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我父亲陆定一晚年的几点反思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54 次 更新时间:2018-05-04 13:35:40

进入专题: 陆定一  

陆德  

   前言

   2000年6月9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中央开会纪念了他。

   父亲多年负责党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他提出了“新闻定义”、“教育方针”,并积极推动形成了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在知识分子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他是各共产主义政党中担任宣传部长时间最长的人(达22年),是个马列主义理论家;他又是被海外舆论界广泛称之为的“中共党内的民主改革派”。

   父亲晚年,对他的工作和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经验教训,进行了反思。我将他的部分讲话和谈话,进行了汇总和整理。父亲虽已去世10年,但他的一些认识和提法,我认为至今仍有着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

   现把父亲的部分反思内容,呈献给大家。

   陆德

   2006年11月17日

  

   如何对待历史问题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和政策上,应“宜粗不宜细”;但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该“宜细不宜粗”。

   对历史问题的处理上(注: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央的政策是“宜粗不宜细”,这是正确的。这是要求从大局出发,认清大是大非问题,统一思想认识,而不要纠缠到具体的小事中,去计较个人恩怨得失。应抛弃前嫌,顾全大局,团结一致向前看。

   但在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则应“宜细不宜粗”。总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不再重犯。对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这类的错误。从“反右”、“大跃进”到“文革”,我们党有过多少深刻的教训?“一言堂”,我们又分析过几次了?从分析陈独秀的“家长制”开始,还不是屡析屡犯,就是不敢触及到它是封建主义专制残余(的根子上)。为不重蹈历史的覆辙,认真分析和总结历史的教训,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个“必要条件”。

   恩格斯曾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敢于承认错误并认真分析和改正错误的党,才是伟大的党。不要怕!(周)总理是党内最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的同志,我遇见的就不下几十次。但他在党内的威望和人民对他的信任,却是最高的。

   深入分析得出的结论,还不是结束。一个结论的是否正确,还需经过时间的检验,才能完成一个历史结论(正确与否)的全过程。

  

   惩治党内腐败问题,要有外力

  

   ——惩治党内腐败,光有“自律”不成,还要加上“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的作用。

   前人民日报总编秦川的回忆文章说:1992年陆定一生日那天,对前来看望的秦川等同志讲:“秦川,我们党已经开始腐化了!”

   执政党的腐败,是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列宁从建立苏维埃政权后,就一直十分重视这个问题,在党内建立专门机构,监督和解决党员干部的腐败。但是,有一个问题始终摆在这里:反腐机构也是党领导的,它要听从党的指挥,如果党的领导人甚至一把手腐败了,那么该由谁来管?对这个问题,列宁也始终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来。

   毛主席问“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他老人家是主张用“大民主”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去解决。如果是整个党变质了,人民活不下去了,采用“二次革命”的办法,推翻腐败政权,这是对的,历史上历来如此。但如果全党不是这种状态,只是个别或局部问题,那就不能采用革命的办法。在我们用革命的手段夺取了政权,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消灭了剥削阶级之后,我们解决内部的问题,就不能使用“革命”和“暴力”的这种手段来解决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个教训。此时专政的职能,主要逐渐转向对外,而对内部,则要建立民主政治,要靠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力量,来解决贪腐问题。

   靠“自律”解决党内的腐败,当然是个好的办法。利用党自身的力量和觉悟,加强自律,去克服贪腐。

   但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光依靠自律,是不能彻底解决党内腐败问题的。反腐中,自己既是“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在管理学中就会出现(功能的)“缺失”,达不到预期的管理效果。就像“自我戒烟”和“强制(加外力)戒烟”一样,“自我戒烟”的成功率向来低于“强制戒烟”,就是因为没有外力。也像治病一样,小病可以靠“自愈”,大病就一定要用“外药”,要外药和内力一齐作用,才能治愈。内部的毛病越严重,就越需要用外力。

   从管理学的角度看,党的反腐问题,其“裁判权”和“监督权”,一定要放在外部。在自律的基础上,再加上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更上一层楼。反腐的效果好不好,也要民众说了才算,而不是自己。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下,权钱交易、权力资本化是个普遍现象,要增加反腐的透明度、增加群众和舆论的监督作用,才能奏效。这种监督利大于弊,不要怕别人讲话。对于群众的意见和不满,不要压制,压是解决不了问题的。要学大禹(注:因势利导)而不要学他的父亲鲧(注:围、堵)。不管是好的意见还是坏的意见,都要妥善处理。对于执政的党,它掌握着全部的“政府资源”,所以一定要强化外部的监督和制衡,才能有效抵制腐败现象。香港的廉政业绩,排在世界前列,其中有80%以上的案件,是靠外部的曝光和民众的举报。

   要加强这两种监督,就必须首先要加强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

  

   党的“双百”方针,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

  

   ——对待“双百”方针,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二元论”理论来解释和执行,而不应用单纯阶级斗争的“一元论”理论来指导。

   ——在“社会属性”方面,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应看其政治表现,而不应以思想划线。

   ——“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中,自然属性是“第一性”的,社会属性是“第二性”的、派生的、被决定的。

   ——政策管理和“有为”、“无为”管理。

   1956年4月(27日),我在中央《论十大关系》会议(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专题发言,(毛)主席很赞同,并被拍板确定为是党的“双百”方针。主席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但到1957年,主席的态度有所变化。“反右”斗争后,虽仍一直提党的“双百”方针,但不能认真贯彻和执行了。

   在文革被关押的13年中,我对林彪、四人帮批判我的(所谓)《反动鸣放纲领》(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进行了反思,13年的反思,我愈来愈意识到: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应该用“二元论”来解释,而不能用主席“一元论”的思维来解释。在这一点上,可能我与主席的思想是不同的。世界观的转变,是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一个长过程中,如何去看待知识分子,如何去贯彻执行党的“双百”方针,是个重大的问题。否则,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可能又会爆发个“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双百”方针,从字面上好理解,但要从理论上理解,恐怕首先要分清是用“二元论”来解释还是用“一元论”来理解的问题,以及,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定位,这么两个问题。

   对于“双百”方针,我认为应采用“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二元论”的观点来进行解释。主席支持百家争鸣,但后来又提出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资产阶级一家,无产阶级一家。老人家把“百家”变成了“两家”,把“学术争论”变成了“阶级斗争”,又回到了“社会属性”这“一元论”的观点上。郭沫若和范文澜对封建社会的划分是观点不同的,吵得水火不容,你说定哪一家是无产阶级的观点,又定哪一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之争嘛,应该允许百家。

   同样,在“二元论”的“社会属性”方面,又有个对行为主体知识分子的阶级划分问题。是以思想(世界观)划线,还是以政治表现划线,这涉及到党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还是“依靠”的重大问题。在这方面,周总理“以政治表现划线”的主张,是正确的。总理的主张,也教育了我。而林彪、四人帮的“以思想划线”并施以专政的做法,是极端反动的,“文化大革命”就是个例证。

   就像马克思在“劳动二重性”和列宁在“企管二重性”(DualityofEnterpriseManagement)中所指出的,生产劳动、科学技术和管理都有其“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这两重性一样,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对于学术、艺术、技术性的问题,同样存在着“二元论”的概念。

   在阶级社会中,任何科学技术,都是为阶级、为社会服务的,故有它的“社会属性”,但是,任何科学和技术,又有它的“自然属性”——它必须要符合其客观的规律,符合自然规律性。原子弹、氢弹,只要研制它,就要符合裂变、聚变的规律,不遵照这一规律,哪怕你是社会主义,也造不出“两弹”来。对这些属于“自然属性”方面的研究和发展,不能拿意识形态的东西去乱套。

   马克思主义是唯物的,自然属性就是唯物的,是第一性的东西,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是对社会的认识,它是第二性的。我们必须尊重第一性的东西,不能用第二性来否定第一性,扣上个“资产阶级”的帽子,就否定了一切“自然属性”。

   我们应该坚持马列“二元论”的观点,不能用阶级性、政治性这种“一元论”的观点来对待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研究和发展。凡是科学技术的东西,它的正确与否,只能从实验中、从实践中去验证,而不是其它。

   对“自然属性”的问题,只有通过自由的讨论、百家争鸣、科学的论证来鉴别真伪,扣政治帽子是无用的,只能压制了科学、艺术的发展。

   我提的报告(注:指陆定一的“双百方针”讲话)中,除了不要随意扣政治帽子外,在学术界内部,也不要有“门户之见”,要一视同仁,平起平坐,平等讨论,在学术上不要压制、歧视对方。这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部环境,一个是内部环境,两个条件缺一不可。

   是不是说凡对科学和艺术动用政治干预,都是不对的?不是!“社会属性”是它的两大属性之一。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冲击了社会,社会也必然对它有所反弹,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关键是如何掌握这个干预的“度”和标准。干预的目的,是要促其健康和蓬勃地发展,如果是促其衰退了,就是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那这种干预就错了,就要反思。对科学和学术的问题,轻易动用运动和斗争的手段,是没有长期效果,也达不到目的的。

   当时,我虽然提出了要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严格区分开来的主张,但是,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等问题,还理不清,有偏“左”的认识,是周总理教育了我。总理把为谁服务的政治表现问题,作为划分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唯一标准,而不是把世界观作为评定的标准。这样一来,“双百”方针就完全解释透彻了!(我曾问父亲:“如改革开放中,又出现了剥削和资本家,知识分子又如何界定?”陆答:“这个问题,由你们去解决。”)

作为一个执政党,主要要致力去抓大政方针,是要去创造出一个适合科学、文化艺术蓬勃、健康发展的大环境,如毛主席的“六项标准”,如党的“双百方针”等等,要在这些大的方面能“有所作为”,而对具体的学术、技术性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陆定一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中国政治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9767.html

85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8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