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德:要努力捍卫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公正性

——在科学面前人人平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3 次 更新时间:2010-04-02 09:2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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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德  

  

  2008年9月爆发“金融危机”后,这两年请我讲学的机构比较多,但有个变化,不仅院校比较多,而且党政机关也多起来。为什么?原来连党政干部也看不懂一些权威数据和结论,产生质疑,需要请人来解读、答疑了。

  在经济研究中,允许不同学派和观点的存在和争论,这是好事情,叫“百家争鸣”。学术研究、科学技术、领导决策中,没有“争鸣”就不能发展、就没有创新、就形成不了科学的决策。反过来,那就是“一言堂”、“家长制”,就会走向学术研究的反面。

  但是,学术研究有它的“游戏规则”,即它的主题、要素和概念必须要有科学的、统一的界定和规范。这是前提。在这一前提下去“百家争鸣”,“争”出各种那怕是不同的观点和主张,都是有益发展的。但如果连这一前提都不遵守,那就不叫学术研究,而叫“胡嘴蛮谗”、真伪不分了。

  比如足球比赛,大家都爱看,喜欢评论。但其中一个裁判将其游戏规则中的“手球界定”改了,改为所有队员手触球都不算犯规。那么这足球还怎么看?怎么去“争鸣”和“研究”它的战术和胜负?这不成了“橄榄球”比赛了吗?!

  当前,在经济评论和研究中,为什么许多人感到越来越糊涂,越来越看不懂。这一方面是民众的素质提高了,鉴别能力提高了,另一方面则是由于破坏 “游戏规则”、偷换、混淆学术概念之风愈刮愈烈的结果。而这股风,对经济学研究这个“神圣的殿堂”而言,并不是一股好的学风。

  举例说明:

  比如,2009年我国经济率先实现“V型”企稳回升,有些权威学者就指出:对经济复苏,学者们提出了U、V、L、W型的不同轨迹,但中国2009年的经济画出了一个亮丽的“V型”,写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中国经济已进入新一轮上升期”。

  这一结论,虽在政治上有很大的鼓舞作用,但在经济研究中,却是个偷换概念的作法。在《辩论学》中称作“诡辩”。为什么是“偷换概念”呢?因为经济界公认这次世界危机的“复苏周期”要4—5年左右时间,在这个周期中,中国的经济复苏轨迹有U、V、L、W四种可能性,而上述的权威把“四年周期”变为“一年周期”,偷换了概念,得出了结论。就象“100米赛跑”,刚跑出“20米”,就得出跑在前面的人“是第一”了。偷换了什么概念呢?偷换了“复苏周期”的概念。这一结论,与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末讲:“因为金融危机还没有过去,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打分还为时过早”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在经济学研究中,现在的阶段叫“后危机期”,是“经济危机”中的一个阶段,这个周期还没有走完,不能随意改换“周期”概念。

  比如,关于“国进民退”的问题。不少专家和有关人士认为2009年在启振中国经济中,有“国进民退”的现象要引起高度重视。但有的权威机构和领导却几次声明没有国进民退的问题,并提出要拿权威性统计数据来公式。但我看到的出示数据却都是“2005年—2008年”的数据,根本没有2009年的数据,同时也不提2009年有40%左右的民营企业濒临破产、倒闭(中国社科院统计)、“天量”信贷中对民营企业信贷仅8.5%和民间投资这个“接力棒”迟迟不能有效启动等等这些问题。这在“辩论学”中就叫做“诡辩”,因为在辩论和分析中要求其命题、界定、概念和时间、地点都一致,这就是游戏规则,但它却将“时点”进行“错位”,偷换了概念。别人讨论的是2009年的事,而它却讨论2008年以前的事,从而得出个相反结论,然后又把它定义在2009年的身上。就象“十月怀胎”的一个孕妇,十个月怀胎不易,但今天流产了,我们定义她“今天流产了”。但一些权威用过去十个月的数据,将时点错位,定义此孕妇“今天仍然是个孕妇”一样。这样,一来使许多关注“国进民退”的研究者,在“权威结论”的面前不敢讲话了。二来,这种结论会误导决策层的分析和判断。可喜的是中央一直关注中小企业的发展,于2009年9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意见》(业内称“29条”),并有望在2010年某时出台。

  对“国进民退”问题,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和结论,但不能采用违反“游戏规则”的辩论方法。

  比如,2008年6—7月份,为了提振“奥运”股市,有些权威学者就提出当时我国是“慢牛”环境。而经济学中的传统界定是:当股市市值下降20%,即为由“牛市”转为了“熊市”。当时中国的股市已连续下跌60%,是3个“20%”的下降,市值缩水18万亿,怎么还界定为“牛市”,而且又创新为“慢牛”市呢?当然,学者的政治意愿是好的,是为了宣扬大好形势,但在经济上却误导了许多股民被套。

  比如,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GDP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一个参数,号称“第一权重参数”,国内国外各界学者都要研究它。但近些年来,地方的统计数据和中央政府的公布数据,从来没有一致过。一般情况下,各省市自治区总合的GDP增长率要高出全国核算数据的二个百分点;而省内各地市的总合又要高出省级核算的二个百分点左右;县级又比市级核算高出一至二个百分点......。这无疑是被“政绩”因素拉动而出现的不实数据。那么,中央政府发布的GDP数据就“实”了吗?也不实。为什么?因为脱离了基础数据(地方数据)的依托。如国家公布2007年GDP增长11.4%,2008年被修正为11.9%,2009年又被修正为13%,它距第一次数据偏离1.6个百分点;如2008年国家核算的GDP增速为9%,但2009年初修正后又补进1.34万亿,达31.4万亿,比原基数(30.067万亿)上升了4.4个百分点,进而GDP增速又由9%调升至9.6%。我们不可否认,各国的GDP一般都要经过两次或以上的调整和修正,但其“偏离度”仅有百分之零点几的差距,而我国的修正数往往要大出它几倍到十几倍。你看!地方统计的数据偏高,而国家统计的数据又偏低,都是一个国家的统计机构,却始终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基准点”,比较准确的数据往往要等到两年后才能得知,而此前的一系列相关经济参数又要据此做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正,给宏观经济的分析、研究和预测,带来很大困难和不便。

  比如,今年2月初,一份权威机构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中产阶级的规模约为总人口的23%左右”。这是什么概念?这就是说我国目前已有3亿多人是中产阶级了,这比美国全国的人口还要多。这一数据,当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有很大作用,表明我国强大了,富足了。那么,它是以什么标准来划的呢?是“国际标准”吗?美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年收入标准是4—20万美金,而我国的标准是1—1.5万美金收入即算“中产”,显然不是国际标准,而是“中国特色”。但是,根据我国“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来看,这个“中等”水平无疑应该是指“国际标准”。同时,经济学的各项参数是相互关联、互相影响的,我国“经济总量”(国际标准)可能要跃居世界第二位;而我国“人均GDP”(国际标准)却排在世界107位,很低;我国的“基尼系数”(国际标准)又接近0.5,贫富差距很严重;而此时我国的“中产阶级”(中国标准)已达23%,这样一折算下来,我国70%左右的广大中下层劳动人民则是更穷、更贫困了,更不和谐了。你看,原来这个数据是为了宣扬我国“国富民强”的,但采用数据综合分析后,它却变成了负面影响。

  比如,对贫困人口的统计。2006年我国对外宣布:我国“自1978年至2006年,农村贫困人口已从2.5亿人减少到2700万人”,这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和伟大胜利。我国当时划分“贫困线”的标准是以一个人一年收入少于683元人民币的“中国标准”划分的,而“国际通用标准”是一个人每天收入小于1美元才算“赤贫”,按当时汇率折算,即一个人一年收入少于2500元人民币为“贫困”人员,它与中国的贫困标准相差近4倍。2008年我国报刊评论印度“贫富差距”的文章中说:“印度11亿人口中一半以上每天的生活费不到2美元”,以此来说明印度贫困问题的严重。但是,这种的评论和讥讽采用的是“国际标准”,若按此标准计算,折合一个人一年的生活费约为5000元人民币,这种“赤贫”却超过了我国全体“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3587元(2006年)的39%!为什么评论我国贫困问题时就采用“中国标准”,而评论其它国家贫困问题时就采用“国际标准”呢?这虽在政治上有一定作用,但在学术上叫做“不可比”。因为数据的采集不在同一坐标体系上,故两组数据不可对比。更有甚者,2008年12月,国家权威机构对外宣布:“全国农村计有4320万(扶贫救济)人口,占农村人口的4.6%”。怎么搞的?!2005年贫困人口已下降到2700万了,怎么越改革贫困人口越多,3年后反而又上升增加了60%呢?原来,我们的坐标体系又变了。这在政治上不是相当被动吗?

  2007年,美国经学家评估:按1美元/人?天的标准测算,中国目前仍有3亿多人口处于“贫困线”下。2009年,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目前有2.54亿人口仍处在“国际贫困线”下。我们若采用“国际标准”,有可比性,可看出我国存在的巨大差距;我们若采用“国内标准”,是关门自比,与外界没有可比性,则我们富得很。同一个事实,研究结论却悖离相反。

  比如,收入增长问题。权威统计报表称:“200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增11.2%”,这个数据被许多人质疑,称作是“被增长”。

  我们可以质疑,但这种质疑不应是情感上的、感觉上的,这不是科学的分析,正确的分析应是有依据的。我们可以根据数据的相关性和一致性原理,用它自己发表的权威数据来质疑它自己的权威结论。如果真与事实有差距,那么它这张“表格”是做不平的。

  即:

  A)、权威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2.9%,国有企业利润同比下降27%”。

   质疑:企业工资和效益是“挂钩”的,现在企业效益下降1/5以上,是否有可能工资收入反增2位数呢?

  B)、权威数据显示:“上半年个人所得税完成2136.73亿元,同比增长0.7%,比去年同期增速回落了26.5个百分点”。

     质疑:“个人所得”与“个人所得税”,是一种“正相关”关系,是同方向增长或下降的。如今的统计结果,怎么是个人所得税下降而工资收入却增长,变成了“负相关”关系呢?

  C)、为保护职工权益,各级政府都对企业下达“工资指导线”(最低工资保障线)。经查,各省市自治区政府制定的2009年“工资指导线”,都比2008年下调了5—10%的幅度。

   质疑:政府都下调了“工资指导线”,即允许了企业工资下调,怎么全国工资收入反升2位数呢?(注:目前城镇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工资收入)

  D)、权威数据显示:2009年上半年“城镇居民当期收入感受指数为-8.6,??????是1999年开展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

   质疑:既然城镇居民收入增加2位数,怎么老百姓对自己的“收入感受”反而是11年以来最低的呢?

  E)、权威机构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半年同比增11.2%;3季度同比增10%左右;4季度同比增9%左右;全年增9.8%。

   质疑:上半年经济滑坡、企业利润下降,但收入增长达2位数;而下半年经济快速回升、企业利润转亏为盈,怎么收入却呈逐季地减少,变成1位数了呢?

  F)、质疑“人均收入”。

   “人均收入”是个平均值,而“平均”不反映“差异”。某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大师讲:一个贫民咖啡馆,几个中低收入者在喝咖啡,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来品尝。此时,政府统计官员进来了,则这个点的统计是:“人人都是百万富翁”。

  拿中国的“人均收入”做个简单算题:中国的基尼系数接近0.5,假如全国总收入为100元,则其中一半被10%的人获得,它的实际人均是获得5元/人;而其余90%的人获得另一半50元,它们的实际人均获得是0.55元/人,这里显示出差异,因为是分层次计算。但如果要计算“全国”的“人均收入”,即将全部财富“除以”全部人口,则这个“人均收入”就变成了1元/人,即90%阶层的“人均收入”由实际的0.55元/人被“凭白无故”地“抬高”到1元/人,被抬高了81.8%的幅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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