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不断增多的各种隐性或显性的干群冲突、农地纠纷、利益冲突等，对基层社会的发展与稳定以及和谐社会的构建都形成了巨大挑战。如何在基层民主中通过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有效的民主治理形式，逐步调整和规范各类社会冲突，引导基层社会和谐、稳定、健康发展，是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

社会冲突对基层民主的挑战

群体事件“一闹就解决”效应使基层民主遭遇尴尬的制度困境。从目前来看,我国公民参与公共政策过程有制度性和非制度性两个途径。随着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公众参与呈不断扩大的趋势，我国也对促进公民参与做出了许多制度安排。诸如参加投票选举、听证、信访等均是公民参与的主要方式。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要求公民的参与实践是规范有效的，并能不依赖于领导人的兴趣和爱好而得以长期坚持和发展。但是，在目前的基层民主实践中，公民的参与实效具有极大不确定性。也正因此，在剧烈的社会冲突事件中，群体事件“一闹就解决”的示范效应大大强化了广大参与者以极端的非制度化表达方式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的可能性，而基层民主常常因难以有所作为而遭遇尴尬的制度困境。

社会冲突治理的复杂多元性对公民的民主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社会冲突，要求公民能够就彼此间的利益分歧进行理性商谈和沟通互动，因此，参与者的交往能力和理性自主对于社会冲突的民主治理有着重要的影响作用。无论是在民主过程中的理解和沟通，还是在民主基础上形成的利益博弈与利益聚合，参与者的自身能力都起着关键作用。而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民主机制在社会冲突治理中的有效性。从目前很多地区的公民政治参与实践可以看出，动员性参与仍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参与方式，公民参与政治的效度和频度较低，高层次的政治参与和主动政治参与较少。

基层民主创新的路径选择

目前各地应对社会冲突所采用的各种非常规、非制度化管理方式，其负面效应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束缚。与此相应，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很多基层实践者一方面苦于应对愈发增多的基层社会冲突，另一方面却又将民主治理视作不能承受之重。其现实根源在于，大量涌现并不断激化的社会冲突表明，当前基层民主的制度框架虽然已基本建立，但尚未有效运转从而很好地容纳和化解各类社会冲突。因此，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应是成为一个具有充分弹性、又不失民主原则的冲突调节机制。有效的基层民主既能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各类利益主体有序互动及和谐共存，又能有效地容纳公众日益增长的民主参与诉求。

基层民主制度功能的发挥需要政府的积极善为。各地政府需要通过以下一些途径来推动公民政治参与的发展与完善：首先，政府应该努力完善社会冲突治理的制度建设，通过设立规制，从根本上规范、制约和引导公民参与社会冲突治理的结构、过程和方向。其次，政府官员需要具有开放的民主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这也常常决定着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绩效。最后，政府还应该积极承担公民政治参与所必需的一些有形和无形成本，从而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发展社会组织，培育社会自主治理能力。对于实现我国民主政治顺利发展的基础条件来说，从上层看需要体制性的行政放权，从下层看则需要现代社会的良好发育。作为能够通过不受国家支配的社团来构建自身并协调自身行为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不但可以促进国家与公民之间的积极沟通，而且可以达致制衡、抑制权力，提供公民维权等功能，从而为社会冲突寻求另一条社会化治理之路。

以协商式治理模式为载体构建多元主体的互动机制。基层民主应当是公民积极、有效参与下的一种全方位、历时性的民主过程，是渗透到公共事务每一主要阶段和重要环节的民主。它包括在所有重大公共事务中的事前知情权、建议权，事中的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以及事后的监督权和审议权等。协商式治理模式能够确保这些历时性民主权利的落实，并使公民逐渐成为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者，从而有利于预防和消解各类社会冲突，促进公共秩序的良性发展。

坚持基层民主的实效性原则，着眼于构建弹性化的社会冲突化解机制。基层民主治理应为具有平等地位的多元社会主体提供一个利益博弈的公共平台，将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置于公开化的民主治理议程之中。首先，通过“民主促民生”构建起多层级的社会基本保障体系，缓解社会贫富矛盾;其次，通过协商民主的公共辩论程序，构建多元利益冲突主体间的互信与谅解机制;最后，通过民主化的审议和决策模型，寻求利益冲突的制度化化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