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勇:平等与自由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20 次 更新时间:2012-04-17 14: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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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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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问我为什么要获得自由,我会回答你们说:因为我有这个权利;而我之所以有这个权利,乃是因为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

  “人们如果不能平等相处,又怎能人人自由呢?

  说这两句话的人在思想史上基本上属于“无名鼠辈”。他没有理论体系,没有什么大的思想上的独创性,也没有信徒。实际上,他本身就是别人的信徒之一。不过他有一本书叫做《论平等》。

  这个人叫做皮埃尔.勒鲁,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位“思想者”。《论平等》谈不上是力作,不过它是继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之后的法国“平等主义”的又一道闪电。如果说卢梭让人回忆起黄金时代的原始丛林,那么勒鲁则力图带领人们走向神圣庄严的宗教。在勒鲁笔下,自由、平等、博爱构成了政治宗教上的“三位一体”,而平等则构成了另外两种政治价值赖以存在的严厉前提。在他身上处处可以看到卢梭的影子,甚至行文风格与卢梭也如出一辙,激情似火,凌空虚蹈。很少有人能这样宣称,这样呐喊――“哦!在愚昧、贫困和奴役中呻吟的我的兄弟们,你们是人类的绝大多数,我为你们而写作!我要设法让你们那被埋没的、被人踩在脚下的尊严重见天日!”

  历史像腾起在沼泽地上的烟雾,变幻莫测。历史充满选择,同时也意味着遮蔽、扩张和淘汰。两百多年来,卢梭的巨大阴影遮蔽了勒鲁的存在。他的作品无人问津,他的名字人们也不屑提及。不过我仍然记住了这个名字。更准确地说我记住了平等对于自由的优先性。

  当我的目光从两百多年前的法国拉回来投向今天的中国时,我看到勒鲁、卢梭的呐喊不再是一束微弱的火光,而是一把冲天的烈火。中国大陆的社会不平等在极权主义政治秩序与权贵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中登峰造极,欲仙欲死。富丽堂皇的“都市”与破败萧索的农村对比强烈,千金一掷的富人与贫穷凄惨的穷人交相辉映。在官僚、阔佬们的别墅洋楼底下挣扎着无数苦难的生灵,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吆喝声中吞噬了无数穷人屈辱的眼泪。地火在运行,我们正置身于一座不知道在哪一天爆发的火山。“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使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更加残酷地吸食穷人的血肉。而这架权力与金钱的绞肉机仍然在疯狂地轰鸣!

  不平等导致了巨大的社会罪恶、社会危机,并使那些诱人的“自由”、“民主”的表演更像是一场闹剧,是阔佬们与官僚们争权夺利的文字游戏。不平等以损害大多数人为表征,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侮辱,它直接就是对人的否定和戗害。因此我希望在今天重蹈勒鲁的覆辙,冒着有可能被谩骂的危险再一次表达这样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念:如果不实现包括政治和经济权利在内的平等,那么自由就只能是少数富人、有权者所享有的自由,属于每一个人的天赋权利最终对于穷人只是一个抽象的、虚假的形式。而属于全人类平等地享有的东西最终只能被少数人窃据,并成为他们用来侮辱大部分人、愚弄大部分人的可耻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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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大革命喊出的“自由、平等、博爱”口号曾激励了整整几代人。它远远比有中国特色的“王候将相,宁有种乎?”更能表达人性――而不是人的社会性――的内在呼唤。实际上,后者根本不具类的指涉性,它不过是一个奴隶想赶跑奴隶主让自己来当奴隶主的一种委婉说明。

  平等,这一价值理念必然意味着能够看穿个体化原理,必须强调它的普遍适用性。一个真正重视平等的人是一个将自身的价值建立在自我确认,而不是通过对比、通过对他人的价值贬低来获得确证的人。对于他来说,每一个身受不平等之害的人的耻辱都是他的耻辱,同时也被看成人类的耻辱。在他看来,一个有钱的人所拥有的“自由”,并不比一个穷人的“自由”高贵半分。没有谁可以在人格尊严上,或者说,构成人格尊严的物质基础上拥有特权。一个乞丐和一个富翁在生活所能带给的尊严上其权利是完全等同的。如果因生活的手段出现不平等,乞丐就有要求获得平等的权利。

  这个平等观用一句话来表达就是:我所看到的并不是谁遭受了不平等,而是这世间有没有不平等。也就是说,社会分层、社会阶层的流动不影响我们对于阶级统治及其性质的判断,即使是具体符号的任意组合也不能抹煞不同符号的质的区别和作为一种对立的存在的意义。通过一定的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安排,只要有一个人在公民权利、公民福利、公民利用社会稀缺价值资源的机会方面不被平等地加以对待,那么这个社会就一定是恶的,即使用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来加以评判,它也将使统治丧失合法性和合理性。

  从这种意义上讲,我更愿意认为平等具有不证自明的公理性质。它提出一种要求:似乎需要我们假设一个像罗尔斯在阐述他的两个正义原则时曾假设过的“原初状态”。它确实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自然状态”。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以及大量的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证明,在人的“自然状态”下,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是后天的社会条件(阶级社会)让人分裂成各个不平等的、就像是分别生活在天堂和地狱的群体(或阶级)――正是特定的社会条件才出现了贵族和农夫的区别,而这种区别是前者借助一定的手段实现的。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出生在贫穷之家的小孩和一个出生在富贵之家的小孩,他们在开始时并没有什么区别,皮肤一样的白白嫩嫩,一样的天真无邪;然而,若干年后,他们一个变成面容憔悴的农夫,而另一个则将会成为油头粉面的“老爷”。

  因此,人类的实然状态是对本然状态的颠覆,但必须、也可以预见在朝着应然状态演进。这是“否定之否定”,就像哲学上的“异化”,将通过异化而扬弃给定状态,最终在一个更高层面上“复归自身”。现实确实是不平等的,但它不过是对自然状态的平等的伤害,并且必须走向最终的、更高层次上的平等。存在的并不一定就是合理的,这种不合理固然有其“理由”,不过这种 “理由”却建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分裂(包括人利用人、人压迫人、人控制人的形式),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社会结构的定型和社会制度、社会秩序的安排,它本质上是社会的产物,而非人性本身的产物,并且它违反一种普遍有效的人道主义。从这种意义上讲,没有谁有资格利用社会条件将自身凌驾于他人之上,“人人生而平等”是一条“先验”的原则,这条原则的基础便是人与人之间所具有的类的特征,他们在价值和尊严上是同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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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纳德.德沃金在他的著作《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中一开始便宣布:“平等的关切是政治社会至上的美德――没有这种美德的政府,只能是专制的政府。”须知,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德沃金――还有罗尔斯――所言的平等绝不仅仅是政治上的平等,这种享受基本自由的平等的权利在西方早已解决;他所使用的平等的概念的含义包括得有资源和机会方面的平等,也就是说,涉及到了社会的分配机制。

  也许关于人类平等的理念的最为著名的阐述还是1776年的美国的《独立宣言》。在这份宣言里,起草者们庄严地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他们的造物主赋予了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这份宣言两百多年来传遍了全世界,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不亚于《圣经》,或者说它就是人们争取自由、民主、平等权利的“《圣经》”。

  然而,我们却奇怪地发现,起草这份宣言的人似乎并不希望别人也和自己一样平等地分享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宣言所许诺的诱人而美好的权利似乎只是给一部分人,而不是全体的国民。也就是说,它的指涉仅仅是一个或多个团体,而不是所有人,它并不具有类的特征。比如在一些人心目中伟大无比的起草者之一托马斯.杰斐逊,他本身就是一个大奴隶主,他一直将奴隶当成他的财产,而不是一个与他和别人一样“生而平等”并且拥有 “不可转让”的权利,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人。一个奴隶,可是连基本的自由都没有的!而在当时独立的美国各州,许多人还根本无法享受到这些被许诺的权利,这些人包括黑人、妇女、奴隶、印第安人。

  谁都无法低估《独立宣言》的伟大意义。不过我们仍有必要指出,它在维护人的尊严方面只能作为一个开始。《宣言》中所许诺的权利初看因其抽象而具有类的普适性,但一旦落实到操作层面潜意识里强调的仍然只是强者的权利,而《宣言》的起草者们实际上仍然在剥夺弱者的权利。而且,所许诺的这些权利还仅仅是政治上的权利,它并没有涉入可被认为是获得这些权利的一种手段或基础的经济领域。我们如果不想说它虚伪,至少也有理由说它只是一个形式:没有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民主政治就是一个谎言。那只能是强者的民主,即一个强力集团内部的民主,民主选举的过程也仅仅是决定由谁来更好地代表他们集团的利益的政治游戏。它的实质就像德沃金所评价的:“宣称对全体公民拥有统治权并要求他们忠诚的政府,如果它对于他们的命运没有表现出平等的关切,它也不可能是个合法的政府。”

  从高呼自由平等口号却不肯让别人和自己一样平等的人的表现可以看出两点:一、人是自私的,人无法看穿“个体化原理”,他无法“推已及人”,并且由于权利在心理上的稀缺性(如果个个都和自己一样“高档”,那自己也就无法“高档”,所以必须让别人“低档”才能显出自己的“高档”),自己享有的东西他根本不希望别人也能来一份;二、权利与一定的社会稀缺价值资源(比如财产、地位、职位、金钱,等等)紧密相联,拥有一定的平等权利就意味着别人可以与自己分享,或至少有机会和可能与自己分享一定的社会稀缺价值资源,这种“供小于求”的现实势必造成竞争,而防止竞争对自己威胁的后果的最隹方法便是从根本上就剥夺别人的这种权利。也就是说,一开始某些人对自由平等的强调便是一个表演的道具,他潜意识里所表达的只是自己拥有这些权利,而不是别人,更不可能是那些奴隶。幻想一个掌控国家机器、几乎垄断社会稀缺价值资源的集团会主动与作为被统治、被压迫的集团“平等”,这无异于缘木求鱼。他们打出这些漂亮而诱人的招牌的目的不过希望拥有,或保住自己的权利和利益,通过它来将自己的权利建立在剥夺别人的权利的基础上创造条件,并证明统治本身的合法性。

  一个非常有趣――但也奇怪――的现象是:在自由与平等这两项政治价值中,强者、富人强调自由,并敌视平等,而弱者、穷人则给了平等以优先性,强烈要求平等。

  当然,这里所说的自由按柏林在《两种自由概念》中的说法指的是一种“消极自由”,即“从……下解脱束缚”的意思。从密尔、洛克到罗尔斯、洛齐克,自由主义一脉强调的一直都是这种自由。与此相映成趣,西方“左派”――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更看重自由的“积极”层面,即“有能力做……”。非常明显,“积极自由”更激进,与人的存在的价值本体关系更紧密,更能带给人以尊严和意义。不过也恰恰正因它过多的强调人本层面(而不仅仅是社会层面),它更像是一个乌托邦,至少到目前为止,还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社会能够提供条件让这种自由得以实现。而自由主义者强调的“消极自由”相对之下则要“务实”得多,这似乎与英美传统的经验分析有极大的关系。它盘旋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探索,必要时舍弃价值判断,因而相对之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这种自由否定了主观性极强的“意志自由”,它像行为主义心理学一样只看见行为,而不愿或不想看到支配这种行为的原因。因此,这种自由一开始便默认不平等的存在,甚至以不平等为代价。因为按照古典自由主义的逻辑,只要没有外在强力强迫,一个人“自由”地做什么便可以被看成他是自由的,比如工人受剥削的“自由”。恰恰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这种自由不可能是一个抽象的状态认定而必然与支撑这种自由的社会属性(比如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阶级出身、能力、社会影响力等等)有关,正是这些东西决定了一个人的自由是一种实质还是一种形式。

  而平等显然指的不是那种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不过,它确实首先意味着每个人人格上的平等(所谓天赋原则)。正是从人们的人格上的平等,推出赖以实现人格平等的手段也应该平等。最能明显地体现出人们人格上的平等的也许是人们的生活状态、人们在一个社会价值评价系统中的地位的平等。不过在一个统治型的社会里,从生活到社会价值评价系统都受到政治、经济的影响甚至决定,一项政治经济制度的实施和安排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人们赖以实现自由的手段出现巨大的不平等,因为人们所能对政治施加的影响力悬殊巨大,弱者根本没有任何捍卫自身利益的发言的机会,或者他所说的话的效果等于放屁。因此平等的第一要义显然是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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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政治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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