解释?是否会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不愿过流放生活,同时热爱文学,生活在中国的一个活跃的艺术社会中,周围的人们正在通过文学、艺术音乐与电影造就一种独特的当代文化,会有这种可能性吗?

  我想说,20世纪一些最重要、最有趣的中国作家并不认为文学要为民族觉醒这个目的而服务,而他们也为自己的这个主张忍受了不同程度的痛苦。鲁迅的弟弟周作人曾在20世纪20年代的“五四”运动中极力主张打倒旧事物,后来从政治前沿退下来,把精力用于研究自由主义思想,创作优雅随意的散文。“二战”期间,既是出于个人原因,也是出于对保存文物古迹的热情,他在北京被日寇攻陷后仍然留了下来,当上了傀儡政府的官员。而当时大部分文化名人都随国民政府或革命者撤退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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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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