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政治体制改革滞后是经济转型的瓶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01 次 更新时间:2012-05-04 10:4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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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  

  

  温总理在今年“两会”上,再度强调了中国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和重要性。他说,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成功,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进行到底,已经取得的改革和建设成果还有可能得而复失。我很敬佩温总理和他的勇气,因有人不喜欢提政治体制改革,温总理点到了我们下阶段改革和转型的要害问题。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举世矚目的伟大成就,这一点是不可置疑的。但是,在发展中出现的不协调、不均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越来越多,且越来越积累、严重,已经到了不可复加、必须解决的地步。

  例如:在经济发展模式上,我们一直依赖投资拉动,依赖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粗放式”发展模式,但它是以资源的超常消耗和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为代价的。以2006年为例,我国GDP占世界总量的5.5%,但消耗了当年全球40%左右的煤和炭,50%多的水泥,60%左右的钢和铁,70%左右的油和气,却仅仅只创造了全球5.5%的财富,单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5倍以上。据联合国环境署的数据,全球20个环境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就占了16个。我国自已的资源,按2009年的消耗量评估,石油资源仅剩7.08年,铁矿资源仅乘16年,天然气仅剩39年了。请问:我国还剩多少资源可供持续发展?我们又给子孙后代剩下了多少资源财富?所以,这种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必须要转型,没有时间再等了。

  又比如:在收入分配问题上,不可否认改革开放后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高,但是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地拉大,并且变幅更大。我国90年代基尼系数就突破了0.4的“警戒线”,2009年又逼近0.5的“危机线”,是联合国中有经济数据统计的150多个国家中贫富差距最大的8个国家,而这8个国家中,除中国外,没有一个是前社会主义的国家。我国的贫困人口,从1999年庆祝建国五十年宣布的仅剩2000多万,增加到2011年的突破1.5亿人口(注:即使这样,我国的贫困标准线仍低于印度等国)。我国的城乡收入比,据世界劳工组织统计公布的数据:全球城乡收入差距比大于2倍以上的仅有3个国家,而中国的城乡收入比是3.3倍,差距最大。我举这些数据时,希望同志们心中要有个“前缀”,即:我们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是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是为广大劳苦大众服务的党,我们革命或改革的目的,是要让全体人民共同享受改革的成果。

  再加上党风日下和腐败问题,这个问题已成为全国共识。我仅亮一下“三公消费”和“灰色收入”两组数据:据有关研究机构的数据,2004年公款吃喝3700个亿,吃掉一个半国防军费; 公款用车4080亿; 公款旅游3000个亿。当年的财税收入仅3万多亿,1/3被吃喝玩乐掉了。经济学中有个“政府支出成本”,资本主义国家美国最高,它是世界“霸主”,哪里都要花钱,它的政府支出成本是9.9%,而中国的政府支出成本,据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室的数据是37%,这是美国的4倍左右。再看“灰色收入”,当前我国收入差距已经很大,但还有一部份收入是未统计进去的,那就是“灰色收入”。据有关研究机构透露,这部份收入约占GDP总量的15%,以2010年为例,那就是有约6万亿的财富被少数“特殊利益集团”的人拿走了。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的长期积累,不仅影响了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而且,积累起来也会发展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必须要进行彻底的改革!

  怎么改?中国当前改革和转型的主要瓶颈在哪里?

  为了阐述这一课题,我们用经济曲线走势或改革开放后几个阶段的发展变化过程,来分析之。

  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即1978年开始。这一阶段的改革,有文章说是类似“帕累托式”的改进,所谓“帕累托式”,即在诸多因素中改动某些因素参量而不影响原总体均衡的一种变革。这是一种增量改革。允许和扶植原有体制外的经济体发展,如联产承包责任制、社队企业等,而体制内原有的利益格局没有根本触及。这种改革释放出巨大能量,获得了改革后的第一份增长红利。但到80年代未,价格市场化改革受阻,国企承包制改革效益下滑,加上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内则因“六.四”政治风波的发生,以及一些保守势力对改革提出质疑,认为“和平演变”才是当前的主要威胁,等等诸种矛盾,使改革一度失去了方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的南巡讲活使全党统一了认识和方向。故此,1992年中国再度开启了进一步改革的航程,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战略目标。从1992年至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又经历了一次高增长期。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的问题也愈来愈多,贫富问题、转型问题、垄断问题、腐败问题等等,愈来愈严重且积重难返。这一阶段发展的改革红利再度被吃完,采用经济体制改革方式来推动发展的改革空间亦基本用尽,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弊端却愈来愈明显。从1992年开始的这一轮改革,总是经济改革先行,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跟进,使经济改革“一条腿在前”的状况,时时受到体制改革滞后的拖累,只能在狭小空间“有限腾挪”,而始终创不出全新局面。

  例如,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我们离此还有很大差距,主要表现在政府过多干预市场以及国有经济、垄断企业阻碍和挤占中小企业发展等问题。中央也有察觉,所以在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了“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但是,这个决定仍主要是企图从经济角度去改革、完善,没有触及到深层次权力和利益格局的重新分配等改革的矛盾和问题。至今,已过去10年,这个“决定”执行得并不好,并且,还有反复。

  反复之一,就是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问题。这个问题提出已有近20年了,要从“粗放型”发展向“集约型”发展转变,不是没有看出来,而是早已提出。但结果呢?从1995年制定“九五”计划起,到21世纪初就放慢了脚步,各地追求GDP高指标,加上大规模的城市化建设和“铁公基”项目,大量资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流入,“三匹马”中又转而用投资和出口来维系经济的高增长,而不顾及经济的转型和提升消费等战略目标。到了“十一五”,中央又再次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但是,其间又遇到“世界金融危机”,我们又是用“4万亿财政刺激”和“9.6万亿天量信贷”去搞投资拉动,造成产能过剩和资产泡沫。“十一五”不仅没有转型,反而是向旧有增长模式倒退。到“十一五”未期,惊呼发现支撑旧有增长模式的“廉价资源”和“廉价劳力”已经近乎枯竭,又在“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和“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转型“刻不容缓”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主线”。

  从1992年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目标,为什么经济转型问题20年都转不过来,到现在没有多少空间了,还在走回头路呢?旧的经济增长模式转不过来,造成我国资源匮乏,环境破坏,超发货币,通胀压力增加,房地产泡沫,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消费拉力不足等等一系列问题。

  反复之二,就是权力干预市场愈演愈烈。我们在《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现在却是在走回头路。权力干预市场,造成庞大的权力寻租空间,催生了腐败漫延。而腐败问题和贫富差距问题的结合,又要引起社会和政治问题。我们刚刚开完“两会”,两会代表5000多人,据说会务服务工作人员是1:4,但是,大家知道各省、地、市自己派来的场外“维稳”干部是多少人吗?我不是说的会场内的工作人员,我是说的各地方自己派来围堵“上访”的干部,有几万人,光河北就来了近2000干部。表面看两会很“和谐”,但河北的干部对我说两会期间他们“累脱了一层皮”。我国当前的“维稳”系列开支,已经超过了国防开支,这还了得?!有些同志和地方的所谓“维稳”,实际是在压制和掩盖矛盾,而不是在解决这些问题。就象大禹的父亲鯀,在治水中不是象大禹那样去疏和导,而是去围和堵,结果水患越来越多,不得而止。

  以上的变革过程告诉我们:在我们获得两次“改革红利”之后,再企图用単一经济改革的方式取得进展,其改革空间已经相当有限,改革效益也相当低下,经济转型20年来基本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说到问题的关键,为什么经济转型迟迟转不过去?转不过去的最大受益者是谁?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当前基本利益格局已经固化下的那些“特殊利益集团者”,他们阻碍改革,是因为它们不想失去即得的利益。而短短30多年快速出现的利益集团,是由于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未能配套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结果。比如劳动报酬问题,2002年以前我国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基本在50%以上,但2007年已下降到39.7%,其余部份被政府和企业拿走。而在不断下降的劳动报酬中,又有相当大一部份被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有两组数据:一是中国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之多;二是占全国职工总数8%的垄断部门职工的工资福利,相当于全国工资总额的55%。所以,在国民收入中,收入分配问题急待解决。但为什么看着贫富差距和收入分配问题一天天严重,而我国《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从2004年起草至今被修改5次,拖了7年也迟迟出不了台呢?说到底,就是利益集团的阻隔。这些问题,你不从体制上去改革分配格局,单单企图从经济改革上去触动,有可能吗?再比如“三公消费”、“腐败”、“权力寻租”等问题,权力泛滥,不透明,缺乏群众和社会监督,这些问题你不从体制上去改革,单单企图从经济改革上去触动,有可能吗?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既然用经济改革方式推不动,那只有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来推动它。汪洋同志不久前讲:“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即有利益格局的制约”。汪洋同志点到了问题的关键,抓住了主要矛盾。

  另外,我国《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关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决定”,但是,由于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跟进,而很多问题和社会矛盾又急待解决,所以采用”实用主义”的办法,混淆了许多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概念,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分开,没有把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分开。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都是屬于社会和公共服务领域,而我国却把它们当作是经济领域,要用经济政策去取代社会政策。医疗本是公益事业,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要财政支出、补贴,仅少数私营医院是个人支付,而我国提出“以药养医”,把它推向了市场,让它自负盈亏,垂死病人躺在医院门口,“有病没钱莫进来”;教育亦是公益事业,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而我国提出“教育产业化”,财政不管了,什么叫“产业化”?产业化的目标是获取“利润最大化”,是做买卖,不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全民素质,偏离了社会公益事业的轨道,拖延至今17年,我国仍达不到对教育投入占GDP4%的战略目标。等等。

  我们是共产党员,老祖宗马克思早就告诫我们,在生产力不断发展过程中,生产关系应相应调整,以与之适应;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方面,亦应是相互调整和相互适应的关系。什么叫“和谐”?这才叫和谐,没有一个在动另一个拖后腿的,那不叫和谐。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据一些理论研究者统计,邓小平在86—87年间曾经76次提到此问题。小平同志称: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两者是互相依赖、相互配合的。他并指出:所有的改革能否取得成功,最终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最近的数个改革理论研讨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前两次改革的重心是“还利于民”,而这次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心则应是“还权于民”,不仅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配置权要让位给市场,而且还要改善我国的民主政治环境。

  改革给我们预留的时间不多了。我不懂政冶,是个搞经济研究的院士、学者,但从我对经济研究角度预测,如果我国在经济转型上不能获得巨大成果,如果“十二五”工资不能“倍增”,还在那里拖来拖去,那么,我国在2017年左右,经济上将会遇到重大冲击,有几条重要的经济曲线将会出现“拐点”,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政治体制改革,我个人认为,从中国特有国情出发,应该是由上而下地进行政改。它不象经济改革,由于企业经营和管理是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单元细胞,相对独立,所以它的改革和创新有较大和较自由的空间。而中国由于是集权制国家体制,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式主要是由上到下的变革,这样的改革成本最低。有的专家学者称为“顶层设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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