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斯福:应避免中产者从中产阶梯滑落

——专访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46 次 更新时间:2012-08-09 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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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斯福  

经济低迷,维持中产阶层的位置,成了全球中产阶层的忧虑,在欧债危机阴云中的欧洲中产阶层感到不安,面临经济衰退的美国中产阶层缺乏安全感,新兴经济体国家的中产阶层也无法避免地对未来忧虑。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系荣休教授王斯福(StephanFeuchtwang)7月25日接受《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记者采访,谈及欧洲中产阶层崛起的历史,欧洲中产阶层的焦虑,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印象,以及未来中产阶层可能带来的政治变化。

他认为,中产阶层不安全感增加,并不意味着其影响力和规模会减少,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导致激进的政治,中产阶层也可能通过寻找获得安全感和维持经济活动、国际事务的新方法,重新定义公民和政治社会。

欧洲中产崛起关键词:收入和独立思考

上海经济评论:在欧洲,如何定义中产阶层?

王斯福:首先是强调私人财产(privateproperty),通常中产阶层不单是指乡村地区的私人财产拥有者,主要是指城市的私人财产拥有者。在英国和欧洲的其他地方,在乡村拥有土地这一私人财产,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当然在中国拥有土地这一私人财产的历史还要悠久)。现代意义的中产阶层,强调有私人财产。

在欧洲,传统上,自由与一些商贸城市(像意大利的商贸城市威尼斯)联系在一起。而且,中产人群成为一个阶层的轨迹,开始是和商贸相关,之后又与产业资本主义的出现、发展紧密联系。进而,随着一些专门职业的出现,如医生、律师、工程师,中产阶层的规模更为迅速地扩大。这些独立的专门职业,不受贵族、君主等资助。独立、自治的职业,随着产业资本主义(industrialcapitalism)发展扩张的私人财产,这些都是欧洲中产阶层发展起来的因素。

上海经济评论:为何多数欧洲人会自认为是中产阶层?

王斯福:我认为需要区别中产阶层所涵盖的两个含义,一是中产阶层作为被鼓励去消费的身份和一种生活方式的存在。另一种以就业中的职位,来定义中产阶层。这些工薪阶层,因为职位被视为中产阶层,否则,会被视作工人阶层。所以,有些人因为生活方式和被鼓励自认为是中产阶层,而自认为是中产阶层。基于此,现在欧洲多数人都自称为“中产阶层”。

“中产阶层”是一种被鼓励的生活方式,但是,无论是在美国,还是欧洲国家,要区别中产阶层三种不同的分支。第一个分支,是“受人尊敬的工人阶层”这个概念,这些人拥有房产,能让孩子上好的学校。第二个分支,是富有的人,他们拥有富有生活方式的标签,如昂贵的汽车、豪宅、高档服饰。第三个分支,是一个更为职业化的阶层,他们拥有另外一种品味。

上海经济评论:欧洲中产阶层崛起经历了哪几个阶段?欧洲中产阶层崛起最重要的因素是什么?

王斯福:正如我刚刚提到的,欧洲中产阶层的崛起得益于产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与独立职业的发展密切相关。17世纪以来,中产阶层崛起,在英国工业革命之后,19世纪的初叶,随着工业革命、财富增长、消费增长,中产阶层队伍也扩大了。这是欧洲中产阶层崛起的轨迹。

从中产阶层作为政治构成这个角度来看,欧洲中产阶层的崛起和党派政治的产生相关。真正被组织成党派,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在政党进入政府之前,是政客制定政策。中产阶层作为反对党派成员,促成更多的革命。这是中产阶层崛起的政治立场。

如果要说影响欧洲中产阶层崛起的最重要因素,我觉得是收入和独立思考。

上海经济评论:中产阶层通常被看作是社会稳定器,欧洲中产阶层在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力如何?

王斯福:我不认为中产阶层是社会的核心,社会由各个阶层组成,包括工人阶层,而且工人阶层的贡献甚至多于中产阶层。

我记得有位美国社会学家声称,正是因为中产阶层的存在,使得人们可以不通过暴力寻求自由,这也增加了社会的稳定。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中产阶层促进社会稳定是有效的。但是,这种观点,否认了社会内部,穷人和富人因为利益所起的冲突。议会制民主是一种稳定社会的方式,但它包括中产阶层和工人阶层,通过议会制民众,组织自己的党派。

欧洲中产阶层对欧洲经济很重要,中小型企业是中产阶层(或者说传统中产阶层)的经济基础。这些中小生意对欧洲的生意很重要。

危机中的欧洲中产

上海经济评论:谈谈欧债危机对欧洲中产阶层的影响如何,中产阶层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斯福:经济危机使得欧洲中产阶层感到害怕,安全感大大降低。他们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地位。随着欧洲中产阶层逐渐变老,他们需要养老金,但是,养老金受到威胁,价值缩水,给老龄人的社会保障减少。这也是人们感觉不安全的一个因素。

对于中产阶层面临的这些问题,政府并没有创造性的方法来解决,政府的唯一想法是他们需要偿还政府债务,解决债务危机,而这导致了更多的问题。我们感觉被置于一种没有受政府影响的境地,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为自己做点事情。其中一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人们将收入储蓄转而存入小银行或者合作银行(cooperativebanks)。

上海经济评论:有人认为欧洲贫富分化加剧,欧洲会失去中产阶层。你觉得呢?欧洲应该怎么做,来改变贫富差距变大这种状况呢?

王斯福:我倒不赞同欧洲在失去中产阶层这种说法。的确,欧洲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增加了,欧洲的贫富差距也变大了。但是,这种贫富分化现象,并不是欧洲独有,像中国在过去的30年间,贫富差距也在拉大。

贫富两极分化可能会使得欧洲的中产阶层规模缩小,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有确切的数据显示这是事实。

欧洲政府现在做的,就是偿还政府债务或者避免政府债务的产生,实际上,政府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并没有有效地解决这种状况。如果要说政府应该做什么,我觉得应该是投资长期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中产印象

上海经济评论:在你看来,中国有中产阶层吗?你对中国中产阶层的印象是怎样的?

王斯福:在中国关于中产阶层有争论。按照我对中产阶层的定义,中产阶层指有充足的收入、可以进行某种投资的人群。我认为中国现在有中产阶层,但是,中国并没有中产阶层传统。人们用另外一个说法,中国的中产阶层意味着更文明、有教养,中国中产阶层根据在教育和生活方式方面的差异,包括将物质产品作为地位的标志,可以划分的层次较多。

中国和欧洲的中产阶层的差异主要有两点。第一点在于,文明和素质是中国的一个特别的概念,虽然英国人也谈论欧洲文明,但是人们并不把是否比其他人更文明、更有素质,作为中产阶层的一个考量标准。

与欧洲中产阶层相比,中国中产阶层另一个较大的差异是,社会能力(socialability)方面的差异。社会能力是中产阶层的核心,中产阶层的崛起和没落是通过社会能力来决定的。在中国,有专业组织,但是跟国家和政党联系紧密,这使得中国的中产阶层和英国或欧洲其他地区的中产阶层相比,和国家、政党关系走得更近。

上海经济评论:你觉得中国中产阶层队伍的扩大,面临的压力有哪些?

王斯福:长期来看,中国中产阶层面临的问题是腐败和伪劣产品。但是,在未来,经济减速,人们提升社会能力的机会受限,或者说,变得富有的机会减少,得到好的教育的机会减少,这些会是更大的问题,也是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担忧。

中国政府在让人们觉得自己更有文明、更有素质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我去过中国许多地方,所到之处都可以看到政府不遗余力地进行这方面的工作。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能否让中国国内的市场发展,给中国经济提供充足的支持。中国政府需要做的,是要减少贫富差距,使得穷人(尤其是城市贫民)过得更好,避免中产阶层从中产的阶梯上落下。

在中国,过去的20年间,政府强调或者说试图鼓励人们进行消费,以拓宽中国制造业市场,虽然没有做到预期的那样成功,但是,中国政府一直试图促进这种消费。

上海经济评论:你怎么看中国中产阶层在未来社会变革中的影响?

王斯福:我并不是太同意,改革总是掌握在中产阶层手中的这一说法,但是,改革的要求,取决于人们是否觉得足够独立去要求改革,不仅只有中产阶层有这种诉求,农民、低收入群体也有。中产阶层有帮助达成这种诉求的资源,如通过网络等方式,这是改革发生的主要方式。当然,这种方式依赖收入和教育,但是改革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

中产的未来

上海经济评论:与欧洲中产阶层相比,新兴国家如中国的中产阶层,有什么区别?欧洲能否给中国扩大中产规模提供一些经验?

王斯福:在中国,中产阶层试图使得身份跟工人区别开来。在欧洲,制造业和农业都跟科技联系紧密,中产阶层和工人、农民的差距弱化了。

我倒不认为欧洲能提供一些经验,不过德国也许是中国可以学习的例子。中国经济仍然更依赖制造业。欧洲过去30年,制造业弱化,特别是在英国。不过,在德国不是这样。德国不仅在银行业,也在制造业强大。

上海经济评论:中国和印度的中产阶层,差异在哪里?

王斯福:中国的中产阶层试图使得自己和一般的工人阶层区分开。他们通过如房子的风格、价格,房子周围的环境等等的不同,让自己和其他群体显得不一样。在过去30年间,这种现象越来越多。

印度这种情况更是明显,因为印度公共设施较差,汽车在印度比较重要。和中国中产一样,印度中产拥有很多私人财产,印度的中产很强大。

上海经济评论: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所面临的压力,可能会引向什么结果?

王斯福:发展中国家中产阶层逐渐增加的不安全感,并不说明中产阶层在数量或者说是影响力方面的下降。这种不安全感可能会导致激进的政治,中产阶层也可能通过寻求获得安全感和维持经济活动、国际事务的新方法,重新定义公民和政治社会。记住,你接受的教育越多,你会更多地意识到战争和生态崩溃的危险,同时,你也更有能力,通过无论是组织资源或者金融资源,来加入社会运动。

上海经济评论:新兴经济体中产阶层的增长,是否会影响到未来新兴经济体和发达经济体之间的政治格局?

王斯福:新兴经济体中产阶层的规模扩大,是寻求新的政治、跨民族组织、社会运动的重要因素。此外,我还要指出的是,对养老、工作、债务的忧虑所带来的不安全感,也在新兴经济体中存在,只不过,这些不安全感被经济增长给冲淡了,经济的增长意味着会给新的工作和新的生意提供机会。但是,随着经济增长的放缓,这些不安全感会放大,变成政治议题,就如发达国家经济衰退,中产阶层的不安全感,就成为重大政治议题了。

新兴经济体,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维持经济增长的方式,而它们的中产阶层也需要自己去寻找和政府联系的方式。在新兴经济体,没有多党派政治的长期传统,也没有通过民主机构实现从富有到有权力再到变得富有,而是,在它们近代史的社会主义、民粹主义、独裁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民主中,更为直接地从拥有权力转换到变得富有。

在印度,民主选举机构由来已久,但是,他们确保富人和受到最好教育的人群的特权。印度那些特权较少的中产阶层,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中特权较少的中产阶层,可以迈向许多方向,可以迈向其他形式的民主,如通过宗教信仰和其他人建立联系,或者迈向和农民、工人阶层组织的联盟。

在未来的几十年间,跨民族和经济体的联系会日益紧密,与此同时,也会有更多致使暴力冲突和灾难发生的因素,结果不可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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