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树 张茂一:政治资源禀赋视角下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探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20-04-04 23:2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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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洪树   张茂一  

   作者简介:王洪树,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党史党建与政党政治、基层治理与民主理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政治传播研究;张茂一,男,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8级博士研究生,乐山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基层治理研究。成都 610207

   内容提要:政治资源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性条件。依据资源属性特点,政治资源可分为硬性政治资源与软性政治资源。“资源禀赋理论”为分析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新视角。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深入推进应该强化与优化硬性政治资源禀赋,深度调适与建设软性政治资源禀赋,开发与培育新型政治资源禀赋,应该系统把握各类政治资源禀赋和充分发挥它们的集成优势。利用政治资源禀赋开发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比较优势,有利于在理论上丰富习近平新时代基层民主观的内涵,在实践上形成一条既适应国情又兼具民主特质的中国特色“良善治理”之路及现代民主发展之路。

   关 键 词:政治资源禀赋/基层民主/治理现代化/政治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基层民主政治呈现出了从草根民间创造到正式制度确认,再到机制创新的阶段性变迁特点。这是一个复杂而曲折的过程。面对经验与问题,当前学界对基层民主发展呈现出了两种明显不同的认知和评估态度。一种认为,基层民主在各方面都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创造出了许多在全国推广的典型经验[1];另一种认为,由于受到社会结构、教育文化水平、宗族势力等阻碍因素的影响,基层民主发展举步维艰,甚至发出“基层民主政治已死的哀叹”[2]。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3]36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事关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道路的运行。针对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同预期,必须从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出发寻找我国基层民主发展的生机活力与适应性路径。本文将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所需要的基础性条件视为政治资源,将这些条件的达成状态视为资源禀赋,进而构建起政治资源禀赋分析框架。该分析框架有利于彰显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优势及生命力,更有利于勾勒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适应性路径。

  

   一、政治资源禀赋与基层民主政治发展

  

   在生产系统中,资源居于原材料输入的一端,而另一端是产品输出。生产系统输出的产品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的资源输入。如果将政治视为生产系统,政治资源也会成为政治产品供给质量的关键依据,高质量的政治资源便构成政治发展的重要禀赋。

   (一)政治资源与政治发展

   20世纪70年代,行为主义政治学将“资源”“系统”等概念引入政治学领域。多元民主理论集大成者罗伯特·达尔将政治资源作为一个核心变量分析政治过程,认为政治资源是“一个人可用于影响他人行为的手段”[4]47。他将政治资源具体理解为国家层面的权力、军队、生产等资源与公民社会层面的投票权等。我国学者将政治资源置于政治共同体中考察时,将其具体分为政治实体、经济实体意义上的政治资源与规范意义上的政治资源。前者表现为政治权力、政治组织、国家财政、国有企业等,后者表现为政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文化、政治价值等[5]。从达尔关于政治资源的定义来看,手段转化为资源关键在于是否形成影响力。结合政治资源的“影响力”的本义而言,政治主体所具有的政治能力也应该属于重要的政治资源[6],尤其是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与领导者的政治领导能力。虽然政治能力不具有直接规范意义,但却是主体运用规范产生影响力的政治表现。为了进一步厘清政治资源属性,本文尝试根据实体意义资源与规范意义资源的作用形式特点,将政治资源划分为硬性政治资源与软性政治资源,并将政治能力纳入软性政治资源予以考察。

   政治是权威性分配资源的行为或互动过程[7]5,资源的输入与输出是这个过程的重要环节。政治发展的质量,取决于相应政治资源是否具备并生长和积累,政治资源的配置是否公平实现分配正义,政治资源是否服务于政治体系以实现民主和效能的价值追求。因此,特定政治资源的拥有与积累是民主政治发展的前提性约束条件,政治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动态调适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关键所在。

   (二)政治资源禀赋与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

   “资源禀赋”理论是20世纪初期瑞典经济学家伊·菲·赫克歇尔(E.F.Heckscher)与其学生俄林(Bertil Ohlin)在批判继承李嘉图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上,基于生产要素的多样性(非李嘉图的劳动唯一性)及生产成本的差异性而提出的,用来解释说明世界各国参与国际生产、贸易、交换的商品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理由。新结构经济学创始人林毅夫认为,“即使在各种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只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能够从自身有什么(也就是要素禀赋),能做好什么(也就是比较优势)的国情出发”[8],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体现各自国家的优势。经济决定政治,政治是对经济的集中反映。同理,如果能从政治资源禀赋(即中国特有的某种品质或素质)出发探讨中国的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不仅能找到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比较优势,更能发现基层民主政治发展道路、制度、理论、文化自信的深层次依据。

   基层民主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基础性工程,是“社会主义民主最广泛的深刻实践”[9],也是“人民当家作主最有效、最广泛的途径”[10]。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基层群众在基层自治制度框架内以村民自治、社区居民自治、企事业单位职工代表大会为主要内容,依法直接行使“四个民主权利”(选举、决策、监督、管理),实现“四个自我”(管理、服务、教育、监督)。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较之于西方发达国家起步较晚,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在硬性与软性政治资源方面得到了充分沉淀与积累,产生了丰富的基层民主样态,基层民主已经成为展示中国民主发展“后发优势”的重要窗口。进入新时代,基层民主发展开启了新的里程,丰富的政治资源禀赋(即比较政治资源优势)蕴藏了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的生长逻辑与发展逻辑。基于政治资源禀赋,不断开发并充分运用这些资源,确定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资源富集点,据此明确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优先点,逐渐积累资源,以点带面,推动基层民主政治渐进有序发展,是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可资借鉴的新思路和新取向。

  

   二、新时代基层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资源禀赋优势分析

  

   当前,基层民主政治发展面临时代机遇。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提高,全社会正在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国家财政不断反哺社会,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较好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改革不断走向深入,政治权力正在国家与社会、国家与市场两个层面进行重新配置,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与优秀传统政治文化的滋养,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思想文化基础;基层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制度基础;人民群众在基层政治生活实践中的创造能力与参与能力不断得到锤炼与提高,为基层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主体能力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凭借丰富的个人基层政治阅历、高超的政治智慧与卓越的政治能力,尤其是以他为主要贡献者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正谋划着中国基层民主政治的未来。因此,当代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发展中硬性要素与软性要素兼具的综合政治资源禀赋优势特征明显。这些资源从不同侧面对我国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发挥着推动作用。

   (一)硬性政治资源禀赋优势分析

   1.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基层社会的反哺性回馈

   国家财政是一个国家共同体拥有的重要政治资源,其收入与支出意味着资源的获取与使用,它直接影响着政治体系的效能发挥。从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以来,一系列惠民利民的政策相继制定与落实,这标志着国家从基层社会吸取资源到为基层社会输入资源的转向,这必将对基层治理带来深刻的变革。2009年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广大基层自治组织的工作经费、主要负责人的工资薪金、社会保障等由政府财政转移支付进行保障,各地方政府也基本制定了对村(社区)自治组织及党组织运行进行财政转移支付的实施意见。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转移支付不断完善、城乡社区的财政投入持续加大。其中,直接关系城乡基层自治组织运行的城乡社区类财政支出,就呈现出不断增长趋势:2012年为9079.12亿元,2017年为21255.10亿元,增长了134.1%。2018年的城乡社区类预算支出在全国一般性公共预算支出中更是与教育、社保就业支出一起位列前三位。除财政对基层社会重点投入外,工会经费改革也有实质性突破,要求“将全国工会经费全年收入的95%留在地方基层工会,本级工会经费全年收入的70%用于对下补助”[11]。这些举措平衡了国家与基层社会之间的经济资源分配,为新时代基层村委会、居委会、工会等自治组织的运行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

   2.政治权力面向基层社会及市场的有效性重构

   政治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力量的制约关系,它是政治资源的积累状态,也是政治资源的运用过程,其在纵向和横向上的分配影响着政治共同体内成员利益的实现。20世纪5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我国在基层管理上采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最终造成了以国家权力强制性植入为主要特点的“农村国家化”[12]局面,社会活力减弱,效率低下。随着人民公社解体,基层群众自治的全面展开,国家政治权力开始从行政村收缩至乡镇,但是这种收缩却导致基层社会发展动力紊乱。针对这一问题,国家进行了基层治理逻辑的转换,党和政府通过各种组织技术和制度安排加强基层党组织与自治组织建设,这表明国家政治权力重新向基层社会下渗[13]。这轮带着资源重组特征的政治权力“回归”使基层治理向着更加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精细化的方向发展。这主要表现在村(社)自治组织中党组织的“政治性”权威增强与基层自治机构的“行政化”权威增强,并与“自治性”社会权威相协调。具体表现为组织成员的待遇来自国家财政,实行村(社)基层干部坐班制,加强岗位业务培训及绩效考核,设置村纪检小组(乡镇党委在选举基础上任免考核)加强“微权力”监督,通过向村庄派驻第一书记以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等。另外,国家政治权力在市场方向出现了有“退”有“进”的局面。在“退”的方面,深化“放、管、服”改革,简政放权,简化行政审批,增强了基层组织的活力,扩大了基层组织的自主活动空间;在“进”的方面,近年在公有制与非公有制范围内,基层党组织建设不断融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企事业单位的党支部基层建设与企事业单位发展的紧密结合,增强了企事业单位基层民主活动的组织保障与民主参与的有序性。

   (二)软性政治资源禀赋优势分析

   1.马克思主义“自治民主”思想的真理性引领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制度的设计蕴含了科学的普世政治价值,其系统的“自治民主”理论给我国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一定是建立在人民当家作主基础之上的,“确实是群众性的即有大多数居民参加然后有全体居民参加的前进运动”[14]。这种民主作为一种国家形式或国家形态,“普选权已被应用于它的真正目的”[15],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并呈现出两种发展阶段,即初级阶段的间接民主和高级阶段的直接民主。直接民主的形式是自治,从而“把本来属于社会的权力重新返还给社会”[16],形成社会自治。马克思主义的“自治民主”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主要内容:第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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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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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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