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井刚:反思日本现代“中国认识”与历史的“内在理解”*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2 次 更新时间:2019-01-24 23:1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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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井刚  

   【内容提要】 增渊龙夫的《关于历史学家的同时代史考察》一书,通过分析两位杰出的日本东洋史学家内藤湖南和津田左右吉,反思日本学界“中国认识”所陷入的困境,并试图提出以“内在理解”为基础的史学方法论。增渊认为,内藤“从那个漫长的中国历史当中提示出潜运默移的历史大流向”的洞见是史学家所应具备的“历史学家的态度”,且在这一点上,内藤的成就是在日本东洋史学家中罕见的。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增渊并不是因此称赞内藤的史学,而是要对之进行批判。增渊强调的是“历史的内在理解”之重要性以及艰难性。增渊的史学批判告诉我们,史学工作的伦理价值在于叙述者是否能够与历史人物之间产生相互交感,而使之成为可能的条件无非是叙述者对其周遭以及历史人物存在处境的两方面都能够保持“严”性自觉。我们沿着增渊的思考,不仅可以重构“史”的概念在中国传统中的独特内涵,而且可以诠释中国人文精神“虽旧而维新”的意义。

   【关键词】 增渊龙夫,内藤湖南,中国认识,内在理解

  

   《说文解字》解“史”字曰:“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段玉裁引《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也说:“君举必书。良史书法不隐。”段氏诠释下的《说文解字》只从历史叙述者的行为方面界定“史”字之意涵,也明确界定其道德操守。然而,现在我们通常以“历史”解“史”字之意的时候,即使常常讨论其方法论,史学家自己的主观和主体性也很难进入到学术视野当中,何况史学家的道德云云!我们现代学者应该服务于理性主义原则下自成体系的学科训练。这大概是现代学术所赖以成立的客观条件,也可以说是我们作为现代科学的从业者应该遵守的道德操守。正如后现代文本批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文本应该被视为独立于“作者”而存在的,只有如此,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文本可以独立于其所产生的特殊情境,跨越时空吸引着生活在不同情境中的无数读者。科学的自由和文本的自由都是把每一个特殊且独立的事物放置在可供客观检验的理性平台上。我们把握世界的知性活动都赖于此。但是,我们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个体作为一个人,都具有绝对无可替代的特殊性和独立性。那么,现代科学的理性主义将特殊转化为可普遍共享的理性符号之后,我们又如何把它重新放回到特殊?我们既要承认现代科学给我们带来的理性主义认识方式之果实,也要在此基础上寻找重新以学术的方式触及特殊且无可替代的个体之方法。人文学术的目的应该在于这一点。如此思考,段玉裁诠释下的《说文解字》对“史”之如上界定显现出特别的意义:我们沿着它去思索,历史的叙述者要以什么样的历史意识去书写历史?

   本文以反思日本的中国史研究为主要任务,并希望能够通过它提出一些线索,帮助我们再度确认人文学术应有的价值。

  

一、增渊龙夫的《关于历史学家的同时代史考察》

  

   增渊龙夫(Tatsuo Masubuchi, 1916-1983),前一桥大学中国经济史教授,主要著作有1960年出版的《中国古代的社会与国家》(由吕静翻译的中文版已于2017年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①和1983年出版的《关于历史学家的同时代史考察》(以下简称《考察》)。②后者收录了作者讨论历史学方法论的代表性论文,对日本研究中国史学的方法,尤其是其长久以来的内在困境以及陷阱,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在原书出版已有三十余年的今天,其锐利的理论批评仍然不失锋芒,给予我们丰富的启示。增渊所探索的方法论归根结底是对历史意识的反思。历史意识是把“当下”放在继往开来的时间流中思考其意义的精神活动。“历史学家的同时代史考察”这一命题向读者宣告:该书作者正是要把史学实践者与其“当下”处境之间带有张力的关系作为史学研究的重要动力源泉,而在此前提下,全书的论述告示了“当下”关怀的史学实践之困难以及“历史学家”自己由此陷入的困境。书写历史的主体也镶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结果,他/她几乎不可避免地与被书写的他者之间产生某种关系,有时会产生遥相呼应的共鸣,或者有意无意之间会忽略甚至践踏客体的特殊生存困境。也就是说,书写历史的实践本身将跨越时间和空间,这必将关涉到如何形成主体间交感的问题。从这样的问题视角出发,日本历史学研究的结构便为增渊的思考提供了出发点。他在《考察》开头便说:

   重新思考日本历史学界的特点,我们会发现这里有一个在别国不多见的重要现象:除了本国史研究之外,外国史(所谓西洋史和东洋史)研究极为盛行。……这个似乎和我们的历史意识有重大的关系。③

   外国史研究的盛行,在增渊龙夫看来并不是日本学界可引以为自豪的特点。他对这一现象投射了批评的眼光,也对他所从事的中国史研究进行了深入剖析。

   《考察》所收录的文章共有7篇:《日本近现代史学史中的日本与中国(1)——以津田左右吉为例》《日本近现代史学史中的日本与中国(2)——以内藤湖南为例》《关于历史的所谓“内在理解”——以陈垣与津田左右吉为例》《关于历史学家的同时代史考察——再以内藤湖南为例》《历史认识中的尚古主义与现实批判——以日中两国“封建”“郡县”讨论为中心》《历史的相似性及比较的意义——读库尔本编著的〈历史上的封建制〉》《经济学与历史学——关于其方法与课题中的两三个问题》。就撰写的时间先后来讲,最后一篇分析马克斯·韦伯史学方法的文章属于最早的论文。④这一点虽然不关乎增渊龙夫史学批判的核心内容,但仍不能忽略。因为这表明,这位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具有西方现代学术方法论的深厚基础,使得他独具慧眼,对中国史学研究的主流保持清醒的观察,也使他的批判获得了普遍意义。日本的中国史学研究,也就是“东洋史学”(日语中的“东洋”是指“orient”,也就是汉语中的“东方”。在日本现代学科中,“东洋史学”往往等同于“中国史学”)。《考察》的分析和批判主要针对东洋史学研究所带动的日本人的“中国认识”而作。然而,题为《经济学与历史学》的最后一篇文章则显示增渊反思东洋史学的初衷并不在于如何认识中国,而在于反思史学方法论本身。他是以强烈的理论批评的意识来对收入《考察》中的每篇文章作研究的。因此,本文要追溯增渊的东洋史学批评,逼近他对历史意识和史学实践的阐发,从而试图思考摆脱日本的中国研究长期以来陷入其中的“中国认识”怪圈的可能性在哪里。之所以作如此尝试,是因为增渊的这部著作一直被视为“中国认识”方法论的理论著作这一事实本身正说明中国研究的学科框架规定了人们的视角,其结果是,他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以及最宝贵的价值却有意无意地被悬置且遗忘。对日本的中国研究来讲,“中国认识”一直以来是外在要求和内在欲望相叠加的学科任务。在此,“中国”作为一个特殊的知识场域成为将其内部特权化的平台,而每一种“中国认识”在形势发生大转变之际都会受到“正确与否”的检验。但笔者认为这种问题本身就是一种问题的错置。我们需要的不是“正确的中国认识”,而挣脱、解构这种平台才是当前需要完成的任务,其目的正是要给我们的学术工作寻回应有的人文精神。

  

二、沟口雄三对“中国认识”的反思及中国历史“基体展开论”的提出

  

   评析《考察》的相关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众多对“中国认识”理论和方法的反思中,影响最大的研究成果——沟口雄三(Yuzo Mizoguchi, 1932-2010)的《作为方法的中国》(1989年)。⑤

   “中国认识”系日语词,意思就是有关中国这一亚洲最大文明实体的种种意象、话语或表述。它是一个很奇怪的术语。假设我们把认识的对象换成其他国家或地区,如“美国认识”“欧洲认识”等也说得通,但就会令人觉得词语搭配不甚协调,更不太可能成为可供学术思考的论题。而一旦冠以“中国”一词,就显得有问题可以探讨了。这是为什么?

   “中国认识”的问题化本身是现代化的产物。早在18世纪后半叶,本居宣长(Norinaga Motoori, 1730-1801)提倡抛弃“汉意”(karagokoro),寻回日本特有的“真心”(magokoro)。本居这一主张的出现标志着一种新的思维模式建立起来了:江户幕府体制下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教及其所代表的汉学话语和日本本土学术思想传统话语被分为两个不同的话语系统。明治维新之后的现代国民国家建设所赖以成立的民族主义思想,也是在本居“国学”脉络的延续下得以发展的。从明治早期启蒙运动直到二战后的一段时期,日本启蒙主义和现代主义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追随西方文明和其学术思想。摆脱中国文明而融入西方文明之列的文化范式转换在多数人看来是日本实现现代化所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在这股潮流中,如何思考中国、如何看待中国和如何思考现代性、如何看待现代性的问题结合在一起了。众所周知,二战之前的主流“中国认识”大多贬低甚至蔑视中国文明以及中国的现代化转变历程。虽然竹内好(Yoshimi Takeuchi, 1910-1977)和武田泰淳(Taijun Takeda, 1912-1976)对那些若隐若现地显露出日本优越感并以东方文化守护者自居的“汉学”和“支那学”举起了反叛的旗帜,但在对华侵略战争以及“太平洋战争”的影响下,他们的主张不可能得到知识界和言论界的广泛认同。

   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之后,在很多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心目中,一跃成为可以寄托理想的新兴现代国家。这种认识大致上引领了战后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主流思想,为维系他们的知识良心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文化大革命”和接下来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沟口雄三有关“中国认识”的言论,也是1989年结集为《作为方法的中国》这本书的一系列讨论,充分吸取了战后派知识分子没有正确评估以“文化大革命”的惨烈悲剧为归宿的中国早期激进社会主义建设所蕴含的深刻矛盾之教训,同时也关注在冷战格局下实现经济腾飞的东亚各国以及改革开放的中国,从而提出了需要摆脱“没有中国的中国学”,迈向“真正自由的中国学”的新“中国认识”方法。⑥沟口拒绝将以西欧的现代类型为目标的单线历史发展观运用到对中国历史的叙述。他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有其内在的发展理路,中国和欧洲的现代化过程本来是两条各不相同的历史脉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基本上不同于欧洲的发展趋向之所成就,是一个独特的结果。他的这种论述,已经没有必要以欧洲充当参照系,而是在中国的内部发展脉络之中内在地寻找中国自己所走过来的近现代历史轨迹。他认为只有发现中国独特的脉络,才能够为世界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历史图景。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沟口尝试重新叙述中国明末清初以后的近现代史,并阐发洋务运动的价值。他说,透过洋务派的思想及实践可以了解到中国特有的现代,同时也可以摆脱以朝向社会主义现代革命为主线的、“为当代服务”的“被扭曲的近现代”历史观。⑧

   沟口雄三站在这种视角,叙述自明末清初至现代的中国历史内在发展脉络:

   中国是指在南北混合,辽、金、元、清等异族与汉族不断冲突混淆的过程中,在发生变形的同时被牢牢地继承下来了的“基体”。也就是说,所谓固有的展开,就是指以基体自身的内因为契机的辩证法式的展开。⑨

   他相信中国历史确有其独特且内在的发展理路,并把这种寻找历史内在理路的理论预设称为“基体展开论”。⑩他把中国的内在历史发展脉络视为中国历史的“基体”,并认为此“基体”推动中国迈向了自己的现代。

但是,沟口雄三的思路不由得让人产生疑惑:“基体”是不是一种文化相对主义姿态下的化约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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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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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杂志2019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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