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斯一:论荷马史诗与“口头诗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1 次 更新时间:2019-02-24 22: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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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斯一  

   内容提要:米尔曼·帕里关于程式系统和口头诗歌的理论深刻地影响了荷马史诗的文学批评研究。帕里的追随者提出,荷马史诗并不具备经典文学批评在书面作品中发现的那种原创性和统一性,因此,对于荷马史诗的批评研究必须建立在全新的口头诗学的基础之上。本文试分析和回应口头诗学的主要倡导者詹姆斯·A·诺托普洛斯的理论,以便揭示他对于荷马史诗的原创性和统一性的根本误解,为以亚里士多德《诗学》为代表的经典文学批评方法做出辩护。

   关 键 词:荷马史诗  文学批评  口头诗学  并列结构  无机统一

  

一、帕里理论和口头诗学


   荷马史诗充满了重复,即便是不懂古希腊文的读者,通过阅读相对忠实的译本也很容易发现大量重复出现的单词、短语、句子、段落、场景描述、情节叙述。事实上,荷马史诗的绝大部分语言都是由这些“程式”(formula)构成的,它们是史诗的基本材料,而诗人正是通过对于程式的安排来进行创作的。上世纪中叶,美国学者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对于“荷马程式系统”(Homeric formulaic system)的研究是现代荷马学术史的重要转折点。①基于细致的分析,帕里发现,荷马史诗的程式构成了一个庞大而完整的系统,诗歌中几乎没有任何事物和事件是无法用程式来表达的。进一步讲,这个系统是极度“经济”(economic)或者“节省”(thrift)的:除了极少数例外,在任何一行诗句中,“对于一个特定的观念(idea)和一个特定的节律位置(metrical space)来说,有且只有一个可用的程式”。②面对如此严密的规则,诗人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不具备选择用语的自由,甚至在某些地方会因为受限于程式之间的传统搭配而无法实现准确的表达。③然而,帕里的研究证明,这种严密的程式系统正是口头创作的真正基础:以牺牲表达的自由为代价,完全掌握该系统的诗人获得了“在表演中创作”(composition-in-performance)的技术和能力:“在不存在书写的情况下,诗人得以创作诗句的唯一方式,是拥有一套提供现成短语的程式语系(formulaic diction),使他能够毫不犹豫地让这些短语形成连续的铺展,从而填充他的诗行、组成他的句子”。④在即兴创作的每一刻,诗人想要在特定的节律位置表达的特定观念几乎总是只有一个恰好对应的程式,随着节律的流动,不同程式的组合构成了诗句与段落,讲述特定的主题,而一系列主题的前后相继或结构性呼应就形成了整首诗歌。以这种方式,口头诗人不需要书写的帮助也能够创作长篇史诗。

   帕里的研究不仅彻底改变了学术界对于“荷马问题”的探讨方式,而且决定性地质疑了经典文学批评方法对于荷马史诗的适用性,为“口头诗学”(oral poetics)奠定了理论基础。19世纪以来的分析派研究方法已经对荷马研究界的文学批评工作造成了威胁,⑤然而,至少对于立场温和的传统分析论者来说,对于史诗的历史起源、构成部分和发展历程的科学研究和对于史诗作为一项文学作品的批评研究应该是相互独立、互不干扰的;⑥而诸如E·T·欧文这样的传统统一论者则可以宣称,他关于《伊利亚特》的文学批评研究与“荷马问题”完全无关,“即便‘荷马问题’被完全解决,荷马史诗最终被分解为分析派学者一致同意的原始构成部分,我们还是会面临和现在一样的文学问题:这些部分究竟是按照何种艺术原则被整合为一体,从而造成如此惊人的效果?”⑦帕里的研究改变了上述局面。正如口头诗学的主要倡导者詹姆斯·A·诺托普洛斯(James A.Notopoulos)所言:“帕里的研究所造成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在于,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美学,它应该基于我们对于口头创作技艺与口头诗歌之形式和心态的理解……大部分传统批评研究都应该被丢弃,换之以口头诗歌研究所带来的洞见。”⑧

   那么,究竟什么是口头诗学?它和书面诗学的区别何在?在他的长文“早期希腊口头诗歌研究”中,诺托普洛斯提出了口头诗学的两个要点:首先,传统对于口头诗歌的支配是决定性的,口头文学不具备书面文学的原创性;其次,口头诗歌的艺术统一性是基于并列结构的无机统一,而不是书面文学典型的基于主从结构的有机统一。⑨诺托普洛斯将强调原创性和有机统一性的经典文学批评理论追溯至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批评亚氏将这个只适用于安提卡悲剧的理论错误地运用于荷马史诗,从而混淆了口头文学和书面文学。针对这一混淆,诺托普洛斯宣称要给出一份“非亚里士多德主义诗学的绪论,致力于理解口头文学中并列结构的基础”。⑩笔者认为,诺托普洛斯提出的口头诗学对于英雄诗系(epic cycle)中的作品来说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但是对于荷马史诗来说则根本不成立。在本文的主体部分,我们将分别从原创性和统一性这两方面出发反驳诺托普洛斯的观点,以证明他的口头诗学理论的立足点暴露了对于荷马诗艺的根本误解。在本文的末尾,我们将为亚里士多德对荷马史诗的理解做出辩护。

  

二、传统还是原创?


   在诺托普洛斯看来,传统对于口头诗歌的支配集中体现为听众对于创作的影响,这尤其适用于荷马史诗。为了论证这一点,诺托普洛斯首先提到《奥德赛》中费埃克斯诗人得摩多科斯表演的场景,特别是听众在表演中发挥的作用;接着,他提出《伊利亚特》第2卷的“战船目录”主要是为了迎合听众追溯其祖先的需要,而并非诗歌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最后,他指出荷马使用的比喻往往取自公元前8世纪的生活,而这种“当代材料侵入旧传说”的现象也是听众的需求所致。(11)笔者认为,上述三个论述都不成立。首先,我们无法从得摩多科斯表演的情形推断出历史现实中荷马表演的情形,正如我们无法从奥德修斯的历险推断出爱琴海的岛屿上真的存在独眼巨人一样。其次,且不论迎合听众需要和推动情节发展这二者之间并无矛盾,第2卷的“战船目录”究竟是不是《伊利亚特》在情节方面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问题恰恰只能由传统诗学来回答。众所周知,荷马从第2卷开始在叙事中安排了大量本应发生于特洛伊战争早期的事件,从而巧妙地交代了战争的前因后果,勾勒出更旷阔的神话背景,而我们完全可以将“战船目录”视作这一“前传叙事”的序幕。(12)最后,至少在《伊利亚特》中,荷马用以描写战斗和杀戮的比喻不仅多取自他所生活的时代,而且多取自和平生活的各种意象,这些比喻形成了贯穿史诗的一个自成一体的语意层次(以第18卷阿基琉斯的盾牌为高潮),覆盖于充满暴力冲突的情节之上,使得喻体与本体、和平与战争的反差营造出恰到好处的距离感。事实上,正是诗歌与生活、艺术与现实保持距离的要求,而非听众将自己熟悉的生活世界加诸于古老传说(从而危及这种距离)的需求,才是荷马系统地运用此类比喻的真正原因。(13)

   退一步讲,即便承认听众能够影响到诗歌的创作,这一点也并不能区分出口头诗学和书面诗学的差异,因为任何时代的任何诗歌都是诗人与受众以某种方式进行互动的产物,再标新立异的诗人也不会完全无视受众对其作品的接受。不过,诺托普洛斯对于口头诗歌传统性的强调还有更深的理由,这一强调的真正根据不在于情节的安排和比喻的使用,而在于口头诗歌的程式系统。他提出,荷马史诗的语言之所以是程式化的,这从根本上讲是因为早期希腊社会是程式化的,而诗歌和社会的程式化又是传统生活方式的内在要求。诺托普洛斯讲道:“产生了口头诗歌的社会,其特征在于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被传统的方式所固定……对于其全部生活都是传统的口头社会而言,传统口头技艺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程式既是一种语言学现象,也是一种社会学现象。它既是由诗人从内部,也是由听众从外部加诸于诗歌形式的。”(14)在这个意义上,口头诗学就是程式诗学,而程式诗学倾向于将诗歌的创作归于传统的积累,而非个人的诗艺。帕里最主要的追随者和捍卫者洛德在其代表作《故事的歌手》中系统论述了诗歌传统对于口头创作的支配,在他看来,口头诗人不可能违背或者突破他所属的传统,因为口头诗歌的程式化创作方式决定了所有诗人都必然传承传统史诗的“稳定的叙事骨架”,个别诗人的个别表演只会在“具体用语”和“故事的非本质部分”等无关紧要的方面造成改动,而不会触及这一叙事骨架本身。(15)

   然而,一旦我们将洛德关于叙事骨架的看法运用于荷马史诗,我们就会发现,对于传统的单方面强调只会遮蔽荷马史诗真正的精神特质和艺术成就。以《伊利亚特》为例:第12卷中萨尔佩冬对于作战理由的阐述是对于传统英雄道德的标准表达,(16)然而,作为这部史诗真正的主角,阿基琉斯从头到尾的行动和言辞都极不符合传统的英雄道德。既然阿基琉斯的故事毫无疑问是《伊利亚特》的叙事骨架,那么我们至少应该承认,这部史诗所承载的诗歌传统和所反映的社会传统内在包含着违背或者突破传统的因素。具体而言,阿基琉斯在第9卷拒绝使团的演说中表达的对于英雄道德的幻灭感,就是这一反传统因素最极端的体现。(17)重要的是,传统的程式化语言并没有妨碍荷马对于阿基琉斯的非传统洞察的刻画,恰恰相反,在阿基琉斯拒绝使团的演说中,荷马恰恰利用程式化语言的传统性与阿基琉斯的非传统洞察之间的张力来表达后者的微妙处境。在一篇题为“阿基琉斯的语言”的精彩短文中,亚当·帕里准确地阐述了《伊利亚特》第9卷所展现的荷马诗艺:“阿基琉斯是唯一的一位不接受普通语言、感到这种语言与现实不符的荷马英雄……阿基琉斯的悲剧,他最终的孤立,在于他无法在任何意义上,包括在语言的意义上(不像哈姆雷特),离开那个对他而言已经变得陌生的社会。荷马正是利用漫长诗歌传统给予他的史诗语言来超越这一语言的界限。”(18)在这个意义上,唯有承认古希腊的口头诗歌传统是一个不断进行自我审视、不断探求自身边界的传统,我们才能将洛德的“根本不存在非传统的口头诗人”的说法应用于荷马史诗。(19)

   诺托普洛斯进一步发展了洛德的思路,认为基于传统程式系统的口头诗歌必然呼应程式化社会的传统心态,而口头诗学必须重点考虑这种呼应,这一论断虽然在一般意义上有助于提醒读者和研究者不要将现代感触随意带入对古代诗歌的理解,但是就古希腊而言,诺托普洛斯既低估了荷马史诗在形式和内容方面的内在张力,也低估了早期希腊社会在文化和道德方面的内在张力。正如亚当·帕里对于《伊利亚特》第9卷的分析所揭示的,唯有回归经典文学批评方法,致力于把握诗人独特的技艺与思考,我们才能更加深入地理解荷马史诗的艺术成就与精神特质。

  

三、无机统一还是有机统一?

  

诺托普洛斯提出的口头诗学的第二个要点,是对于口头诗歌的艺术整体性和有机统一性的否定。他首先提出,口头诗歌的表演需要决定了作品的部分比整体更重要。诗人和听众的体力决定了一次性表演的长度,因此,像《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这样的鸿篇巨制是不可能通过一次表演来展现其整体情节的。相反,每次表演都是片段性的,而每一个片段对于整体情节的折射依赖于听众对于神话背景的熟知。诺托普洛斯据此提出,口头诗歌的“诗人与听众关注的是片段……在口头文学中,至关重要的是当下此刻”。(20)且不论我们是否能够从单次表演的篇幅限制推断出口头诗歌对于部分、片段、当下的侧重,诺托普洛斯似乎完全忘记了,荷马史诗的叙事方式本身就是用片段来折射整体:《伊利亚特》讲述了十年特洛伊战争将近结束时55天之内的故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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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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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浙江学刊》 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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