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忠信 吴欢:司法文化应该追求哪些基本价值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2 次 更新时间:2012-08-08 17: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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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忠信 (进入专栏)   吴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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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最高法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文化强国。在此背景下,回顾当代中国法院的文化建设就会发现,尽管颇有成果,同时也遭遇瓶颈,即如何将法院文化建设深入下去。于是在当下,总结经验是一方面,理论探讨也非常重要。本期特别策划以法院文化概念探讨为出发点,立足于反思现实中法院文化建设出现的问题,目的是讨论法院文化建设中何为可为之事,何为应为之事,以期勾勒出一条比较明确的法院文化建设路径。而学术的探讨和争鸣,会更夯实法院文化之根基。

  文化,作为人类异于禽兽之所在,自古以来就为人类所重视。没有文化,即使生而为人,也与禽兽无异。但如果问“什么是文化”,就可能会带来类似于奥古斯丁所言“什么是时间”一般的困惑。不过,我们还是可以从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近200种定义中提炼出某些共同认识来。以1871年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的经典定义为基础,[1]我们认为“文化”就是通过人类加工之“文”展示或实现人类进步之“化”。“文”就是人类为了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对纯粹自然状态进行的人为修饰、加工或改造,“化”就是这种加工改造或修饰达到的生活进步或升华效果。简单地说,文化,就是以最广义的“文饰”彰显或促进人类社会生活的“文明开化”。文化有很多层面或种类,法律文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层或一类。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要害在于人类有公共政治生活;人类公共政治生活的最重要维系纽带就是法律文化。如果没有法律文化,人类社会就永远处于“兽处群居,以力相征”[2]的恐怖时代,就没有公共政治生活。

  

  法律文化中的司法文化

  

  什么是法律文化?要下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比较困难。我们不必拘泥于此前无数学者的解释,可试作简单化的理解。胡适先生曾云“文化是文明社会形成的生活方式”,[3]同理,法律文化就是人类公共政治生活方式的一部分。每一个人,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喜欢不喜欢,你每天都无可避免地生活在一定的法律文化之中,每天都在参与法律文化的形成或改变这一集体工程。其实,法律文化,简单地用两句话就可以概括:从整体来讲,法律文化就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之社会生活的强制性模式或曰一个国家之公共秩序的强制性体制;从个体来讲,就是我们每个人参与公共政治秩序所“无可逃于其间”的全部思维和行动的套路或章法。

  法律文化由什么来构成?亦即法律文化这一事物归根结底是什么东西?我们觉得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去认识。

  首先我们可以从内涵的角度定义法律文化。法律文化是由法律思想、法律规范、法律设施、法律艺术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这是北京大学武树臣教授多年前提出的观点,[4]我们很赞同。所谓法律思想,就是人们关于法律问题的全部见解和评价;所谓法律规范,就是所有成文、不成文的强制性行为规则;所谓法律设施,就是所有为创制和实施法律所必须的机构设置;所谓法律艺术,就是法律的创制或实施中所需要的技巧和方法。这四者相辅相成,就是法律文化之整体。

  其次我们可以从过程的角度定义法律文化。法律文化就是想法文化、立法文化、执法文化、守法文化共同组成的有机整体。所谓“想法文化”就是我们对法律现象的全部认识,包括期望、构思、理解、判断等等;所谓立法文化,就是国家法律制度生成机制及其结晶;所谓执法文化,就是国家法律制度的执行或维护机制及其运作;所谓守法文化,就是全体人民遵守法制时体现出来的一切文化现象。

  在执法文化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司法文化。通常说来,广义的“执法”即法律执行,包括行政执法、司法执法,也包括立法机构依法行使立法权那种意义上的“执法”。不过我们通常讲的执法,仅仅就行政执法和司法执法(即司法)两者而言(最狭义的执法仅仅指行政执法)。执法就是兑现法律、护卫法律、维护秩序。“行政执法”是在尚未产生纠纷时主动适用法律;“司法执法”是在已经发生纠纷时被动适用法律。所谓执法文化,当然包括行政执法文化和司法执法文化两部分。

  司法执法文化,就是司法文化,也就是法院文化。[5]法院文化,其实就等于司法文化或审判文化。但我们不能说所有与法院有关的文化现象都是司法文化,只能说与法院的最主要角色或最主要使命有关的法律文化现象才是司法文化或法院文化。2010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使用了“法院文化”而不是“司法文化”的提法,但我们的学术探讨不必拘泥。《意见》用“法院文化”意在表明该文件仅就法院系统而言,不涉及检察机关。因为检察机关在我国也被视为司法机关,如果用“司法文化”就似乎包含了检察事务,似有越权之嫌。其实,我国的检察机关,无论从其国家公诉权看,还是从其法律监督权看,都不应将其视为司法机关。司法机关,仅指审判机关,这是世界通行法治观念的一般认识。[6]所以,也许应该以“司法文化”一语取代“法院文化”,这样更加准确。

  司法文化是法律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这是人民感受最直接、最深刻、最真切的法律文化部分。一般说来,人民只要不涉及诉讼(包括预防和准备诉讼),就似乎与法律不发生多大关系。绝大多数人民是通过涉身司法过程来感受法制,感受法律文化的。一个终身不涉讼或者与法院不发生联系的人,尽管客观上也置身或参与一定的法律文化,但他主观上是难以感受到法律文化存在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建设好司法文化,对建设整个法律文化,对于建设真正的法治国家,至关重要。坏了司法文化,就坏了整个法治。西哲培根的名言“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水源”,[7]其实正是在讲司法文化的重要性。

  

  司法文化的价值追求及其载体

  

  一般认为,价值是一种关系范畴,表示客体对主体的意义,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关系。司法文化或法院文化应该追求哪些基本价值?这也就是讲司法文化应该追求满足人民(主体)的哪些功利需要。司法文化的价值追求,其实也就是司法文化的功利追求。不过,“司法文化的功利追求”并不等于“司法的功利追求”,这是两个不同层次的概念。司法的功利追求,是指司法这一公权力行使所追求达到的功利(目标)。这一目标,浅近来讲,就是解决纠纷、维护秩序;深远来讲,就是实现正义。简言之,司法权行使,就是通过适用法律解决纠纷、维护秩序以最终实现正义。至于司法文化的功利追求,就是讲司法活动彰显的所有文化成分如何有力辅助或有利于司法的功利追求实现的问题。前者是司法公权力行使或活动的目标追求本身,后者是司法文化这种文化现象如何有助于那些目标追求实现。二者虽紧密联系,但不是一个问题。

  司法文化应该追求哪些基本价值?这实际上就是说:司法文化只有满足了哪些外观标准,才有利于司法的解决纠纷、维护秩序以实现正义的最终目标实现。简单说,哪些文化(包括文饰、样态、模式、体制等)可以直接为司法的解决纠纷、维护秩序(即适用法律实现正义)之目的服务?反过来说,司法文化中若不体现某些价值,或达不到某些标准或指标,就可能妨碍司法的解决纠纷、维护秩序以实现正义的最终目标实现。这是本文特别要讨论的问题。

  司法文化就是要为司法权的这两个浅近目标服务。具体就是要问:一方面,为实现司法的解纷目标,我们的司法文化或法院文化应该具体追求什么外观形象或印象?另一方面,为实现司法的维序目标,我们的司法文化或法院文化应该追求什么外观形象或印象?

  我们说司法文化主要体现为某种“文饰”造成的形象或印象,也许会引起误解,好像把司法文化建设看成是“搞形象工程”。其实不然,因为“文饰”不一定就是物质的、有形体的,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的。先秦儒家荀子所言“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8]一语中的“伪”字,很能代表我们想表达的“文饰”之意。“伪”就是人类为了提升生活质量而加工改善之意,决不是“虚伪”之意;而其所谓“善”就是文化或文明。

  司法文化所需要的“文饰”或“伪”,不管有形无形,都要靠一定的载体(有形、无形)来体现或展现。也就是说,必须通过特定载体之可觉察的一定形象来体现一定的司法文化。这种载体,自古以来,不管是在君主制、贵族制还是民主制之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基本种类。

  第一,就个人形象而言。司法人员的个人形象体现一定的司法文化。比如给法官、检察官、律师制定不同的发型、制服、冠帽、坠饰之类,就可以分别体现通神型、家长型、仲裁者型等不同的司法文化。还有,法官的面容、态度、气质乃至音色、音质等也能体现特定的法律文化。如秦汉时代司法官员著“法冠”(即上竖铁柱的黑冠,又称“柱后惠文”冠),据说是要彰显“以角触不直者去之”的独角兽精神。中世纪以来欧洲法官出庭须佩戴白色卷曲假发,身着宽大黑袍,直至今日这一传统仍在英国顽强保留,据说是为了彰显法官的老成和神秘,以及中立。“十月革命”后苏维埃式司法冠饰选择军警般“大盖帽”,也就是为了彰显司法作为专政“刀把子”的军事镇压属性。中国文化中的最好法官包公,传说是个“大黑脸”,这也无非是为了彰显“铁面无私”(铁为黑色)、“肃穆威严”(怒则脸黑)的司法文化。[9]

  第二,就建筑形制而言。司法机关的建筑形制,彰显一定的司法文化。古往今来,衙门或法院不同的门楼风格、台阶形状、围栏设置、公堂格局、席位格局、门柱木材、石狮石鼓之类,都体现特定的司法文化。当年包公做法官时,曾下令撤除在公堂上隔离官员和百姓的围栏,大开方便之门,就是为了展现“亲民”的司法文化。[10]如今各地的人民法院,几乎普遍是巍峨高楼、威严石狮、高密围墙、陡峭台阶、深邃长廊、豪华装修,这也体现了一种特别的司法文化,让当事人进法院时不由自主两股战战,未讼先怯。

  第三,就标志标语而言。自古以来,衙门或司法机关通过特别图案、旗帜、伞扇、华盖等表达了特定司法文化;也通过各类标语标牌展示了特定的司法文化;甚至通过门口栽种的树木表达司法文化。例如,古代官衙门口的“天理国法人情”门匾,公堂正中的“海水红日祥云”图案和“明镜高悬”横匾,以及宋太宗始撰的“尔俸尔禄,民脂民膏;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的戒石铭,甚至包括“肃静”、“回避”、官职官品牌、衙役齐喝“威武”等等,都旨在体现一种“敬奉钦命”、“为民父母”、“公正无私”的司法文化;通过獬豸、狴犴、犭贪等想象动物浮雕或雕塑,旨在展现对公正严明司法的追求;通过在衙门口栽种寓意仁和、正直、刚毅等品行的槐树、棘树、梓树、甘棠树等等,表达对公正廉明执法的期待。今日地方法院也多喜欢以獬豸或独角兽、[11]天平、宝剑、海水、长城之类的浮雕或雕塑,以“执法为民”、“廉洁公正”之类标语牌等展示一种现代司法文化。

  第四,就司法器具而言。自古至今,衙门或司法机关都有意在司法器具上展现一种特别文化。古代中国的登闻鼓、鸣冤鼓、惊堂木、堂签、刑杖、枷锁、囚笼、印信、朱笔、循环簿、板榜、官轿之类,彰显司法权威严与司法过程的严肃,也局部蕴含了对司法公正的追求。现代法庭的法槌、法袍、法官席、两造席、旁听席、手铐、囚车之类,也表达了追求司法中立、两造平等、裁判终局、司法权威等现代司法文化。

  第五,就司法程序而言。司法程序最典型地承载着一定的司法文化。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重实体,轻程序”,实有误解。古代中国虽未发展出如同英美法系“程序先于权利”之类的观念,但也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司法程序制度。如周代中国的“三刺三宥三赦”程序,[12]以及甘棠决事、斋居决事之类的程序,古代中国的听讼回避、刑前斋戒、断屠月或禁刑日、亲故辞决及临刑酒饭、市朝行刑制等一系列司法程序,都特别意在表达一种不枉不纵、天人感应、仁者之刑的司法文化。现代司法程序中的起诉答辩、两造辩论、法庭质证、证据开示、审理期限、陪审团制等等,也是为了承载一种公正无偏的司法文化。英人丹宁勋爵倡言的“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即是对司法程序之于实现正义之价值的最好诠释。美国威廉·道格拉斯大法官亦曾在判词中指出:“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决不是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与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13]

  除这5个方面以外,也许还有其他方面的载体可以承载特定的司法文化,限于篇幅,兹不赘述。

  

  解纷目标与司法文化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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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律适用》201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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