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旭东:鲁迅回忆性写作的结构、叙事与文化政治

——从《朝花夕拾》谈起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246 次 更新时间:2012-06-28 10: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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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东 (进入专栏)  

  

  演讲时间:2008年5月30日

  演讲地点:上海大学A602会议室

  

  一.阐释框架的说明:鲁迅与中国现代主义的起源

  

  重读鲁迅,当然不是只把鲁迅的作品再读一遍。重读的前提是要能读出新意。而所谓读出新意,不是从字缝里看出以前人没看出来的意思,考证出前人没有掌握的事实,而是涉及到一系列阐释框架的变化。这首先是时代的变化。克罗齐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就阅读鲁迅来讲,我们也可以说,当代中国的每一代人都会有一个不同的鲁迅;每一代都会为自己把鲁迅再一次“发现”甚至“发明”出来。歌德曾以“说不尽的莎士比亚”来形容浪漫主义时代对莎士比亚的重新发现,我们也可以用“说不尽的鲁迅”来为重读鲁迅确立一个新的出发点。其实,真正“说不尽”的并不是鲁迅文本本身,而是由鲁迅文本而打开的一个历史性的阐释领域,一个问题史,一个精神系谱。说到底,不是我们自身的历史因鲁迅的作品而“不朽”,而是鲁迅自觉“速朽”的文章因我们的历史而常在。

  我们今天的文化思想环境,相对鲁迅批评史上最近一次繁荣期,即八十年代而言,是有明显的几点不同的。首先,在“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上,现代性已经不再是一个急迫的、笼罩性的时代议题;随着那种时间的压迫感或历史紧迫感的消失,现代性(包括现代化、现代派或现代精神等问题)已经不能够在知识思想界形成共识了。于是,作为启蒙精神、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的标志性符号的鲁迅,也必然会被放在一个不同的知识坐标和批评视野里面重新审视。可以说,随着“古今”问题被重新定义,鲁迅作品整体上也会给当代读者带来新的议题。在扬弃了“文学现代化”、“个性解放”、“自我意识”、“审美自律性”等一系列启蒙主义或新启蒙主义话语的特殊意识形态禁锢之后,鲁迅作品会在一个更具有包容性、更具有文化张力和历史复杂性的新的文学概念下被重新审视。反之,重读鲁迅,也会有助于我们探索和界定这个新的文学概念。

  其次,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全球化和国际交流的日益深入,随着中国同外部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化,在八十年代对于知识界问题形成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中西”问题,也必然会获得不同的构型。对于重读鲁迅的努力来说,这可以让我们摆脱狭隘的“中西对比”或“援西入中”乃至以西方文学标准为圭臬的思维定势,一方面更为积极地探讨鲁迅的写作同中国自身的文学、文字和文人传统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另一方面,真正把鲁迅作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去重新认识。

  第三,在“左右”问题上,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分化,自由主义话语随同学院专业化成为知识界的主流,左翼文化思想传统的边缘化,和近年来种种批判意识的复活,都为重读鲁迅确立了一个更为广阔的、也更有冲突性的话语场。阅读鲁迅或鲁迅研究,若不放在各种文学观念、意识形态立场和社会力量的激烈交锋当中,是不会有活力的。那种由权力或官方话语庇护的批评和学术,或是由统一文学史教材和升学考试套路所框定的“知识”,是远远达不到鲁迅文本本身所具有的文学强度和政治强度的,也最终不会是鲁迅真正的、久经考验的论敌的对手。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混乱、知识界的颓败,以及批评界在商品、权力和种种新老意识形态偏见面前整体上的无力状态,客观上正是把鲁迅的文本放到了一个激烈的论争场域中去,而鲁迅作品的特性和力量,正是从它自身历史语境的恶劣、粗砺、残酷、复杂、混乱中而来。这个战斗的、紧张的、深沉的、充满希望和绝望的激情的鲁迅,在相对单纯、平和、乃至平庸的环境里,是很难被读者充分把握的。在社会矛盾和价值失序日益激化的今天,鲁迅的激进性,自然会被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年轻一代读者所理解和体会,这是任何文学史教课书都无法做到的,也是“自由主义”或右翼“修正派”没有办法克服的。换句话说,今天的鲁迅,必然是一个摆脱了狭隘的“左右”之争,而在一个更大、更复杂、更真实的社会时空中,把一种激进的批判性重新确立起来的鲁迅。这不仅为左翼文化更新了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使当代中国的批判意识和左翼思想超越种种新的学院时尚和简单的民粹主义倾向,而将自己重新建立在一个深厚的道德、文化、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植根于近代中国的最坚实的知识思想脉络之中。

  最后,不言而喻,过去二十多年来的知识积累、理论训练和学术经验,应该让新一代的鲁迅研究者在一个更高的学术平台上、在更开阔的批评视野里,带着更尖锐的问题意识,去重新寻找鲁迅,发现鲁迅,解读鲁迅。

  概要地讲,80年代读鲁迅,大家自觉不自觉地都在鲁迅身上找我们没有或缺少的东西,由此来为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运动输血打气;或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找一个权宜的坐标;或为修炼某种“独立人格”、“真正的个人”寻找灵丹妙药。这是一种由改革意识形态推动的“文化主义阅读”。90年代阅读鲁迅,却好像一直在问为什么我们今天有的东西鲁迅没有—没有宽容,没有消极自由,没有为艺术而艺术,没有世界主义,没有私人空间,没有玩赏性,等等。虽名其为“自由主义”,但归根结蒂,是一种由市场和专业化价值观为基调的经济主义阅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重读鲁迅要为自己开辟一个严肃的新方向,就不得不历史地、批判地正视鲁迅写作的整体性和政治性,通过分析鲁迅文学性与政治性的辩证关系,把这两者同时重新确立起来。可以说,我们今天面对的鲁迅文本,是政治阐释学的对象,是历史分析与形式分析的双重对象。这同当代中国知识界日益明确的大问题,即打通改革传统、革命传统、近代化传统和以儒家普遍主义为核心的“天下”传统,是息息相通的。

  这次重读鲁迅的尝试有一个基本的旨趣,是把鲁迅作为二十世纪世界范围的现代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来读,在这个语境里探讨中国现代主义在鲁迅的历史境遇、写作风格、和内心世界里的起源。我的兴趣不在于把鲁迅包装成一个现代派或者现代主义者,而是说通过阅读鲁迅,通过鲁迅来反思中国现代性,中国现代性的一系列经验,包括政治经验,包括现代国家在道德层面上的冲突,来重新考虑现代主义。也就是说,通过鲁迅,我们可以用中国经验来继续丰富和反思现代主义这样一个概念,而不是说要简单地像八十年代那样,把现代主义作为一个既成的形式,审美上的一系列程序和框架,然后再来反问自己为什么还不够现代派,为什么在形式创新上走得还不够远,还不够有创造性、自律性等等。这是第一层意思。那么在这一层意思里边,鲁迅对于现代主义(modernism)这个概念——因为现代主义这个概念可以涉及到很多不同的方面,现代性的问题,历史的问题,思想史的问题,民族国家问题,问题非常大。今天,我想把它限制在一个文学性的问题上,从文学形式这个角度去理解现代主义,从现代主义的角度来重新理解文学性,那么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对于中国现代主义的问题,启发是非常大的。

  作为国际现代主义运动的一个环节的鲁迅,有几个不同层面上的含义。一个是他在作为现代派写作传统里面的地位和位置。重读鲁迅,也是重新发现鲁迅,这次不是作为仅仅属于中国的一个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而是把他放在同诸如俄国现代主义、日本的现代主义、北欧、东欧的现代主义写作这样一个世界文学的脉络里面来重新审视。这样鲁迅必然会作为二十世纪早期的一个现代主义大师,一个经典文学文本,被重新引入世界文学的典范当中。事实上,在国际范围里,鲁迅是二十世纪世界文学最后一个没有被充分翻译、阅读和讨论的大师。在这个更大的语境里,在一种更为全面、宽广的批评视野中,鲁迅文本或许可以同此时此地的中国语境保持一种有效的距离甚至陌生感。具体地讲,像鲁迅伟大还是金庸伟大这样的特定中国环境下产生的问题就会失去它的问题性(金庸在这里只是一个符号,我们可把它置换为钱钟书,施蛰存,张爱玲,等等)。鲁迅的写作是同他的写作环境纠缠在一起的,是一种纯粹的论战式的、政治性写作。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对手或种种对立面是鲁迅作品的历史实质的内在构成因素。但这并不等于说,在某时某地同鲁迅纠缠在一起的作家,或被特定的批评范式、学术时尚、或意识形态潮流推上去同鲁迅“打擂台”的作家,都能在一个充分世界性的、历史性的框架里,经受同样的批评的细察和理论分析。有时候拉开距离,问题反倒能看得更清楚。

  所以当我06年在东京大学访问的时候,岩波书店想请我帮他们重新编一个鲁迅的集子,把鲁迅的文本放在二十世纪亚洲经典系列里边,跟夏目漱石、泰戈尔这样的作家放在一起,一半作品,一半分析,重新把鲁迅介绍给日本的读者,我马上就答应了。美国“新方向出版社”(NewDirections)要求我们帮助编一个关于鲁迅作品的新的英译本,我也马上答应了。这家出版社虽然不大,但却是庞德和艾略特他们当年建立的一个以出版先锋派诗歌为主的出版社。它有自己的私人基金,不需要过度依赖市场,直到今天还在继续出纯文学,现在包括小说、散文,而且范围也远远超出了英美现代派。在英文世界,现在最全的译本还是五十年代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那个译本非常好,但是毕竟语言风格、篇目取舍、导读取向等方面都受那个特定时代的影响。今天能有一个新选本和译本加上新的导读,就可以把鲁迅介绍给新一代的读者,把他重新放在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脉络里面来读。我想这里面的鲁迅形象同我们以前所熟悉的—比如我们中学课本里的鲁迅,或国内“鲁研”界的鲁迅会有一些不一样。

  海外的鲁迅研究,最应该重视的大概是日本。如竹内好对鲁迅的重新发现,有助于我们建立一个新的、世界性的问题意识和解释框架。日本学术界有十分扎实的实证研究,功夫很到家,但竹内鲁迅的独到之处,是在思想层面上触及了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本来我在东京大学哲学中心所做的一系列演讲并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而是包含了黑格尔、尼采、本雅明等西学议题。但东大的海报,仍给这一系列讲座冠以“中国的近代”这样的题目。这是日本学界自己的理解。也可以说是一种愿望,即希望能同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一道来重新反思东亚的现代性,东亚的现代主义写作,东亚二十世纪的意识史,政治史,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情况。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我的八次演讲中,谈鲁迅的那一次得到的反响最为强烈。

  重读鲁迅思路的第二个方面,是主张回到鲁迅的写作,让文本本身说话。这么讲不是要像新批评(NewCriticism)主张的那样把一系列历史性因素屏蔽掉,而是说要有意识地摆脱八十年代以来鲁迅研究的过度道德化倾向。我们今天同鲁迅的交流不是什么“精神的契合”或“灵魂的对话”,而是经过文本的中介,立足于分析和解释,即如何“打开文本”,如何在符号界面的解构和重组中,完成一种新的话语的、理论的、批判的构造。80年代的重读鲁迅往往有一种倾向,自觉不自觉地把鲁迅作为一种精神源泉,道德源泉,一种新启蒙的资源,用来支持个性解放、思想解放、反传统等一系列社会性心理要求,甚或某种知识分子立场,批判性,这是一个非常介入性的,政治性的,道德的,精神的鲁迅。所以八十年代以降的鲁迅越来越成为一个精神偶像:鲁迅是一个先生,每当我们感到他的逼视的目光时,就像他看到藤野先生挂在墙上的照片时一样,马上就觉得自己太偷懒,太懦弱,就会觉得一种精神上的激励,就有一种批判的勇气和信心,等等。到九十年代后期,当商品化、官僚资本化成为文化批评的主要对象后,鲁迅有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道德主义社会批判和“介入当下”的心理依据。在华东师大开的鲁迅研讨会,就花了很多时间在讨论地震。有的青年学生本来老老实实准备了发言,谈完了以后,由于迫于老师逼视的目光,又老老实实地试图把一篇文学论文同抗震救灾的联系起来,像在做思想汇报。这样对鲁迅的挪用,虽然说从八十年代以来的知识思想脉络上是顺理成章的,但已经不足以在知识生产和文学批评的场域里给人提供推动力了。而一旦失去知识和理论上的制高点和活力,在道德批判和社会批判上我们也走不了多远,因为批判的介入,最终涉及的是价值的界定和意义的争夺。对学院里的读书人来讲,重读鲁迅比奔赴抗震第一线是更为上手、更为本分的工作,甚至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工作,因为今天我们怎么读鲁迅,也正处在价值创造和意义争夺的核心。

  让鲁迅的文本自己说话,并不是“回到鲁迅本身”,而恰恰是强调鲁迅写作或鲁迅文本的不可替换、不可逾越的中介性。这就触及到重读鲁迅思路的第三层意思,即重新分析和界定鲁迅的“文学性”。在目前国内的鲁迅研究界乃至文学研究界,“文学性”好像是同历史、政治、思想等等对立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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