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井刚:敢问“天籁”:关于章太炎和刘师培哲学的比较研究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19 次 更新时间:2012-06-08 19:3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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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刚  

  

  摘要:出自《庄子·齐物论》的“天籁”一词为章太炎和刘师培展开哲学话语提供了想象和思考的基础。本文试图沿着他们“小学”研究的路径诠释其与《庄子·齐物论》有关的哲学思想,阐明他们各自的学术进路所显示的两种哲学路途及其可能性。

  关键词: 石井刚 章太炎 刘师培 庄子 齐物论 哲学

  

  一、"天籁"和章刘学术

  

  《庄子·齐物论》开篇有一个著名的寓言: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1}

  颜成子游向其师南郭子綦询问何谓"地籁"和"天籁"。子游说"地籁"是自然界中"众窍"发出的风声,南郭子綦说"天籁"则为"吹万不同,使其自已","天籁"使万物"咸其自取"。按郭象的注释,"天籁"指自然界中存在的众物"皆自得之"。《庄子》这部作品在这里告诉我们,万物的生命以多样性为条件,不受任何主宰性力量的控制,正如南郭子綦所说"怒者其谁邪?"承认每一个个体生命本身的价值,让各自讴歌其生命,可以说是《齐物论》的主题之一。无论是《庄子》文本本身的内容,抑或是郭象以"自生"、"自得"为核心的诠释,直接描画的都是"地籁"众声喧嚣的景象。"天籁"可以说是对一种状态的统称,而这种状态使得万物成为"自己"且"自取"。

  无论是章太炎还是刘师培,都认为使万物"咸其自取"的"天籁"既是自然的状态,也是理想的状态。自然而理想的世界图景作为一个理想类型,为理论话语提供坐标。但这并不是说根据"天籁"作为理想类型的自然观建构的理论话语都呈现出同样的价值诉求。观察章太炎和刘师培的有关话语,将之进行比较,或许可以看到两者之间重要的区别。本文的目的并不是从孰优孰劣的价值判断对章刘二人的思想加以评判,他们看似有很多共同点的学术思想之间确实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这种分歧直接关系到他们如何想象并描述自然(天籁)的问题。这不仅是章刘二人思想的异同比较问题,更是关乎如何设置普遍性这一哲学课题的重要问题。本文透过他们以"小学"为主的学术思想,试图勾勒章刘二人诠释《庄子·齐物论》所显示的不同思想特点,由此为思考现代条件下如何设置普遍性的问题提供某种有益的参考。

  

  二、戴震的声转理论

  

  章太炎在谈到方言问题时引述了"天籁"的比喻。比如,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他写到:

  视五土之宜,以分其刚柔侈敛,是故"吹万不同,使其自已","前者唱喁,后者唱于",虽大巧莫能齐也。{2}

  章太炎认为中国各地不同的方言都有不同的"刚柔侈敛",它们犹如"天籁",难以整齐划一,而方音上的区别在于音转。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曾合作进行方言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目的除了搜罗华夏古音,追溯民族渊源之外,还有接续戴震试图描画声音变转的规律体系这一目的。

  戴震生前曾有作《转语》二十章的设想,但其书未传,只留下序文,即现存的《转语二十章序》。{3}有研究认为戴震在去世前匆匆完成的《声类表》就是《转语》,或者至少代表着《转语》的中心思想。{4}戴震认为不同的方音之间有一定的有机联系,即"转"。他按照一定的分类原则把"转"的关系系统排序:

  用是听五方之音及少儿学语未清者,其辗转讹溷,必各如其位。斯足证声之节限位次,自然而成,不假人意厝设也。{5}

  何谓"声之节限位次,自然而成"?戴震认为,口腔的构造决定每一个音素的发音方法,语音可以按照每一个语音出声时的气流和口腔中的部位进行分类。这种思想实际上与现代语音学中国际音标的思想相呼应,但他的语音体系不单是把各个语音在一个平面上铺开来的静态秩序,还有以"转"的观念勾划不同语音之间的有机联系。戴震在《转语二十章序》的开头写到:

  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是故六书依声托事,假借相禅,其用至博,操之至约也。......夫声自微而之显,言者未终,闻者已解,辨于口不繁,则耳治不惑。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各四,于是互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矣。{6}

  人发出的声音是从喉至唇不同的部位调整口中气流而成。按照口腔中的发声部位和气流的性质可分为20("大限五"乘于"小限四")个声位。按戴震的解释,这些声位的分布与汉字的形体(即"六书")有一定的关系。在《转语二十章序》中,阐释"转"的概念时,戴震以"台"、"余""予"、"阳"、"吾"、"卬"、"言"、"我"等第一人称代名词举例,他认为这些字不只是意义相同,在声音上也有一定的相互关联。即:声母和四声(这里指四种发声方法,并非指"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均相同的几个字,如"台"、"余"、"予"、"阳"等,可通其意义;声母不同但四声相同者,如"吾"、"卬"、"言"、"我"等,虽然声不同但可以相互模拟。前者为"正转",后者则为"变转",两者都可以"通变"。戴震从声转的角度来证明意义关联和语音关联。他在与江永讨论"小学"问题时,详细论述了他对"六书"的理解,尤其是对自古从无定论的"转注"概念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后世求转注之说不得,并破坏谐声、假借,此震之所甚惑也。《说文》"老,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考,从老省,丂声"。其解字体,一会意,一谐声,甚明。而引之于《叙》,以实其所论转注,不宜自相矛盾,是固别有说也。......震谓"考"、"老"二字属谐声、会意者,字之体;引之言转注者,字之用。转注之云,古人以其语言立为名类,通以今人语言犹曰"互训"云尔。转相为注,互相为训,古今语也。......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7}

  《转语二十章序》中所提到的"卬"、"吾"、"台"、"予"等第一人称代名词,戴震在这里认为是"转注"。也就是说,语音声转的现象实质上可以当作"转注"的事例。按照戴震的解释,"转注"属于"六书"中的"用",即在指事、象形、谐声(形声)、会意四种书体的基础上,再对数字相互训释的现象为"转注"。而《转语二十章序》又阐明"转注"关系下的几个字之间也以声转的关系在语音上具有联系性。由此可推,戴震以"转语"(《声类表》)为核心的等韵学体系不仅是对语音进行静态分类的空间布置体系,而且也是以声转的概念相互联结不同语音的动态系谱。同时,戴震的研究还表明:不同的语音在空间上的分布实际上互相之间具有"转"的时间关系,方言不是互相孤立而存在的,而是各自之间存在声音和意义的有机关联。

  

  三、刘师培的方言思想

  

  戴震去世后,洪榜继承了他的"转语"思想,为后世留下了《四声均和表》和《示儿切语》。{8}而到了近代,由刘师培来祖述戴震与洪榜的思想体系。刘师培于1906年编撰的《中国文学教科书》第二十六课《字母述略》、第二十七课《等韵述略》、第二十八课及二十九课《论切音》等文章详细介绍了他的等韵体系。刘师培之所以要祖述戴震与洪榜的等韵图,自然有他自己的目的。早于《中国文学教科书》,他曾于1905年在《国粹学报》第2期上发表一篇短文,他写到:

  中国之初,虽未明字母之用,然近儒知字母之义者,有刘继庄、江慎修、洪初堂三家,而以戴东原之说为最当。案:戴东原作《转语》二十章,其书虽不传,然其序有云:"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谓非字母之嚆矢乎?......知反切之理,即知字母之不难制造矣。今欲造中国之字母,莫若师戴氏《转语》之意,而参以洪氏《示儿切语》之法,......盖居今日之中国舍形字而用音字,势也;废各地之方言,用统一之官话,亦势之所必趋也。{9}

  刘师培的意图很明显,他希望泯灭方言的区别,统一中国的语言,为此要改变中国语言的书写方式,废除汉字改用字母(拼音)。他认为戴震和洪榜所留下的等韵体系为达到这个目标提供了极有力的条件。刘师培也引述了《转语二十章序》中的一句话,所谓"同位"和"位同"便是戴震"转语"(《声类表》)构想中最重要的两个术语概念,分别表示正转和变转。刘师培在这里提及声音变转观念,直接的原因在于要介绍戴震等韵体系可资制造字母的道理。但进一步去想:中国语言(口语)的统一和文字的拼音化为什么要与声变理论结合起来讲?在戴震那里,声变理论实质上被用于对"六书"中"转注"概念的一种解释,那么,对于刘师培来讲,转注究竟包含何等意义?刘师培在《小学发微补》中,接续戴震对转注概念进行了诠释:

  惟戴东原之论转注也,谓转注犹言互训。《说文》训"考"为"老",训"老"为"考",凡数字共一义者,皆曰转注,故曰"同意相受"。段、王氏皆从之。然于转注之起原,言之颇简。盖上古之时,一义仅有一字,一物仅有一名。后因各方言不同,乃各本方言造文字。故义同而形不同者,音必相近。{10}

  换句话说,语言文字在开始时,所指(物和事)和能指(名和字)之间有一对一的对应关系,而由于方音不尽相同,所以后来又根据方言再制造新字,这就是转注字。从中可窥见刘师培预设了语言由一个中心往周围扩散开来的发展观。语言在从中心向周围辐射式扩散的过程中发生了声音的变化,产生了众多各不相同的方言。因此,几个不同的方音之间一定会有声音的相近性。刘师培在《中国文学教科书》中进一步阐明方音转化的内在肌理:

  方言之不同,大抵皆由于双声以互转耳。本为一事一物而读之有两音,因两音而造为二字。然两音既系双声之字,则其义亦必相同。古人取双声之字互相训释,所以明上古之时仅为一字也。凡古代转注之例咸可本此义类求之。{11}

  方言之不同者,大抵又由于叠韵之互转耳。两字既系叠韵之字,则其义亦必多同。故古人于叠韵之字亦可互相训释。凡古代转注之例亦可本此例以求之。如"考"训"老","老"又训"考",而"考"、"老"二字为叠韵。此其证也。{12}

  刘师培在这里认定,方音的不同多由于依双声、叠韵发生的声音变化,而且这种声变现象可以概括为转注。

  戴震的研究表明,属于"正转"、"变转"关系的两个以上的同义词在字体的面相上是转注关系,从音义来讲是方言的关系。刘师培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将方音之间的转注关系构建为由中心往周边扩散的周圈论的方言理论。{13}他是章太炎编撰《新方言》的有力合作者,曾为之作序:

  昔欧洲希、意诸国受制非种,故老遗民保持旧语,而思古之念沛然以生,光复之勋虇蕍于此。今诸华夷祸与希、意同,欲革夷言而从夏声,又必以此书为嚆矢。{14}

  所谓"夷祸"并不只是满族入关后对汉族进行的压迫。刘师培认为,自魏晋南北朝时期开始,很多民族相继进入华夏之地,"夷音"混入华夏语言搅乱"正音"。周圈论的方言思想有利于以"中心-周边"模式想象出可能的文化统一体,而这种一元性同心圆模式的方言观明确要排斥语言跨民族之间相互融合的过程。在承认方言多样性的背后支撑这种思想的,其实是文化一元论。刘师培将恢复"夏声",实现中国语言的统一之理想寄望于搜集方言的工作。

  刘师培明确区分"夏音"和"夷音",而他又根据戴震《转语二十章序》中的"自然之节限"说,认为语音具有一种跨语言的普遍性。

  声音之起原,厥有数端。一曰自然之音。自然之音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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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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