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围绕此问题，中国左右派各方人士打的不可开交。期间，我想主要是有两个问题作祟：一、情绪，二，利益。研究探讨理论问题首先不能带着情绪，其次不能带入利益，也就是说，我们在做这类复杂问题分析之前，必须先使自己模拟成为月球人，如同站在月球上看社会，所谓高瞻远瞩，大框架上观察，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结论，在这个基础上，再返回到地球，再把自己的民族利益搁进去，再把自己的集团利益搁进去，再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搁进去。人是一个高等级的生命动物，一言一行不可能不带利益，但，如果在尚未获得最起码的基础底层概念之前，就带上了情绪和利益，那你所得出的结论，将是条理模糊的，层次混乱的，远离客观的，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现在，我们就拿中国和美国两个国家为例作一番比较分析。比较大国之间宗教、历史、文化、军事、科技因素太多，太复杂，这里我们为求简单易解，不妨引入一个模型：在一个普通的城市单元楼中，相对住着两户人家，左户，家中人口较多且众兄妹年青力壮，干个体力活不在话下；右户，家中四口，白领家庭，电脑、英语玩得很转，国际时事无所不知。其实，这两户人家是各有长处，也各有短处。和则两旺，取长补短，相互帮衬；斗则两败，除了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心情不爽外，家有急事不能相互求助，远亲不如近邻。起初两方的家长秉持斗的理念，各不服输，斗了几十年双方大概都没有受益；后来的家长，大概在当副家长的时候，旁观了不少事，也想了不少事，双方都有互动和友好的思想倾向，经过一段相互间的眉目传情，终于彼此推开了对方的家门。于是，蓝领家让自己的晚辈孩子去白领家讨教英语数学，白领家求助蓝领家收拾笨重的家舍，这些活动如果在市场上肯出高价，其实都能解决，但相互求助，一者可以省些费用，更主要的是方便。
这样相安、处的不错，但后来还是有些杂音，比如，楼下的停车位问题，白领家有两部汽车，蓝领家没有机车，过去由于蓝领家没有汽车，大概也没有太在意停车位的使用不公问题，现在蓝领家也计划买车了，却发现自己的停车位一直被白领家占着。还有楼道拐角，蓝领家放置了两个大瓮是用来储藏冬菜的，白领家由于经济条件较好，人口也不多，是现吃现买，后来有一个旧鞋柜想移到楼道中，却发现靠近自己的楼角被对门蓝领家的大瓮占了，于是心情不爽。
这些都是小事，后来双方两家各办了一件大事，引起了比较大的反响，白领家给老爷子做70大寿，蓝领家给老大圆婚，从来宾的档次和规模到酒席的阔绰再到整个办事的严谨程度，对蓝领家刺激比较大，也许是当初蓝领家都是些小孩的缘故吧，现在他们大都已经成长到接近而立之年了，他们在思考着两个家庭的差异？如何能够赶上对方？慧根好一些的子女们甚至分析到了两个家庭的习惯素养，文化宗教等深层根源。
于是，在蓝领家庭内部逐步出现了两种声音，一种声音认为：各有各的活法，对门虽然各方面比咱们优越，甚至大女儿在美国留学获得了博士后的学位，但一年之内都保证不了能回家探亲一次，家中稍有大事还得和咱们家打招呼提请帮忙，尽管市长也是他们家的朋友，但生活琐事也不能动不动就求助市长吧。另一种声音认为：我们家虽然年轻人多，但没有一个顶梁的，全是些给别人打工的底薪岗位，主张忍辱负重，自己的停车位仍然让对门占用，以换取下一代登门求教的方便，梦寐以求也想出几个名牌大学生改换门风。
蓝领的家长举棋不定，是采取忍辱负重甚至卑躬屈漆地谦让于对门，还是人格平等，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当然，挺起腰杆来让对方给自己的子女补习功课更好，但是世界上的事就是这样，求人就得低头。制造原子弹如果有现成的图纸，可能是三个月的事，从头研究，可能是三年的事，有些尖端科技项目的研发还可能是三十年的事。更主要的是，你在研究原子弹的时候，对方并不是在旅游或者打麻将，当你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时候，对方成熟的是防御系统，届时你只能炸，不能防；对方是既能炸，又能防，还是优越于你。
子女中更有甚者，主张学习中国古代的越王勾践，不但卧薪尝胆而且还舐痈吮痔，不惜一切代价谦卑式讨教，厚发式发展，诸不知，对方不是傻子，也不是菩萨，你的脊梁骨弯到什么程度，他会向对应地给你多少回报，比你算得还精，即便你叫他爷他也不会把最新的科技成果介绍给你，这样，拿不到最新的可以拿到相对新的就成了蓝领家（发展中国家）的诉求。
于是，低三下四者，卑躬屈漆者，就很容易被世俗骂为媚外或汉奸，岂不知这些媚外和汉奸心中振兴门楣的拳拳爱国之心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能向国人倾述和表白的，真可谓憋死我也！非宰相度量不能如此而为。持这种心性的派别或叫做右派吧。
倒是左派，一般更容易在场面上做人，他们理直气壮，侃侃而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大义凛然，腰杆倍儿直。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左派者一般均是居于无实际担当者的客体位置，或有个别担当重任者必然是冒险者；其一，他们不具有缜密的复杂的理性思维，更不可能深度地于情于理式考虑问题，其二，他们不负责任。大话说了，宏愿立了，民心获得了，具体后来许的愿能不能兑现，那是以后的事。所以，邓小平讲：“要防止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对于社会，经常呈现出的是闹喳喳，好比身体，时不时的有些病灶出现；左对于社会，常常是整齐划一，一个声音；好比身体是健壮无比，但一旦出问题，犹如晴天霹雳：亲密无间的战友，林副统帅突然就可能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王立军突然会跑入美国领事馆，好比身体，一旦倒下就可能一命呜呼。回到国际社会，朝鲜就是这样一个国家，表面上看很是强硬，铮铮铁骨，但是国民有没有吃的，能不能吃饱，反正金家父子不会饿着。
以上只是简单的说理启蒙，再往深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为什么能够强盛？中国历史上战国七雄为什么秦能居上？源于一套在当时相对比较优胜的制度。你要比先进者还强，你得首先向先进者学习，学习他们的科技、学习管理、学习制度。不知为什么？中国从邓小平开始，敢讲学习美国的科技了，敢讲学习美国的管理了，但是还是不敢讲学习美国的制度，尤其不敢讲学习美国的政治制度。我想阻碍学习美国政治制度的人们，主要还是既得利益集团，因为改变科技，不涉及到权利问题，是为我所用，改变经济或者管理，也只是动摇了给我打工的打工仔的利益，只有改变了政治制度，时下当政的主要利益集团就得下台，自己都下台了，别人弄的再好，与我相干？可见，最高领导集团的既得利益是真正阻碍国家整体进步的绊脚石，所以政治体制改革便总是在打雷而不下雨。
人类社会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两个因素不能隔离并且相互缠绕，这就是是非和利益，单说是非尽管复杂还是能说清楚的，单说利益也能说清，如果是非和利益搅在一块，就是麻烦，其实整个人类社会的密码就在一个自然人生命时长和社会优劣检验周期的不匹配中，我想，如果人类生命自然周期是一千年的话，谁是谁非，如同明镜。
人类可能具有挑战困难的天性，越是复杂的问题，偏有人喜欢研究。按理说大家搞生产，个别人做研究，研究出的成果供人类共同分享，但这样不行。这些研究人员也许下了一些苦工，看清了一些东西，是非问题算是解决了，可遗憾的是这些研究人员他们会被利益所羁绊，由于有了利益的掺入，欲使自己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他们会在他们自己研究领域的是非标准基础上，说反话，说胡话，刚开始大家信专家，后来发现，专家首先发达了，祖孙三代富的流油，穷人还是穷人，于是穷人有被欺骗的感觉，社会齐声喊出打到精英。左派曾经依赖手上有牛粪，脚上有牛屎的丐帮当领导，精英被当做牛鬼蛇神统统打到，但后来发现，社会不进步了，国民经济几乎发展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那就把精英请回来，可是短短一二十年，发现也不行，精英确实是精英，他们不知不觉竟然把社会财富大部分装入了自己的腰包。
其实，我们的社会正处于以上这个时期，正所谓困难和机遇同在，困难自不必讲，那真是千头万绪；机遇却要细看才能看到：远的美国的现成制度就在那里，近的有趋于成熟的台湾模式，眼下有广东的乌坎契机，一条通向文明的路已经见到雏形，但最高利益集团他们还在绕，一会儿在历史博物馆南门立起了孔子塑像，一会儿又撤掉；一会儿搬出外国的马列，一会儿又搬出了中国的中山先生；一会儿说雷锋是塑造出来的，一会儿突然又再度掀起学雷锋的高潮。
但，不论你怎样乱，历史潮流的方向不会乱，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的归属。你从现实出发，如果不能马上改革，起码应当做一些改革的预热工作吧，做一些公民社会建设的引导和理论宣传吧，怎么又硬生生的把一个雷锋拉出来了？当然，我们不是说雷锋不好，但时下已经不是那个年代，而是应当深刻研究乌坎事件，把公民手中的选票由假票做成真票的年代了，雷锋不能说是假的，但确有塑造的成分，然而，如同类似的专题塑造已经被国人深恶痛绝了，现在需要的是实，需要公平、公正、公开，需要透明，需要法制。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十八大即将召开之前，人民日报有这样的态度：“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无论方案多么周密、智慧多么高超，改革总会引起一些非议。既得利益者会用优势话语权阻碍改革，媒体公众会带着挑剔目光审视改革，一些人甚至还会以乌托邦思维苛求改革。对于改革者来说，认真听取民意，又不为流言所动，既需要智慧和审慎，更要有勇气与担当。”
温总理多次多种场合提出：“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行不通。”
汪洋讲：“乌坎选法会在广东全面推开。”
同时也看到，重庆做法终告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