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云和:从《邺中集》到《拟魏太子邺中集》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6 次 更新时间:2019-06-24 00:1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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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云和  

   内容提要: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是模拟曹丕原作《邺中集》而创作的诗。《邺中集》已不传,但通过对谢拟诗及相关文献的发掘,可以明确其形制和内容皆一如谢诗。《邺中集》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以诗歌形式写成的专门的文学批评著作,它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七年间邺中文人集团的文学创作活动,为后世建安文学史的书写定下了基调。作为总结、评价建安文学的纲领性文献,它通过谢拟诗的传承发挥,对六朝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心雕龙》《诗品》关于建安文学的论述就是在吸收其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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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锺嵘尝赞为“五言之警策者”①,萧统《文选》也全部收录,是世所公认的拟体诗经典。然而,谢灵运所拟之“邺中集”,究竟是指曹丕编定的徐、陈、应、刘之遗文还是邺中文人的文会宴集,人们却存在不同的理解。至于这组诗的主旨,在刘勰和锺嵘的时代,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视为具有文学批评性质的作品的,足见那时人们对这组诗的主旨有一个比较统一的认识。然自元、明以后,论者却无视批评史上的这一情形,更多的是将其与谢灵运的身世背景结合起来进行考察,认为此诗是谢灵运假托建安诗人以自伤身世。于历史真相的追寻而言,同一组诗的主旨在理解的方向上出现这样极端的背离,这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说明研究尚有很大的期待,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澄清。

  

   一、《邺中集》的形制与《拟魏太子邺中集》的性质

  

   对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题的解读,从李善对它的注解开始即存在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题中所谓“邺中集八首”,即曹丕“都为一集”(《与吴质书》)的徐、陈、应、刘之遗文,谢灵运拟的就是这个集子中曹丕、曹植及徐幹、陈琳、应玚、刘桢、王粲、阮瑀等八个作家的诗各一首。但是,这一看法后来却受到普遍的质疑。首先,曹丕“都为一集”的作家作品,按照他的叙述,只是徐、陈、应、刘四家之遗文,而曹丕、曹植、王粲、阮瑀等四人的作品并不包括在内。其次,按照古代总集编撰的惯例,一般是只录逝者而不录存者之文,其时曹丕、曹植尚在,所以这个集子是不大可能把他们的诗文也收录进去的。曹丕既称“撰其遗文”(《与吴质书》),表达的也就是只录逝者而不录存者之文的意思,说明他编这个集子是遵循了这一惯例的。再次,在宋本《六臣注文选》的目录中,《拟魏太子邺中集八首》又题作《拟邺中咏八首》②,既然“邺中集”可称为“邺中咏”,也就证明在时人的观念中,它是曹丕写的诗而不是他编的集子了。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魏太子邺中集”之“集”,并不是指曹丕编定的这个集子,而是指邺中文人的文会宴集,“邺中集八首”就是为描写邺中文会宴集而创作的诗。不过,在认定邺中集为邺中文人的文会宴集这一前提下,学者间对这八首诗的作者又存在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认为这组诗分别是当时参加宴集的曹丕等八人各自创作的诗,各以所咏人之姓名为题;二是认为这八首诗均是出于曹丕之手,“首篇是子桓自叙一时诸贤会聚之盛,余七首是代诸人写其遭逢出处及怀抱性情”③。但近来又有学者对此提出了反对的意见,认为曹丕的《邺中集》在历史上并不存在,谢拟诗之“拟”并非“模拟”,乃“虚拟”之意;谢灵运的拟诗就是虚拟邺中诗人的宴集,而非模拟所谓的《邺中集》④。比较而言,将“邺中集”理解为曹丕创作的描绘邺中文会宴集的诗不失为一种接近实际的解读,但将这组诗视为当时参加宴集的曹丕等八人各自创作的诗,或者说谢拟诗是拟构了一场魏太子邺中宴集,却是需要进一步认识清楚的问题。

   其实,“邺中集”的形态为何?谢拟诗及当时的一些文献在很多方面已经给出了相当充分的显示。首先,谢拟诗以曹丕的口气出之,刻意模仿的意图十分明显。既是刻意模仿,所言情况就应该与原作相仿,所以了解曹丕当日创作《邺中集》的情形,谢拟诗的叙述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谢拟诗序云:“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岁月如流,零落将尽,撰文怀人,感往增怆。”已明言曹丕《邺中集》的八首诗是曹丕自己创作的,用以纪念在建安二十二年就已经去世的王粲、陈琳、徐幹、刘桢、应玚、阮瑀等六人,而并非是参与宴集的这八个人当时各自写的诗。二是谢拟诗除了《魏太子》一首之外,余七首都有小序,皆以第一人称描述其人在文学创作方面的风格特色,这也反映出曹丕是创作的主体,而王粲等七人是创作的客体。至于《魏太子》一首为何没有立小序,这当然是出于一种避嫌的考虑,作为作者,在自画像下自夸其文学创作特色,难免不有他所批评的“夫人善于自见”(《典论·论文》)之嫌。三是就诗本身来看,第一首《魏太子》为曹丕自述之作,诗云:“天地中横溃,家王拯生民。”“家王”犹言“家父”,指曹操,已明确此诗虽题名《魏太子》,但作者就是曹丕自己。余七首则是曹丕“代当时诸贤之意”(宋本《六臣注文选》,第579页),以诸人口吻出之,如《应玚》诗云:“顾我梁川时,缓步集颍许。”“我”为应玚自称。《陈琳》诗云:“相公实勤王,信能定蝥贼。”“相公”为陈琳对曹操的称呼。《平原侯植》诗云:“副君命饮宴,欢娱写怀抱。”“副君”为曹植对曹丕的称呼。其次,在《文选》中可以看到,萧统把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编在第三十卷“杂拟”一类,这已经是在文体上明确了它的拟体性质,说明谢灵运拟的就是曹丕的《邺中集》诗而非其他。这就表明,《邺中集》乃是一个真实的历史存在,所以是不能因为它的不传而轻易作出否定,进而别出心裁地把“拟”字解为虚拟,认为谢拟诗是虚拟邺下诗人的宴集。更为重要的是,有材料显示,当时不只是谢灵运,锺嵘也有可能读到过曹丕的《邺中集》。《诗品》评魏文帝云:

   其源出于李陵,颇有仲宣之体则。新歌百许篇,率皆鄙质如偶语。惟“西北有浮云”十余首,殊美赡可玩,始见其工矣。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诗品集注》,第256页)

   其中的“不然,何以铨衡群彦,对扬厥弟者邪”,今天学者多将其中的“对扬”释为“比美”,认为这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曹丕没有这样的才能,他凭什么能够评价建安诸子,在创作上比美他的弟弟曹植呢?”其实,这是不够准确的。“铨衡”与“对扬”是一个平行对举的句子,都是评价的意思。《尚书·说命下》:“敢对扬天子之休命。”孔传:“对,答也。答受美命而称扬之。”⑤又,《诗·大雅·江汉》:“虎拜稽首,对扬王休。”郑笺:“扬,称扬。”⑥此即是其证。值得注意的是,批评家要具备与作家对等或更为杰出的创作才能,才有资格对作家作品进行批评,这几乎是那个时代人们的一种共识,如曹植就有“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与杨德祖书》)之言。锺嵘在此所要表达的,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然而在《典论·论文》《与吴质书》和曹丕的其他文章中,我们看到的只是曹丕的“铨衡群彦”,并未见到他对厥弟曹植的评价,所以曹丕的“对扬厥弟”,说起来也就只能是他《邺中集》中的《平原侯植》诗了。如此看来,锺嵘就极有可能读到过曹丕的《邺中集》。

   至此也就可以明确,所谓“邺中集八首”,乃是曹丕为纪念邺中文会宴集所创作的诗,它与所谓的曹丕“都为一集”的徐、陈、应、刘之遗文无关,也不是当时参与宴集的八人各自创作的诗的一个合集。谢灵运的拟诗更不是拟构了一场魏太子邺中宴集,而是以曹丕的《邺中集八首》为蓝本而创作的拟体诗。

   考察了《邺中集》和谢拟诗的形制特征后再来看谢拟诗的内容,可以强烈地感受到,它在很大程度上具备了文学批评的特征,纯粹是从文学批评的立场来表达作者对历史上建安文学的看法。比如诗的小序,就明显是对作家的文学创作所进行的批评,而诗中揭示作家身世性格,叙其欢乐宴饮场面,已是文学研究中作家论的范畴,这当然也是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且,题下小序与诗歌内容本身构成了相当紧密的关系,七首诗基本上都对小序之义做出了诠释,比如《徐幹》小序曰:“少无宦情,有箕颍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辞。”而诗则曰:“摇荡箕濮情,穷年迫忧栗。”“华屋非蓬居,时髦岂余匹?中饮顾昔心,怅焉若有失。”又如《应玚》小序曰:“汝颍之士,流离世故,颇有飘薄之叹。”而诗则曰:“一旦逢世难,沦薄恒羁旅。”可见诗都在着力于小序意旨的演绎,通过对作家经历、个性的详细描绘来进一步说明作家创作风格和特色形成的原因。也就是这组诗在内容上确实是体现出了文学批评的鲜明特征,所以与谢灵运同时的南朝文学批评家,都是把它作为具有文学批评性质的作品来看待的。比如锺嵘和刘勰的批评著作,就曾把它当作文学批评文献来使用,吸收了其中的文学批评思想和观点,并没有在创作意图上指出这组诗与谢灵运的身世遭遇有什么关系。

   然自元代方回、清代何焯开始,一些学者却无视批评史上有过的这一情形,更多的是习惯于联系谢灵运的身世背景对诗进行考察,认为这组诗是谢灵运的自伤遭际之言。方回即言此诗是为讥讽宋武帝、宋文帝⑦而作,而何焯则说此诗“当是与庐陵周旋时所作”,又在《王粲》诗下注曰:“自伤止以文义见赏,不参权要,如仲宣在建安中也。”⑧此后一些论者,莫不风偃景从,将其定性为谢灵运描写自己身世遭遇的诗。如吴琪就认为此诗是“有感于庐陵王义真之事”而发,是谢灵运“伤己才智不用于时而托之于此诗”⑨。至于诗为什么会形成这样的主题,吴琪解释说:“盖康乐自伤其才大不偶,故于诸子止写其丧乱流离之苦,或写其人品卓荦与不乐仕宦之意。即间有优渥之言,不过在游戏宴饮之小礼,总非有国士之知也。”(《六朝选诗定论》,第386页)从这一角度来解读谢诗的题旨,表面上看倒是合于拟体诗“比古志以明今情”(宋本《六臣注文选》卷三〇,第576页)的特点,似乎不无道理,然而事实上却是存在很多疑问的。问题的关键在于,那个时代的文献中并没有具体指明此诗的创作有什么政治背景,也没有说明它是自感身世之作;作者在诗中也没有作出特别有意的表示,在没有任何文献依据的情况下,就把谢灵运的人生遭际与诸子的身世经历附会、牵合在一起,结论是很难落到实处的。而且,如果说这组诗是作者自伤遭际,就很难解释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序所以为作者之意”(《尚书正义》,第116页),是作者创作意图的一种表达,但作者在小序中为什么指明的是作家的创作特色,而不强调是自伤遭际之言?作者不在序中说明是自伤遭际而明确其讨论的是作家的创作特色,就已经是相当明白地表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是什么了。这就意味着,这组诗的“比古志以明今情”,完全可以理解为谢灵运仿照曹丕诗的做法,用诗来发表自己对建安作家文学创作的看法。诗的“志”和“情”,一方面固然是指作者“应物斯感”而生出的情感,但同时也应该包含作者对历史和现实事物的形而上的认识和看法。从这方面来讲,谢灵运对建安作家文学创作的看法,当然就可视为他书写的“情”与“志”。

   明确《拟魏太子邺中集》的性质和特征,回归到文学批评的轨道上来,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把我们重新带回历史现场,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充分挖掘其所隐含的丰富的文学批评信息,在一个新的历史语境中反思关于建安文学的诸多问题,比如邺中文会宴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意义,曹丕、谢灵运对建安文学的认识和看法,刘勰《文心雕龙》、锺嵘《诗品》所描述的建安文学与曹丕、谢灵运心目中的建安文学到底有什么关系。通过这些反思,我们对历史上建安文学的面目特征将会获得一个更为清晰的认识。

  

   二、《拟魏太子邺中集》对《邺中集》的规模情形

  

了解了《邺中集》与《拟魏太子邺中集》的形制和性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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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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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文学遗产》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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