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文坛观潮:批评的激情与作家的伦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73 次 更新时间:2012-04-27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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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坤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着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巴金语)

批评家和作家的关系,是一个太过老生常谈的话题,诸种论述,面面俱到,以至于现在的人们已经失去了探讨它的空间与兴趣。为写这篇小文,特地到网上浏览,有两篇文章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巴金先生发表于1962年第5期《上海文学》杂志上的文章《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另一篇是周晓枫女士的杂文《批评家的勇气和作家的胸怀》,(见《文艺争鸣》2011第8期。)二者跨越不同时代,相隔几乎半个世纪,却道出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彼此相映成趣,成为记录彼时批评家与作家二者关系的鲜活史料。

巴金先生的文章,是1962年春天在上海市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可以看出,囿于当时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巴老心怀战栗,文中谈的虽然是作家和创作,实则指责的却是那些习惯于挥舞大棒乱扣帽子、乱打棍子的批评家。“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着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谁又不怕挨整呢?谁又愿意因为一篇文章招来一顿痛击呢?许多人(我也在内)只好小心翼翼,不论说话作文,宁愿多说别人说过若干遍的话,而且尽可能说得全面,即使谈一个小问题,也要加上大段的头尾,要面面俱到,叫人抓不到辫子,不管文章有没有作用,只求平平安安地过关。”如此令人痛心的话语,如此让人揪心的情形,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作家,无不感同身受。那种假“文艺批评”之名、行政治迫害之实的状况,在我们的当代文学史上曾经漫漶了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只强调为政治服务的时代,作家和批评家之间是不可能形成正常的对象化关系的。

时至今日,当历史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国经济飞速发展,GDP已经排名世界第二,社会和谐人心稳定,文学领域内批评家跟作家之间的关系已发生相当大的变化。周晓枫的文章有了中肯且不失激愤的总结。她从编辑家这“第三人”的角度,剖析作家和批评家之间的关系,对于双方的人性弱点都做了认真的剖析,认为双方都没有尽职尽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批评家完全成了盲目的吹鼓手,除了吹捧之外见不到一句真实的批评之言。她质疑批评家“把学术探讨变成人际周旋,觉得他们词库里有太多褒义词,却像缺血一样缺乏贬义词的储备。研讨会就像帕瓦罗蒂们演出,比着飙高音,及至失真的海豚音。当批评失去贬义词的时候,就像阳光下的物体没有阴影,只能证明它不是真东西,不过是画在纸上的扁平之物。”同时她也指出,造成批评家假装集体弱智的实际原因,也是由于作家们的暗中操纵。作家们出于名利心的驱使,只顾求出名图好卖,对艺术和创作的本真缺乏探索和钻研精神,他们变得十分脆弱,只愿听好话,受赞扬,无力去承担也不愿意听到任何批评。这样的批评家是不负责任的,这样的作家,也是难以进步成大器的。

以上两篇文章,虽来自于不同的时代、出自于不同的身份,但是对于作家与批评家的关系,都是从实践意义上总结出的,因此显得格外真实和真切,对于我们站在历史的高度回顾和总结二者关系,是极有意义的。时代在变,二者的关系随之在变。从巴金时代作家对批评家的惧怕,到周晓枫时代作家可以对批评家进行操纵,半个世纪过去,可以看到作家逐渐由被动变主动、批评家逐渐成为傀儡和鸡肋的过程。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批评的失真和乏力?我想还是因为时代的转换。当一个商业的电子化时代来临,由于器物和载体的变化,应运而生的是媒体批评和网络批评。原先的“学院批评”和“协会式批评”,因其溢美之词过滥而失去其有效性,不能再以其深刻洞见而对创作进行引领,影响逐渐式微,退居边缘不受关心。媒体批评和网络式批评能甚嚣尘上,从积极意义上说,媒体记者、编辑的报道和网络灌水帖子因其对作品反应迅捷、迅猛,偶尔露峥嵘时又不乏真知灼见,因而,他们成了这个时代“批评家”的代名词,尤其深受年轻读者待见。另外一个方面,从消极意义上说,也因为前者能有效的把作家作品搬上娱乐版头条,在插科打诨、八卦调笑中解构掉作品的庄严意义,进而赢得读者关注和排行榜的位置靠前;后者基本靠网上拍砖谩骂、以及僵尸粉数量的吓人堆积来滋养人气和吸引眼球,达到的同样是将书卖得好卖得快的目的。

传统的批评家,除了积攒一些不痛不痒、千篇一律的等腰著作等着评定职称,还能干些什么呢?批评家要想重新赢得人们的尊敬,首先必须坚定自身的道德文化立场,除了加强批评队伍的理论建设外,还要勇于对现实发言,对净化文化环境发挥积极作用。我们尤其希望,在“市场”这个概念甚嚣尘上的混乱时刻,能有批评家挺身而出,指出:“市场的逻辑并非文学的逻辑”,号召净化周围的艺术创作空气,提倡那些纯粹的,唯美的,优雅的,不单纯以获利为目的文艺创新。就像墨西哥作家帕斯在《批判的激情》里所说的那样,“今天的文学商业被一种单纯经济观点所左右:最高价值就是购书者的数量。赚钱是合法的;为‘伟大的公众’生产书籍也是合法的,但如果中心意图是出版‘畅销书’、娱乐性作品和通俗读物,文学就会死亡,社会就会堕落。”

同时身为作家,我们是不是也要时刻三省吾身,时刻问自己:是否忘记了初进文学创作这条道路时曾发誓要追求永恒、要完成打造艺术作品永久魅力的使命?批评家就应该是那样一群人,那样一群时时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使命的一群人,那样一群令人尊敬的智者和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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