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被称为“后现代哲学之父”的利奥塔，把“元叙事”看做是“现代性的标志”，通过对自启蒙以来所确立的现代性真理话语，这些大叙事的质疑，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后现代主义思想。处于现代化背景之下，对利奥塔的“后现代”概念哲学诠释，对“后现代主义”思想哲学解读，无疑将有利于我们更好地反思：我们现在到底缺的是——现代性？后现代？

关键词：利奥塔 后现代 现代化 哲学解读

近二十多年来，“后现代”已成为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术语之一，渗透到了各个领域，建筑、音乐、绘画，而且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领域的某些新理论、新倾向、新潮流常被贴上“后现代”的标签，使得“后现代”陷入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之中。本文拟从哲学角度，以“后现代哲学之父”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为契入点，对这一思潮作一反思，旨在获得有易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教益，从而来给我们一个准确的定位，我们真正缺的是“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

一 利奥塔视野中的“后现代”概念

关于“后现代”概念的种种规定，复旦大学汪堂家教授认为，简克斯（C.Jencks）对此规定最为明确和具体。1975年简克斯首次将“后现代”概念引入建筑学领域并出版了颇有影响的《后现代建筑的语言》一书。众所周知，他提出的一个观点曾引起许多人的共鸣：“现代建筑既不能满足使用者的个性要求，也不能体现现代都市与其历史的应有联系，因此需要引入能体现这种联系的新理念——后现代建筑”。在《后现代与晚现代》一文中，他将“后现代建筑”明确地表述为“既符合专业要求又为大众所喜爱的建筑，是将新技术与老样式结合起来的建筑”。

作为“后现代哲学之父”的利奥塔，通过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而在后现代主义思潮中占有一席特殊的地位，正如著名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所说，是利奥塔“首先使现代性概念变得如此著名”。也就使得简克斯具体而明确的定义为人们所忽视了，利奥塔的模糊解释到为大家所接受了，也许他的解释更符合后现代社会中的人们各自所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利奥塔那里，究竟何为“后现代”，他的解释也是模糊、流动而非专指的。在《后现代状况》中他把“后现代”解释成“对元叙事的怀疑”；在《分歧》中，他又把“后现代”解释成对共识的厌恶、对差别和分歧的尊重；在《回到后现代》中，他则说，“后现代”是个“不够确定的语词——正因为如此，我才选择它——除起警告作用之外，它别无价值。它旨在表明，现代性已日薄西山”。在接受波利特纳的采访时他甚至承认：“我虽然极力理解何为后现代，但我对此一无所知。”这就是利奥塔的模糊的解释。[1]

但有一点，我们可以明确，那就是对“后现代”之“后”的解释。利奥塔否定了将“后”理解为“现代”之后的历史时期。在《向儿童解释的后现代》中专门有一篇文章对“后”字作了解释，题目就是《“后”字意义的解释》。他指出，“后现代”中的“后”字并不是指时间之“后”，也不是指“返回”或“重复”，而是指“分解”、“回忆”、“变形”，是“本源性遗忘”的完成。

我们知道，利奥塔的“后现代”是针对“现代性”而提出的，通过反观现代性，我们倒可以得出他对“后现代”的具体的规定。

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现代性一方面与理性相关联，另一方面，它又与资本的无限扩张联结在一起。哈贝马斯认为，哥伦布的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是构成现代开端的重要事件，它们发生在1500年前后。但直到18世纪西方才真正形成现代性概念。在现实生活中，现代性或理性意味着资本如何更快更合理地升值，也就是说，理性所包含地工具理性层面在现实中往往被置换成现实利益问题，即资本地投置、无限扩张和对最大收益地追逐，而这种追逐最终是非理性、非人性和无目的的，因此，资本逻辑对西方理性或现代性的置换必然导致一次次危机。而在资本主义的急剧扩张中，科学技术成了一种独立的力量。但利奥塔认为，这种力量的增强在现存社会秩序中并不意味着进步，因为它源于自身动力，而不是全人类的需要。“现代性”似乎把我们对确实性、同一性、进步性、幸福感的信念以及对我们作为社会生活本质的直接存在的信念推到了极致，它在实现总体化的过程中把我们抛入了恐怖的深渊，并且提出了整个人类如何生存的问题。以启蒙运动的宏大叙事为基础的“现代性”，它追求的是语言的统一和理性的统一，张扬普遍的主体和人性的解放，强调历史的终极性和思想的总体性，并认为一个东西只有服务于这一目的才是合法的，其结果恰恰导致对个性和差异的扼杀，带来思想和政治的专制。

正是基于对现代性思维和话语的不满，利奥塔在批判地采纳维特根斯坦的语言哲学思想，特别是他的语言游戏理论的基础上，把“后现代”的考察最终落实到语言的层面上。在他看来，后现代问题首先是思想表达方式问题：文学、艺术、哲学、科学、政治等等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每种语言游戏都有自身的逻辑、自身的话语结构、自身的合法化标准、自身的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的越界使用或不合理使用必然导致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因为他力图抹杀不同话语的异质性和差别性，而强制他们遵循同一逻辑。

因而从语言哲学层面看，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分歧恰恰在于，前者确信人类作为普遍的主体要通过协调所有语言游戏中的一切手段来谋求自身的共同解放，任何一个陈述的合法性都在于对这一解放做出贡献；后者则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它主张随着大叙事的衰落，普遍主体及其共同解放早已成为陈旧的、可疑的价值观念，大叙事本身已经分解为各种各样的小叙事，不同叙事属于不同的语言游戏，我们无法在同一层面上加以考察，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尺度。

综合利奥塔的观点，我们不难发现他所说的“后现代性”实际上是指从现代性内部打破现代性，它号召人们向总体性开战，打破同一，尊重差异性，拒绝共识，激活分歧，拯救“名字”的光荣，卸下“制服”的外套，为不可描述的东西作证——这便是利奥塔心目中的后现代，也应该是他解构元叙事，向总体性宣战的原因所在。

二 利奥塔之“后”与 中国的“现代性”

利奥塔的的“后现代”之“后”还意味着转向和接替，它怀疑传统，但不是弃绝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意味着对传统的“扬弃”，对现代的重构或重写，它要求把被压抑的因素揭示出来，让被遗忘的东西浮现出来。因而，在1986年于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作演讲中，美国学者建议它采用“重写现代性”的题目，他表示欣然接受，并认为这个标题比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及后现代都好。在他的成名作《后现代状况》的《什么是后现代主义》一文（1982）中就指出：“后现代无疑是现代的一部分”，“后现代并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而这一状态是一再出现的。”利奥塔之所以强调“重写现代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与那些把后现代主义绝对化的当代极端的后现代主义者区分开来。他认为后现代“不是一个新的时代，而是对现代性自称拥有的一种特征的重写，首先是对现代性将其合法性建立在通过科学和技术解放整个人类的事业的基础上的宣言的重写。”

在西方不断对现代化进行反思，掀起一浪浪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而东方的中国却在快马加鞭地追赶现代化。对于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现代性作为一个问题，既有历史性，又不乏当下性。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可以说，现代性是不可超越的。

那么，启蒙所孕育的现代性的哲学内涵到底是什么呢？“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

透过对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思想的解读，审视当下中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此时的中国，切不可追随西方盲目地反现代，中国真正缺的是“现代性”而非“后现代”。

首先，我们就现代化本身而言，虽出现不少“病态”与恶果，但现代化带给人类的新的机会与善果却是真实的，更根本的是，人类社会的发展除现代化之外，还看不到有别的出路。墨西哥199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诗人巴斯的看法与心境也许是有代表性的。他说：

“现代化对墨西哥而言是唯一理性的，事实上也是无可避免的道路。现代化会基本性地改变或更替墨西哥人世世代代依循的道德规范，不是所有这些家庭价值、生命目标、社会规范的改变都是正面的。”

他表示，他一方面觉得墨西哥是“命定现代化”。另一方面，他说墨西哥是被“诅咒地去现代化”的。对他而言，墨西哥前途除现代化之外，别无他途，但现代化却又不是一个福音。其实，中国的现代化又何尝不是“命定现代化”和被“诅咒地去现代化”的呢。

其次，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思想是以当代西方科技状况、科学话语和语用学的应用为语境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性高度发达，个人主义过分张扬，这些反过来又对人本身产生了一定的危害。但是当前中国仍然处于前现代阶段，科技水平仍较低，人们的科学理性较缺乏，现代化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文化思想仍未建立起来时，如果我们对这些现代化必备的，我们仍十分缺少的东西大加抨击，这是与我国的现代化相悖。况且，中国人引入外来学理时从来都有一种不良的倾向，把坚实的东西软化，把理性论证的东西文学化、诗化，把所有的理论、学说都变得空灵、飘逸，一切为当下的生存方式和心态服务，表面上大肆喧嚷西方学理，实际上少有理解和把握。[3]因此作为后发国家，我们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一定要认真汲取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性和现代化价值导向时提出的合理观念。如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反对启蒙和民主导致的极权主义、维护“他者”的权利；反对全能主义、强调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等等。只有批判地汲取后现代主义的积极观点，我们所追求的现代性才不会变质，偏离正确的价值取向。[4]

最后，对正处于现代性转型过程中的中华民族来说，我们对后现代主义不可以作无条件的“话语平移”，但它对我们亦不完全属于“出位之思”。启蒙以来所确立的那些普世价值，如人道主义、理性精神对我们来说仍有一个现实到位的问题，西方今日所“后”之物乃我们正在“趋前”之目标，因此，无视此一国情，不分青红皂白地“告别”一切大叙事（“主义”话语）并非善策。同时，在西方已经“启蒙梦醒”的今日，我们对于任何大叙事之缺乏终极合理性亦应有足够的认识，其意义决不是识此则可绕道而行，而是趁早抛弃对各种宏大叙事的浪漫情怀，如凭借某种宏观总体方案一举建成人间天堂之类的幻想，在“主义”与“问题”之间保持必要的平衡。缺乏真实微观机制支撑的宏大理想架构要么难乎为继，要么走样乃至变质。[5]这不但是我们从利奥塔后现代主义理论中获得的思想教益，在某种程度上又何尝不是我们有切夫之痛的体认？！

参考文献：

1．刘放桐等：《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哲学的现当代走向》 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90页

2．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0 第22页

3．徐友渔：《自由的言说》长春出版社 1999 第370页

4．俞吾金：《实践诠释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第191页

5．陈嘉明等：《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人民出版社2001第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