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迪:城市化与中产阶层成长——试从社会结构的角度论扩大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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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迪  

 

针对内需不足的问题,本文尝试跳出收入-消费的理论框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入手,通过壮大中产阶层来增强城市化对于消费的驱动作用,这样既能够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也能够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实证分析发现,中产阶层购买力较强、消费欲望也很强烈,是扩大消费的主要驱动力;边缘中产阶层,主要由有一定技术或工作经验的农民工和底层白领以及失业或收入较低的大学毕业生构成,也显示了相当程度的消费欲望和需求,尤其体现在购房和休闲服务消费上,因此也是内需增长的重要力量。本文建议政策设置应着眼增强边缘中产阶层的就业和受教育机会及社会保障。

我国正处于调整经济增长主要依靠国内消费的结构转型过程中。这其中有两个重要的动力,一是大众消费,二是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而现实中我国也已经进入大众消费阶段,有条件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来促进经济发展,城市化对于扩大消费也有推动的作用(李培林,2010)。今天在大众消费的背景下,中产阶层已成为消费文化兴起的重要驱动力,成为扩大内需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这一群体不仅有较高的经济资本来负担多种多样的消费活动,也有较高的文化资本以新的品味和生活方式,带动消费市场的活跃。笔者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大批农民工和大学生来到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其中有一定技术的农民工和受过高等教育、但是收入和工作一时不太理想的大学毕业生可以称得上“边缘中产阶层”,即他们也是最有可能上升流动到中产阶层的一批人。他们不同于典型的体力劳动者,这群“边缘中产阶层”具有一定向上流动的动力,他们有一些跻身中产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同时向往有物质保障、有品位的中产阶层生活方式。如果能妥善解决这群边缘中产阶层的就业和社会保障问题,将会极大提高他们的积极性,在他们得以安居乐业的同时更能产生新的需求增长点。

为此,本文尝试跳出收入-消费的理论框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入手,通过壮大中产阶层来增强城市化对于消费的驱动作用。我们通常强调的消费弹性较大的中产阶层到底是哪些人?有没有一些潜在的或者边缘的中产阶层被忽略了?这些潜在的或边缘的中产阶层是否具有一定的消费欲望和经济实力?理想一点假设,如果能够稳定住现有的中产阶层人群,同时增加这些具有一定消费欲望和购买力的边缘中产阶层的生活机会,则能够壮大中产阶层的规模,并由他们共同发挥扩大消费的功能将更加强大。而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思考扩大消费的问题,还能使得政策实施更有针对性,同时也能充分发挥市场进行资源配置的作用。

本文关注中产阶层和边缘中产阶层的规模和消费模式特征。主要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调查时间分别在2011年和2008年,使用的是多阶随机抽样的方法,范围基本涉及全国25-28个省/自治区的城乡区域,调查对象为18-69周岁的中国公民。两次调查所获得样本均超过7000人。

一、中产阶层的界定和构成

关于如何定义中产阶层,学术界存在着争论。经济学家和官方统计常常以个人或家庭收入作为标准,即使用“中等收入群体/家庭”的概念来衡量中产阶层。国家统计局(2005)将年收入在6-50万的城市家庭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约占城市家庭总数的5%。但是,单独将收入作为测量中产阶层的尺度是不可靠的,因为收入本身既不能反映雇佣关系也不能反映文化资本。因此,社会学家大多倾向使用能够体现劳动力市场中所处地位的职业指标(陆学艺,2002;刘欣,2007;李友梅,2005),或者建立在职业的基础上并综合教育和收入的测量尺度(周晓虹,2005;吕大乐、王志铮,2003;李培林、张翼,2008)。

本文认为,构建一个以职业为基础、较为综合的测量指标对于转型中的社会还是比较恰当的。李春玲(2009)认为,中国社会目前正处于高速经济增长和中产阶层初步形成时期,中产阶层多元身份特征的一致性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处于成熟阶段的中产阶层,因此,估计中国中产阶层人数规模采用多元指标更为合适。李培林、张翼(2008)使用2006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从收入、职业和教育程度这三个维度来研究中产阶层。他们将“核心中产阶层”定义为(1)各种领取薪金的、具有一定管理权限或技术水平的非体力劳动者(也包括“自雇”和雇主)(2)家庭年人均收入在14001元或以上(3)取得了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群。此外还有“半核心中产阶层”即符合其中任意两个维度的人群,及“边缘中产阶层”只符合一个维度的人群。研究发现,只有3.2%的全国人口属于“核心中产阶层”;如果算上“半核心中产阶层”,那么有12.1%的全国人口属于中产阶层,25.4%的城市就业人口属于中产阶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李培林、张翼(2008)的分层模型为中产阶层的壮大阐释了一个理论框架,本文将采用这一理论框架来考察边缘中产阶层对于扩大消费的作用。

除了以上静态的视角,也有学者从动态的、社会流动的视角考察中产阶层的构成。严翅君(2012)分析了“边缘中产”上升流动的障碍,它主要包括发展阶段的局限、制度体制的分割,以及强势阶层的挤压。李强(2010)将中产阶层的候选群体锁定在农民工,他主张发展这群有技术、但由于制度限制而“无地位”的人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队伍”,从而达到我国社会结构的优化。其独特的理论视角是:不同于现有的一些试图“整体性”地增加收入、优化社会保障或者改革户籍制的建议,它能够提高政策实施的效率,同时也尽可能地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本文认同这一思路,主张重视边缘中产阶层的作用,通过增加他们的就业、受教育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机会来促进内需的拉动,这种社会结构的视角既能较有针对性地进行政策设计,又能够促进中产阶层的成长壮大。

为此,本文主要关心的也是城市化对于中产阶层成长的影响,其实证分析也只考虑城镇地区的样本,即从居委会抽取样本,不考虑户口属性。本文的分层框架首先将城市人口划分为三类职业群体,精英、白领和体力劳动者,其中白领和体力劳动者内部的划分综合考虑了收入(经济资源)和受教育程度,如图1所示。虽然学界对于中产阶层的边界仍有争议,但是具有一定管理权限或专业技术的脑力劳动者毫无疑问属于“中产阶层”,很多现有文献也将他们称作“管理精英”和“专业精英”(如边燕杰、刘勇利,2005),即为图1中的A块。其次,虽然本文不赞成用收入来单维度地定义中产阶层,但是在目前的社会发展阶段,不得不承认收入或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是影响一个人消费模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本文也将一部分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白领——脑力或半体力劳动者——归入“中产阶层”,即图1中的B1和B2块。

图1 城市中产阶层的划分体系

注:此图所划分的比例并不代表各阶层实际所占比例。

二、中产和边缘中产的消费模式

本文以收入弹性较高的消费领域来研究消费模式。目前,学界达成共识的拉动需求效果最强的是房地产和汽车的消费,这些商品价格昂贵,并且能够消化一大批基建和工业的投资。此外,还可能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消费领域有:数码产品、奢侈品和服务业。根据已有的数据,消费模式的实证分析包括日常支出及构成,住房、汽车、数码产品的拥有和消费意愿以及休闲服务消费。

1.日常支出及构成

分析发现,中产家庭④的日常支出显著最高,2010年平均100595元⑤,其次为边缘富裕家庭,平均85762元;而边缘知识家庭和边缘白领家庭的支出较低,分别为79532元和44020元。图2显示了各阶层的家庭日常支出构成。其中在家饮食仍然是各阶层的主要消费,其次为购房首付和房贷支出,对于中产家庭来说,购房支出甚至比在家饮食支出略高。这一项在边缘富裕家庭的各类支出也很显著,且在家饮食和医疗保健支出高于中产家庭,这也体现了这一阶层的消费模式特征;而在外出饮食、家庭耐用品购置、教育和人情往来上,边缘富裕家庭的支出仅次于中产阶层家庭,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产家庭和生活“小康”的边缘富裕家庭的购买力都较强。从这里可以看出家庭人均收入并不算高的边缘知识家庭的支出也很高,在饮食、衣着、家庭耐用品购置、教育的支出都紧随中产家庭之后,而房租和医疗保健的支出甚至高于中产家庭,体现了该阶层的生活压力。

图2 2010年我国城镇家庭生活支出构成(单位:元)

就注重服务购买和体验的文化、娱乐和旅游消费来讲,中产家庭和边缘富裕家庭2010年分别支出了4178元和2984元,各占家庭总支出的4%和3%,而边缘知识家庭的该支出也达到了2880元,占家庭总支出的3%左右。如果将文化、娱乐、旅游和家电、家具、家用电器等耐用品购置加在一起可以构建一个“享受型消费”的指标的话,中产家庭的该支出占总支出的16%,远高于其他阶层;边缘富裕家庭次之,该支出占11%;边缘知识家庭则在这个指标上掉了队,享受型支出仅占总支出的8%,与边缘白领家庭和社会底层家庭较接近。

这些发现说明,拥有丰富资源的中产家庭和一些“小康”的边缘富裕家庭既有较强的消费欲望也有较强的购买力,对购买服务和体验具有一定兴趣——他们是扩大消费非常重要的力量。而边缘知识家庭表现出一定的享受服务和体验的消费欲望,但受购买力不足的局限,特别在具有集体消费性质的教育和医疗保健上的支出非常高,接近甚至高于中产家庭的该支出。而边缘白领家庭的日常支出较低,娱乐型和享受型支出的比例也很低,高比例的支出来自在家饮食、医疗保健、教育和人情支出,在支出及构成上的特征更接近社会底层家庭,即边缘知识家庭和边缘白领家庭面临类似的困境——购买力都显著地受到了不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的限制。

2.住房、汽车及数码产品的拥有和消费意愿

城市各阶层家庭之间在住房拥有上差别不大,80%以上的家庭都以各种形式⑥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与早年间的住房分配制度有很大关系。但是2008年的数据显示,中产家庭和边缘富裕家庭拥有两套房子的比例最高,分别占到各自阶层的13%和19%。分析也显示,65%的中产家庭为本人或配偶(共同)拥有住房,该比例接近边缘富裕家庭的情况,但是只有47%的边缘知识家庭为本人或配偶(共同)拥有住房,这意味着一大部分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一群人暂时没有自己名下的住房,其大都在30岁以下,他们是边缘中产阶层中向上流动机会最多的,随着工作经验和财富的积累,这一群体很可能成为房地产需求增长的重要源泉。

统计显示,2011年,我国城镇家庭私人汽车拥有率已达20%。其中中产家庭有车的比例最高,占中产总体的37%;其次是边缘富裕家庭和边缘知识家庭,有车的比例分别为37%和35%;社会底层家庭的有车族仅占8%。而从年龄结构看,中产私家车主比边缘中产的私家车主稍微年轻些,平均分别为38岁和41岁。相比较而言,中产家庭有房(不考虑产权所有者)有车的比例是最高的,占中产总体的35%;但是仍有56%的中产家庭有房(不考虑产权所有者)无车,这点跟西方社会中有房有车是中产阶层的典型特征有很大区别,也说明了我国的中产阶层并不十分富裕,或者说仍存在汽车消费增长的空间。

在信息时代,手机成为了大众消费品,它跨越了阶层甚至年龄,数据显示中产阶层家庭的手机拥有率达到99%,社会底层家庭也达到了近90%,即各阶层在手机拥有的数量上也不相上下。70%的中产阶层家庭有2-3个手机,社会底层家庭的该比例稍低但也达到了60%。所以,普通手机在城镇居民中的需求增长空间已经很有限。但是,在笔记本电脑的拥有上则有显著的阶层差异。48%的中产阶层家庭拥有笔记本电脑,排在第二位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边缘知识家庭,其拥有率为42%,而社会底层家庭的拥有率只有10%。

消费意愿是测量消费需求最直接的指标,分析中我们将“消费意愿”分解为“有计划”的意愿和“无计划”的意愿。首先来看“有计划”的消费意愿。如图3,中产家庭打算1-3年内买房的占16%,是各阶层家庭中比例最高的,但是这个数字并不让人乐观,因为,从前面的分析可得知,有35%的中产家庭没有属于本人或配偶产权的住房。还有很低比例的边缘中产家庭打算1-3年内买房,社会底层家庭的该比例更是微乎其微。从我国城镇家庭总体来看,只有9%的家庭打算3年内买房。这个数据低于同时期央行发布的储户调查数据:据央行2011年第3季度的报告,未来一季有购房意愿的居民占14.2%⑦,该结果更接近本文数据来源中的中产和边缘知识阶层有意购房的比例。

但是,如果不考虑购买计划,我们发现各阶层家庭都有相当程度的购房意愿。中产家庭、边缘知识家庭和边缘白领家庭的购房意愿是最高的,各有四分之一的家庭选择“有购房的想法,但暂时不打算购买”。可见,在购房“意愿”上,阶层效应被抵消了一部分,因为房子本身是刚性需求的一部分,特别对于中低收入家庭来说。

那是什么原因使得相当比例的家庭有意愿却又没有明确的购房计划呢?按理居民的购房意愿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购买能力、生命周期以及当前房地产宏观调控中的“限购”政策。但是本文分析发现,在这群有着较强购房意愿的中产、边缘知识和边缘白领家庭中,“暂时不打算购买”的群体主要是受到购买能力的困扰。家庭打算三年内购房的被访者和仅有意愿的被访者年龄相近,都在37岁左右;这两种家庭的住房拥有状况和购房原因也差不多,都有17%的家庭不拥有任何房子产权;50%左右的家庭是为了改善现有居住条件;30%左右的家庭是为自己或子女成家购房,因此可以推断打算三年内购房和仅有意愿而暂时不打算购房的家庭在住房需求上差不多。而仅有购房意愿的家庭选择“住房条件差,建/买不起房”的比例是最高的,占该群体的48%;人均收入比打算三年内购房的家庭人均收入显著低(分别为27381元和49656元),家庭存款余额和股票、证券价值总额等也显著低很多(分别为69702元和194637元),所以阻碍这部分家庭购房的主要原因应当是购买能力,或说房价同家庭收入不成比例。但是我们也看到,有购房意愿且暂时不打算购买的这部分中产和边缘中产家庭的人均收入还是高于城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说明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总体上,这部分中产和边缘中产家庭感受到的房价压力也可能同所选择的购房地点有关,他们中有相当的比例打算在直辖市和省会城市购房,包括45%的中产家庭,32%的边缘知识家庭和26%的边缘白领家庭。

因此,如果国家能对房地产市场实施有效的宏观调控,使得房价尤其是直辖市和省会城市的房价同居民收入水平成比例,能落实保障房建设和购买的政策,将激活四分之一的有意愿并且有一定购买力的中产和边缘中产家庭的购房计划,这将极大地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的繁荣。

图3 我国城市各阶层的购房意愿(2011年)

注:1.图中数字表示占该阶层总体的百分比。2.有效样本为2884。

三、结论:中产阶层成长与扩大消费

本文偏重社会结构的视角,通过增加边缘中产阶层的生活机会来壮大中产阶层,从而实现内需的拉动。根据实证分析,首先可以肯定中产阶层是扩大消费的主要驱动力,因为他们购买力较强、消费意愿较强烈,也倾向通过物质产品和服务的购买来获得舒适和乐趣。其次,本文挖掘了边缘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和“潜力”,他们主要的社会经济特征是拥有的经济和文化资源都低于中产阶层,但又区别于社会底层;他们也显示了相当的消费欲望和需求,有一定的购买力或向上流动的可能性,因此能够在拉动内需上发挥一定的作用。

具体来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边缘知识群体呈现出热衷休闲、娱乐和服务性消费的特征,住房的自有产权拥有率并不高而且有较强的购房意愿。从事脑力和半体力劳动的边缘白领群体的生活水平较低,还挣扎在日常必需的消费支出上,从而对休闲、娱乐和服务消费的热情并不高,但是也有较强的购房意愿。家庭人均收入高于平均水平的边缘富裕群体可以说是边缘中产阶层之中生活水平最高的,享受类的支出较高,购车意愿较强烈,生活压力比较小,热衷运动健身、读书看报、旅游类的消费,所以这群年龄较大但是生活小康、闲暇时间较多的人群也是不可忽略的内需来源。因此,如果可以有针对性地增加这些边缘中产阶层的受教育和就业机会以及平等享受城市社会保障的机会,引导他们的消费,将有30%的城镇人口成长为新的需求增长载体,这还是非常可观的。

注释:

①因为职业编码中的“警察及军人”也包括了掌握一定权力、具有一定专业技术的职业,如公安、交警机构各级干部和军官,本文也将其纳入白领从业者。

②因为一个人的生活机会不仅受到个人收入的影响,也受到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收入的影响,将家庭总收入除以共同生活的总人口数而得到的家庭人均收入能够较准确地测量一个人所拥有的经济资源。

③参考国家统计局年鉴数据,CSS2008得到的家庭人均收入可能被低估,本文将家庭人均收入乘以1.5的系数,得到07年家庭人均收入均值为16797元。

④CSS系列数据采用多阶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家庭户,然后使用Kish抽样随机选取一名家庭成员作为被访者,所以如果被访者为中产阶层,那么家庭中至少有一名成员为中产,因此该家庭属于更高社会阶层的概率应当高于随机选取的被访者为社会底层的家庭;而且分析发现被访者配偶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都较低,所以被访者为社会底层的家庭中有更多中产阶层成员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本文在分析消费模式时,将被访者为中产阶层的家庭近似地当做中产家庭,将被访者为边缘中产的家庭近似地当做边缘中产家庭,将被访者为社会底层的家庭近似地当做社会底层家庭。

⑤该平均值由去掉家庭年支出为4785750元的1个奇异值之后计算得到。

⑥包括自建住房、购买商品房、购买保障房、购买原公房、购买小产权房、购买农村私有住房及其他。

⑦来自搜房网http://news.zhoushan.soufun.com/2011-09-16/5896039.htm。《2011年第3季度储户问卷调查报告》是中国人民银行在全国50个城市对2万户城镇储户进行的问卷调查报告。

【责任编辑】方心清

【参考文献】

[1]边燕杰、刘勇利:《社会分层、住房产权与居住质量——对中国“五普”数据的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课题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实证分析和政策建议》,[北京]《经济学动态》2012年第5期。

[3]国家统计局城调总队课题组:《6万-50万元:中国城市中等收入群体探究》,[北京]《数据》2005年第6期。

[4]李春玲:《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层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

[5]李培林:《中国的新成长阶段与社会改革》,[上海]《文汇报》(http://www.news365.com.cn/wxpd/jy/jjygg/201003/t20100301_2633564.htm),2010年。

[6]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上海]《社会》2008年第2期。

[7]李强:《为什么农民工“有技术无地位”——技术工人转向中间阶层社会结构的战略探索》,[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8]李强:《关于中产阶级的理论与现状》,[上海]《社会》2005年第1期。

[9]李友梅:《社会结构中的“白领”及其社会功能——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上海为例》,[北京]《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

[10]刘欣:《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北京]《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11]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2]吕大乐、王志铮:《香港中产阶级的处境观察》,[香港]三联书店2003年版。

[13]毛蕴诗、李洁明:《从“市场在中国”剖析扩大消费内需》,[广州]《中山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14]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社会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15]严翅君:《快速量增与艰难质变:中国当代中产阶层成长困境》,[南京]《江海学刊》2012年第1期。

[16]张晶:《趋同与差异:合法性机制下的消费转变——基于北京地区青年女性农民工消费的实证研究》,[北京]《中国青年研究》2010年第6期。

[17]周晓虹:《中国中产阶层调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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