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已经在国内有所斩获，必当是未来研究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视角。而致使我对“底层社会”研究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

首先，在我过去的童年经历中，有一个事情是难以被我忘却的。事实大致如下：在我读初中的时候，正在修建襄荆高速公路，我在沙洋县五里镇的一个小镇上补习英语，为此我经常骑着单车，在这条侵占了不知多少农田却又补偿的极为可怜的道路上狂奔，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何为上访，更不知道这条道路的修建对于农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只知道一时的快感在那飘荡的风中得以慰藉和满足。不幸的是，一年多之后，我听闻了这样的苦难，二姨父因为上访而被他所地的乡镇府派人用车碾死，全车7个人死了6个。此新闻并未被媒体曝光，后来不知所云，且这样的说法也未得到确认，来自于民间的传言，多多少少都有些道理，但不可全信。而二姨父的死，得到了15万“生命死亡的赔付”。不过，镇政府之所以阻碍他们上访（因为对农田的补偿甚少的不满），原因很明朗，在于“不想被告发”而影响他们“升官发财”的机会。于此，这样一个糟糕的印象与惨痛的隐影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这一片苦难在我脑中回荡了足足十二年之久，至今依然存留着，不仅是因为我与二姨夫的关系甚好，难以接受，而是我无法容忍这样欺压百姓的事实。

其次，我生于农村，在大片大田野得知了那种源于底层的不公，很多时候，农民作为弱势群体一员几乎是处于挣扎与哑然的状态中，话语权对于他们而言，是一片“空气”。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诉求利益，而只能是采取暴力与抱怨的形式来做反抗。

殊不知，群体性事件，是近来被国内学者西方世界引入国内的一种分析话语，而原先的“集体行为”或许更附有一种“本土化”。但是，无论是采取何样的分析框架，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精英政治”对于解决农村问题与农民问题会有多大的损害，这一点于建嵘曾经着重的批评过。也就是说，作为一名研究人员，不仅立足于“精英政治”的立场，而且必须有“底层立场”，只有这样才能将问题分析的更为透彻，况且，我们的底层社会必须有人来代言。而徐贲所言的中国文人为何喜欢做“御用文人”的腔调更是质疑了这一怪现状：毕竟资源有限，权力大于一切的同时，为了生存与发展，苟且丧失了立场与独立精神，最后不得不“左右不逢缘”。底层社会由此被遗忘，而研究者的成果，最终被判定为一种“无用之术”。甚者，底层被绑架，最后也沦为了一种跳板和工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更是一种悲哀。

再者，做政治社会学一块，需要很好的政治学基础与哲学分析与推理的能力，更需要有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的结合，这是社会学分析的一个必备。如今，政治社会学在当下逐渐被重视起来，最主要的因素在于，群体性事件与群体上访的不断深化与加重。不幸的是，大多数的“治理”都是基于如何去控制来完成这一研究分析，笔者并不觉得这样做就不对，而是我们需要一个最基本的立场和独立精神。在“事件—叙述”的历史学方法内，做一定的努力，特别是对这样的底层社会进行一个总体性的概括与对策性的建议，比起所谓的简单而又滑稽“问题—对策”要好得多。因为，底层社会的种种都需要一个真实的呈现，而很多时候我们都无法去了解底层，赫然就需要一个“翻开”的过程。研究者需要做这样的“描述—代言”的工作。而这一点，备受国内研究政治社会学的某教授的影响，故此我又对于“政治”暗知一点。就步入了这样的一个“研究循环”之中。

时而设想，虽说分支社会学现在琳琅满目，比比皆是，但是政治社会基于我们的生活，个人估算应该是比较大的。并且，无论对于何样的分支社会学，都会被《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2版）中所言及的“复杂性”所困扰。变量太多，且这个社会变化又太快。

这却又失去“真理”的后现代话语社会，“一家之言”只能算“一家”。而如何对于一个社会问题弄清楚，更需要社会科学家门的并举与齐发。只有在这样的过程中，相互的协助而不是各自为战，方能有所斩获。故此，这也就要求我们的研究者所有担当，而不是仅仅局限在自己所学的本专业中去看待问题。因为，一个社会问题本就不是“社会学”或者“心理学”那么简单。但我相信，如果说政治社会学是诠释社会问题的一个必须考虑的视角，那么它对于问题的解释力与说服力，或许是最有力道的。但却也是最难做的，因为这是中国。故此，这条漫漫长路，岂能只是“求索”而能达之？

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六日

作于兰州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第二版），赵鼎新（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1），定价4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