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忠民:论现代化的新趋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73 次 更新时间:2024-01-11 2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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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民  

内容提要:现代化本身处于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当中。从世界范围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随着时代的变化,尽管现代社会的基本属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但从现代化的具体内容来看,却表现出一些明显的新趋向,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进展,现代化由初级阶段步入中级阶段。从现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维度看,现代生产力获得了明显的新发展。从现代化基本宗旨的维度看,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逐渐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逐渐走入人们日常的现实生活。从社会成员利益得以实现的维度看,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成为现代社会赖以运行和发展的两个缺一不可的行为逻辑。从其自身各种构成要素及子系统关联性的维度看,现代化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趋势愈益凸显。

关 键 词:现代化  现代生产力  以人为本  市场竞争逻辑  社会保护逻辑  共生性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现代化无疑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在这样一个发展变化的历史过程中,尽管现代化的基本属性,如现代大工业为核心的发达经济基础、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世俗化的基本行为、高度的社会分化和社会整合,以及教育的普及等,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是,就其具体内容的更新迭代而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重要的时间节点,现代化具体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前后接续不同的历史迭代当中,现代化在其“内容”上呈现出不断地得以扩大和丰富的趋势,在其“程度”上则呈现出不断地得以提升的趋势。大致地看,从18世纪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这一历史阶段,属于现代化的初级阶段(早期历史阶段);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现代化建设则进入其中级阶段(中期历史阶段)。换言之,如果说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1.0版的话,那么,此后便升级换代到现代化的2.0版。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从世界范围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的历史时期当中,现代化呈现出一些明显的新趋向,取得了许多重要的发展。这种新趋向和新发展主要表现在现代生产力的新发展、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走入现实生活、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开始得以协调发展,以及现代化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得以有效推进这样四个重要维度上。准确地认识现代化的新趋向,对于我们从总体上全面认识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以及基本发展规律,并据此有效地推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现代生产力的新发展

从世界范围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从现代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的维度看,现代生产力获得了明显的新发展:不仅经济总量在持续增大,而且制造业的升级换代、产业结构的变革以及市场经济的完善等也在持续进行。

比之现代化的早期阶段,这一时期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呈现出一些新趋向。

第一,科学技术与现代生产力两者之间的融合度越来越高。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科学技术出现第三次飞跃的基础之上,科学技术与现代生产力两者实现了深度融合。其一,从生产工具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能够为之大幅度地“赋能”。在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不但能够有效地为人的体力“赋能”,同时又能够为人的智力“赋能”。比如,以计算机为代表的“控制机”取代了人工对于机器直接控制的职能,极大地解放了人的脑力劳动,大幅度提升了生产效率。其二,从劳动对象看,“现代科学技术还使人们开发了许多新的原材料,从而扩大了劳动对象的范围。比如,人工合成材料的大量生产并得以广泛使用。现在,合成橡胶已占全部橡胶的70%,合成纤维已占所有纤维产品的1/3以上。”①这种情形意味着,人类的创造力使得大自然为人类提供的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种类得以大幅度增长。其三,从劳动者本身看,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对劳动者专业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使得劳动者队伍的劳动素质得以大面积、大幅度的提升。凡此种种,使得科学技术与现代生产力两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者实现了深度融合。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②便成为这一时期的一种客观事实。

科学技术与现代生产力两者的深度融合,极大地推动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对于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越来越显著。新技术不但能够增大生产要素的效能,而且能够减少生产过程当中不必要的原料损耗,从而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自21世纪之初开始,这种情形愈益明显。通过互联网的加持,较之以往,大量厂家能够更加合理地计算生产成本以及生产流程当中各个环节的效率问题,而后予以改进。不仅如此,通过大数据算法的加持,大量企业能够较为精准地了解市场的各种需求,然后作为供给方,据此合理有效地安排恰当数量产品的生产。凡此种种,无疑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外,现代技术创新转化为经济效益的时间周期也在明显缩短。

第二,产业结构的巨大变化。

在现代化条件下,产业结构的一般演化规律是:现代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使得人们对于基本生存需求的基本满足相对来说已经越来越不成为问题,相应地,以提供基本食物为其基本功能的第一产业的比重开始下降,相应地,第二产业的比重开始大幅度提升,在产业结构当中的比重居于第一的位置,制造业、采掘业等生产部门得以迅速扩张;继之,以服务业为主要内容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并逐渐超过第二产业的比重而居于第一的位置。这一时期,在发达国家以及初步完成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那里,以服务业为主的第三产业呈现出一种迅速发展的情状。

第三,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

在这一时期,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仍在持续推进,大量获得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也开启了其独立的自主性现代化建设,同时,这些国家大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这些,使得经济全球化进程得以迅速推进。从具体国家的货物和服务出口及进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看,2020年,美国分别为10.1%、13.3%,英国分别为27.4%、27.7%,法国分别为27.9%、29.9%,德国分别为43.4%、37.7%,中国分别为18.5%、16.0%。③可以说,在现阶段,大多数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已经空前密切,已经达到无法离开同别的国家的经济交往而独自生存和发展的程度。

值得注意的是,从世界经济联系“性质”的角度看,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相比,这一时期的情形大不相同。在这之前世界性的经济交往、经济联系尽管客观上也推动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但同时要看到的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往与联系带有严重的不平等色彩,对于相关方来说,是一种带有明显“恶性”互动色彩的经济交往和经济联系。在当时,就总体而言,是殖民主义宗主国在左右着世界范围的经济交往和经济联系。在殖民主义的时代背景下,虽然世界经济贸易总量在逐年增加,但是,这种增长却不是正常、平等的。殖民主义宗主国经济现代化的推进,是以剥削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国家”为必要前提的。作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族群,成为殖民主义宗主国的原料提供方和商品倾销地。

在这一时期,世界各个国家之间经济联系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独立,开启了自己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建设。虽然原殖民主义国家对外经济活动仍然带有某种以往的霸权痕迹,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以形形色色的不公正方式来攫取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切身利益,但应当承认,整个国际环境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联合国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框架下,国家与国家的经济交往和经济联系开始具有了某种相对公正的色彩,其性质发生了较大的改变,从而具有了某种相对“良性”互动的色彩,是一种相对“良性”的国际贸易。换言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交往和经济联系具有了某种平等、互惠互利的色彩。虽然从中近期看,受到一些霸权主义国家的影响,这种良性互动情形虽然会程度不同地有所上下波动,但长远看,这种平等、互惠互利的交往趋势是不可回逆的。在这样的情形下,国家与国家之间经济交往和经济联系度的提高,就整体而言有利于各个国家现代化内生动力的提升,有利于相关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健康、可持续的推进。

现代生产力是现代化当中最为基础性的内容。这一时期现代生产力的新发展,为现代化方方面面内容的整体化进步,为人本身的解放和自由发展,提供了较之以往更加雄厚的物质基础和相对更大的选择余地。现代生产力的新发展,为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开始走向民众的现实日常生活提供了起码的物质保障,为民众基本生存底线和基本尊严的保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为以中等收入人群为主的“大众消费”提供相对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满足民众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提供了一定的物质保障。显然,如果没有现代生产力的新发展,现代社会只能停留在思想家想象当中的各种“设定”层面。

二、以人为本的现实化

从现代化基本宗旨的维度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逐渐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逐渐走入人们日常的现实生活。

人之所以要从事各种各样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其目的是为了其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继之是为了其自身更好地生存和发展。换言之,现代化的基本宗旨理应是以人为本。对于现代化来说,人本身才是根本性的目的,具有方向性的意义。在早期大工业时代,已经有不少思想家指出了这一点。康德认为,“人并不是物件,不是一个仅仅作为工具使用的东西,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在他的一切行动中,把他当作自在目的看待。”④

显然,只有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方可解决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性目的问题。对于人来说,经济固然极为重要,甚至是人类须臾离不开的事情。从根本上讲,经济是以人为本目标得以提出、赖以实现的基本物质基础和基本工具。但无论经济多么重要,必须看到的是,经济毕竟只是一种物质性的力量,是人类各种器官的延伸,其本身具有自发性的特征,因而无法规定人的基本宗旨或基本价值取向,无法解决现代化的基本宗旨或方向性的大问题。

由此可见,对于现代化建设来说,现代经济是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而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则属于“灵魂性”者亦即基本宗旨者或定向者,两者缺一不可。

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对于整个现代社会具有广泛而深远影响的这一情形,并非从现代化一开始的时候便已充分表现出来,而是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方逐渐显现出来的。从历史上看,同现实经济状况相比,观念、理念性的事物有时会以一定的“超前”或“先行一步”的情形表现出来。在现代化的始初阶段,一些思想家虽然已经提出包括自由、平等、公正在内的以人为本等现代意义上的基本价值理念。但是,由于受当时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准以及人们普遍认知水准低下等时代条件的限制,以人为本以及相关的价值理念尚未为民众所普遍认同,尚未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具有重要实际意义的普遍影响。以人为本的现代价值理念所显示出的人们所期许的“应然”状况与现代经济现实状况所提供的价值理念赖以实现的状况亦即“实然”状况两者间存在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使得一些重要的价值理念成为一种纯粹的理想化观念“束之高阁”,而无法变成一种具体的现实。在当时,市场竞争逻辑占据压倒性的社会中心位置,资本至上现象左右着社会的方方面面,由此所造成的人被资本所“异化”的现象普遍存在于整个社会当中。相应地,原本应当居于目的性以及中心位置的人这时却变成了原本居于工具位置的依附物,“本”与“末”出现了倒置的情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资本为本”“以经济为本”的社会,而不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

在这一时期,随着现代生产力的逐渐发展,随着人们自主意识的不断增强,随着人们认知能力的不断提高,人由被异化者开始回归人本身,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理念逐渐从“应然”走向“实然”,逐渐由观念层面走入民众的现实生活层面,逐渐成为现代社会当中人们普遍认同的生活取向和生活方式,进而对现代经济、现实社会以及整体化的现代化建设逐渐发生着不可或缺的重大影响。

第一,大众消费呈现出一种较为兴旺的情状。

人们最为基础性的需求就是日常生活消费需求。人们“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⑤。在传统社会,由于生产力的极度落后,大众人群只能是满足于其简单的基本生存问题,满足于其简单的人口延续问题,而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消费。当时,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消费只是属于处在较高社会等级位置的少数人亦即“小众”人群的事情。换言之,“大众”人群是衣食堪忧,只有“小众”人群方能衣食无忧。

在早期大工业阶段,虽然生产力得到巨大的发展,但由于生产力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十分发达的程度,产品也没有达到十分丰裕的地步,同时又由于市场竞争逻辑以及由此所导致的资本至上现象在整个社会当中占据压倒优势,加之当时的不公正的制度安排使得占据社会成员大比例的工人所得到的财富份额极为有限,凡此种种,催生了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述的如是情形:在资产阶级的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无产阶级的一极,则“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⑥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发达国家和少数现代化建设比较成功的发展中国家那里,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生产率的大幅度提高,物质产品的供给能力得以前所未有的提高,随着民众普遍认同以人为本的基本理念,各种社会进步运动的推动,加之国家层面社会保障制度的推动,大众消费现象开始形成并逐渐成为一种常态现象。对此,至少有两个指标能够比较典型地予以说明。第一个指标是食品、非酒精饮料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当中的占比。这个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人们对基本生存需求程度的大小。其数值越小,意味着该国家大众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能力越强。从这个指标看,2020年,美国食品、非酒精饮料在居民消费支出构成当中的占比为7.24%,英国为9.50%,法国为15.04%,德国为11.98%,意大利为16.74%,日本为15.39%,澳大利亚为10.49%。⑦第二个指标是绝对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比。这个指标能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说明一个社会当中的大众人群能够进行真正消费的实际状况。其比例越高,说明该社会被排斥在能够真正进行消费的人口数量越大,反之则反。在较高水准现代生产力的条件下,一个国家一旦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则意味着在这个国家当中能够进行真正意义上消费的人口比例的大面积增大。不能否认的是,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生产力大幅度发展和以人为本基本理念深入人心的双重推动下,在政府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彻底消除了绝对贫困现象。

第二,合意的多样化生活的持续发展。

既然现代化建设应当是以人为本,那么,进一步应当看到的问题是,从根本上讲,人的需求和生活方式是多样化的。重要的是,人们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不仅仅只是一种设想,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理念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在一定范围内变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

在这段时间当中,随着现代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完成了初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那里,人们多样化的生活需求和生活方式越来越成为一种客观的现实。这种情形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中,有两个现象表现得比较明显。

其一,闲暇时间的明显增多。当一个社会具有了较为雄厚的物质经济基础之后,社会成员闲暇时间的多少,便成为衡量该社会以人为本具体状况的一个重要尺度,成为人本身状况得以改善的一个标志和必要条件。“自由时间,可以支配的时间就是财富本身。”⑧从一定意义上讲,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其成员普遍拥有闲暇时间的多少,标志着该社会的人们拥有自由的多少,进而标志着该社会以人为本具体状况的如何;同时,休闲时间的增多也为人们在其他方面自由选择和追求提供了必要条件,使得以人为本的具体生活方式更加多样化。也正因为如此,让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便成为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之一。

在这段时间当中,随着现代生产力的持续发展以及人们基本生存需求问题的解决,发达国家当中民众所拥有的闲暇时间呈现出明显增长的情状。西欧12国每年人均工作时间加权平均的状况是:1913年为1181小时,1950年为904小时,1973年为750小时,1990年为701小时,1998年为657小时。⑨发达国家当中民众闲暇时间的增加,一方面其本身就是人的基本状况得到改善的标志,另一方面则为社会成员进行各种各样的文化娱乐、教育以及旅游等自由选择的休闲活动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亦即必要时间的保证。

其二,社会多样化需求的出现。当人们基本生存需求问题得以解决之后,加之人们收入的普遍提高,这就必然使得人们不但在休闲、娱乐、教育、健康、旅游等方面的需求总量会逐渐大幅度增加,而且,人们基于个性化、差异化的生活需求种类也会相应地日益增多,甚至是层出不穷。其中每一方面、每一种类型需求的增长潜力都是巨大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发达国家多样化的需求呈现出一种迅速增长的情形。比如,旅游就是一种典型的非基本生存需求类的休闲活动。在这一时期,高收入国家以及中国的旅游业便持续保持一种较快增长和持续繁荣的情形。

第三,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发达国家那里,民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和发展权利逐渐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了一定的保障。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各种社会进步运动的推动。在发达国家,面对资本无止境的扩张,为了保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民众发起包括工人运动、争取平等权利的运动以及社会主义运动在内的多种多样的社会进步运动,推动了许多相关制度的建立。其二,政府对于相应制度建设的推动。在发达国家,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以及以人为本理念的普遍化,政府对于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基本宗旨的制度建设也进行了有益的推动,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果。民众这种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制度保障包括多方面的重要内容。从人们最低生活保障的基准线看,有最低生活标准保障、失业保障等方面的保护内容。

民众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制度保障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它把以人为本理念走入民众的现实生活的情形予以制度化的保障,使之成为一种稳定的常态化社会现象。这一情形有助于使民众对于社会共同体生成一种较为普遍的认同感,有助于提升社会的团结和整合。应当承认,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次巨大进步。虽然其中还有许多明显的不足之处,但是就总体而言,对于这样一种具有重大积极历史意义的事件,我们应当予以充分的肯定。

三、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两者的平衡推进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从社会成员利益得以实现的维度看,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成为现代社会赖以运行和发展的两个缺一不可的行为逻辑。可以说,现代生产力能否得到可持续发展的直接动力、现代社会能否得以安全的运行以及现代化质量水准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两者能否形成一种平衡推进的情形。

尽管现代生产力和以人为本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现代化得以推进的根本性动力和基本宗旨,但是,对于社会成员恰当合理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的形成来说,两者只是基础条件,与民众的切身利益具有一定的距离和间接性,而不具有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因而不能够直接塑成社会成员恰当合理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现代生产力和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两者必须通过必要的转换,在多种变项因素的影响下,方能具体催生出社会成员一定的、具体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并进而直接影响到现代化推进的具体状况。

无疑,人们最为看重的,便是其自身利益的具体状况。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⑩为了争取自身的利益,改善自身的利益状况,社会成员总是会基于特有的历史及现实的具体条件,而形成自身特定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大致地看,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成员利益诉求行为方式主要包括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

在现代社会之前的传统社会,就人们具体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而言,总体上看既不存在市场竞争逻辑,也不存在社会保护逻辑。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农耕经济。而在农耕经济条件下,尽管存在一定的商品经济,但这种商品经济只是占据压倒优势的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的一种补充,并不具有“独立”运行的意义。在传统社会,从一定意义上讲,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两者是融合在一起的。波兰尼认为,当时的经济是“镶嵌”在社会生活当中的。他指出:“人类的经济是附属于其社会关系之下的。他不会因要取得物质财富以保障个人利益而行动;他的行动要保障他的社会地位、社会权力及社会资产。只有当这些物质财富能为他的目的服务时,他才会重视它。”(11)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民众不可能普遍形成一种市场竞争逻辑。同时,当时各个社会基本单元是相对独立存在的,相互间是隔绝的,社会分化程度很低,这进而又导致整个社会的整合程度以及社会流动程度较低。如是的时代背景条件,既限制了人们生产活动的空间,也限制了人们认知的视野范围,因而使得民众不可能形成一种广泛的有关社会保护逻辑的利益诉求。况且,当时等级制条件下的统治者不可能形成公共服务意识,同时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公共财政能力又极为薄弱。凡此种种,使得国家权力不可能为民众提供广泛的、有力度的以及可持续的社会保护。由此,整个社会不可能形成一种普遍的社会保护逻辑。

比之传统社会,现代社会的情形则迥然不同。在现代社会,就人们具体的利益诉求行为方式而言,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均是人们生存和发展之必需,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一方面,出于其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人们须臾离不开必需的经济活动,否则便无法得以生存和发展。而在现代社会当中,与现代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的制度基础无疑是市场经济。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动如若离开市场经济,就无法持续运行下去。应当承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每一个劳动者和经营者都必须具有独立的意识,都必须是一个能够对自己行为及利益诉求负责的“独立人”或“法人”。每一个独立的劳动者和经营者只有在市场经济当中,方能够有效地进行竞争性的经济活动,方能够将自身的具体贡献同自己切身的具体利益状况有效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极大地激发自身劳动及经营的活力和创造力。再者,也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整个社会方能够形成现代生产力赖以发展所必需的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12)既然市场经济如此之重要,是每一个社会成员和整个社会经济活动之必需,因而在现代社会当中,人们无法离开市场竞争逻辑。

另一方面,人还是一个相互间需要合作并具有归属感的“社会动物”。作为社会共同体的一个构成分子,每一个社会成员须臾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社会交往和社会合作。诚如马克思所说:“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天生是社会动物。”(13)人类之所以区别于一般的动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类所特有的社会交往和社会合作行为。在现代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社会分化、社会分工的愈益专业化、细致化和复杂化,由于每一个具体社会成员的“原子化”,由于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面临多种多样的风险,因而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更加无法离开社会而单独、“孤立”地生存和发展,都需要社会为之提供必要的“社会保护”以及由此所带来的社会归属感。而且,通过有效的社会保护逻辑,一个社会能够有效地提升社会整合和社会合作程度,进而能够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安全运行。

显然,从现代化的直接推动力的角度看,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两者是一个有机整体,缺一不可,两者共同直接推动现代化的进步。市场竞争逻辑和社会保护逻辑两者各有各的积极功能,缺一不可。市场竞争逻辑的主要功能侧重于经济活力和创造力的激发,以此能够避免现代社会走入“福利过度陷阱”而呈现出发展乏力的情形。而社会保护逻辑的主要功能则是侧重于民众基本生存底线以及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保障,用以避免现代社会步入“资本至上陷阱”而后续乏力,并引发出社会离散、动荡不安的情形。长远看,现代化进程的有效推进,有赖于这两个行为逻辑的平衡发展。问题在于,这两个行为逻辑平衡发展的实现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

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早期阶段,就总体而言,在当时的发达国家当中,市场竞争逻辑一家独大,居于压倒优势的位置,并导致资本至上现象凸显。应当承认,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市场竞争逻辑占据压倒优势这样一种情形对于消除传统社会落后的生产方式,对于推动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财富的迅速积累,客观上曾起过巨大的历史作用。同时,还应看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用自己的不变部分即生产资料吮吸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14)这种情形使得作为现代化基本宗旨——以人为本的发展倒成为次要的,甚至成为消失不见的事情。于是,现代化的目的和手段便呈现出一种颠倒的状况,社会出现了一种明显的异化现象,即:原本属于现代化基本目的范畴的人却成为原本属于现代化工具范畴的资本的附属物。

就这样,在当时市场竞争逻辑占据压倒优势、资本至上的时代背景下,资本的拥有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财富积累,但相应的代价却是在不小的程度上牺牲了大多数社会成员特别是工人的合理利益。在市场竞争逻辑占据压倒优势、资本至上的条件下,工人这一主要的社会群体虽然在名义上拥有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权利。但这种自由权利所换来的,却是自身不可避免地被资本所奴役和剥削,其基本的人性化生活由此而丧失殆尽。这样一来,激烈的冲突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显然,这样的社会是难以为继的。不仅如此,市场竞争逻辑一家独大以及相应的资本至上现象,还必然会造成大量包括垄断现象在内的“市场失灵”现象,使得经济效率降低,甚至就连经济现代化本身也会变形走样。

在这一时期,比之现代化早期阶段,人们的利益诉求行为逻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从现代化实际进程推进的角度看,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相应的公共服务产品供给量的增大,随着以人为本理念的普及、各种社会进步运动的兴起以及民意社会影响力的增大,随着公共权力影响力的日益增大,市场经济逻辑一家独大以及相应的资本至上现象在一定程度上被有效抑制。比如,对于拥有大量资产的富人来说,需要交纳累进税和遗产税。于是,个人的巨额财产已经不可能实现代与代之间的完整传递。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市场竞争逻辑一家独大的局面以及相应的资本至上现象被有效限制,相应地,社会保护逻辑开始形成并逐渐得以系统化,其影响力也相应增大。

总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在现代化实际进程的推进和人们对现代化认知能力的提升这样两方面力量的推动下,社会保护逻辑得以逐渐形成并获得了长足发展,以至于成为与市场竞争逻辑相辅相成、不可分割者。市场经济逻辑与社会保护逻辑两者的平衡推进,成为这一时期现代化建设的一种新趋向。

社会保护逻辑的形成和发展主要表现为:其一,随着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政府的财政收入越来越高,并且用于民生上的公共投入的占比越来越大。“在1950年代初,欧洲福利国家的社会保险支出仍然不到GDP的10%。到1970年代初,许多国家(例如比利时、丹麦、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和瑞典)超过了20%,而且其他大部分国家超过了15%。”(15)其二,由就业保障、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卫生等内容在内的社会政策体系所提供的社会保护已经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常态现象。在发达国家以及一些已经完成初级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那里,其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已经成为所在国家当中民众日常生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在社会保护逻辑的直接推动下,在发达国家和一些已经完成初级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中国家,其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质量状况得到了大幅度的改善和进步。在中国,人均预期寿命由1981年的67.77岁上升到2015年的76.34岁;农村贫困发生率(2010年标准)由1978年的97.5%到2020年实现了全部脱贫;(16)高等教育粗入学率由2005年的19.1%上升至2019年的53.8%。(17)

正因为社会保护逻辑如此之重要,因而其具体状况的如何,便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之一。社会保护逻辑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对于人们的基本生存和基本尊严需求的底线有效地予以制度层面上的保护,从而使得这种保护具有了稳定和常态的效应。不仅如此,社会保护逻辑的制度化,还会使贫富差距现象对于一个社会的负面影响相对减小,进而会提升一个社会的整合程度以及相应的社会安全系数。

同时应当看到,正如市场竞争逻辑有着自己的合理边界一样,社会保护逻辑也有着自身的合理边界。社会保护逻辑的合理边界一旦被突破,那么,社会保护逻辑便会走向反面,成为一种有害的“福利过度陷阱”现象,从而程度不同地阻碍现代化进程健康和可持续的推进。

四、共生性趋势愈益凸显

从其自身各种构成要素及子系统关联性的维度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现代化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趋势愈益凸显。

所谓现代化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主要是指现代化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具体看,这种共生性生存和发展既表现在同一国家共同体之内各个环节、各个领域以及各个层面之间的共同生存、共同发展,表现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同生存、共同发展,也表现在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

在现代化的初级阶段,比之传统社会,现代化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子系统尽管越来越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而且相互间的整合程度也在大幅度提高。但是,当时的整合多局限于同一领域、同一层面的内部,如经济领域。从跨领域、跨层面的角度看,当时这些要素及子系统相互间的整合度相对来说还不是很高,如社会和经济相互间、人与自然关系相互间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相对来说较为偏弱。这种情形不仅表现为当时经济方面的要素脱离其他领域如社会、文化领域的单方面突进,也表现为发达国家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以及基于优越的西方中心的国家意识,而试图强力改变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强力改变其他国家基本状况的行为。凡此种种,必然会催生种种严重的社会负面效应,妨碍社会的进步。

在现代化的中级阶段,现代化的各种构成要素及子系统更加趋于多样化和复杂化,并且,以此为基础的现代化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趋势愈益凸显,特别是跨领域、跨层面之间的整合度越来越高,现代化跨领域、跨层面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趋势愈益凸显。

第一,在同一国家内,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现代化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情状愈益凸显。

在同一国家当中,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或各个层面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趋势愈益凸显。这比较集中地表现在经济与社会这两大基础性领域当中现代化建设的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在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在经济保持着总体上高质量发展态势的同时,社会进步也在持续推进,如社会公正问题相对来说持续得以改善,人们的预期寿命、教育水准、基尼系数等重要指标持续向好,社会的安全运行局面能够持续得以维系,颠覆性社会动荡的可能性几乎不复存在。这些,都是客观的事实。

第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已然成为一种历史的趋势。

自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今,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独立,成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的新独立的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逐渐开启了自主性的现代化建设,有的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获得了成功,少数发展中国家甚至跻身于发达国家的行列。与以往相比,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与之相适应,从世界范围看,就总体而言,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在现阶段,虽然国家与国家之间仍然存在许多强国欺凌弱国的霸权现象,国家与国家之间离真正意义上的平等、共生性生存与发展尚有较大的距离,而且,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不排斥共生性生存与发展在某种条件下、在某个时期存在短暂倒退的可能性。但是,应当承认,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共生性生存和发展的历史趋势已然形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前途所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18)

第三,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共生性生存与发展已然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一时期,人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共生性生存与发展逐渐成为现代化当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在这之前的现代化早期阶段,人们“没有预见到,‘生产力’拓展所具有的大规模毁灭物质环境的潜力。在理论传统中,生态关系完全没有被融入社会学之中”。(19)在资本至上的逻辑、过度追求GDP的做法以及大工业无所不能如“人定胜天”等观念的影响下,人们对于自身须臾离不开的生态环境却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出现对生态环境进行掠夺性开采、过度透支的情形,从而严重地破坏了生态环境。“自1750年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将1000亿吨的碳排放到大气中。”(20)这些,意味着人本身得以生存和发展的最为基础性的生态环境条件出现了严重恶化的情形,不但影响到现代化进程能否得以可持续进行,也影响到人类本身能否持续得以正常生存和发展。

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严峻的现实促使人们对于人与生态环境的关联性问题开始进行较为深刻的反思。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环境问题是一个影响整个人类千秋万代的大事情,而且,对于生态环境的治理是一个必须由各个国家共同参与方能有效进行的问题,是一个各个国家必须具有相向而行的行为方能进行的问题,否则,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如果要对人类痼疾作出可信的诊断,并且对症下药,那就必须在我们头脑中树立起全局观念。”(21)基于这些深刻反思,很多国家对于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开始进行共同的治理行动,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效。

现代化共生性生存和发展趋势愈益凸显这一情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化共生性生存和发展这一情形,意味着在这一时期,人类现代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以往单方面发展甚至是突进的情状,取得了重要进步,进入到现代化建设的更高“时代”层面。比之现代化的早期阶段,人类如今不但极大地拓展了现代化在跨领域、跨层面上新的延展性生长空间,而且有效地促成了各个领域或各个层面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其相互间的强有力支撑和积极促进的局面,有效地激发出一个国家共同体当中现代化建设当中的各个领域或各个层面的简单相加之和所无法比拟的强大的现代化内生动力和创造力。这些,使得现代化的内容趋于全面和丰富,使得现代化的推进方式趋于合理科学,使得现代化的整合程度得以提升,使得现代化的整体性进步和可持续推进能够得以保证,进而使得现代化的基础水准和整体质量能够得以不断地升级换代。

注释:

①吴忠民、江立华主编:《发展社会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70页。

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③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2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2年版,第305页。

④伊曼努尔·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7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665页。

⑦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21》,第233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30页。

⑨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伍晓鹰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51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7页。

(11)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96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77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39-340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28页。

(15)莫瑞吉欧·费雷拉:《欧洲福利国家:黄金般的成就与白银般的前景》,《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8年第4期,第111-117页。

(16)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2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年版,第32、15页。

(17)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年鉴——2021》,第332页。

(18)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5版。

(19)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0)伊恩·莫里斯:《人类的演变:采集者、农夫与大工业时代》,马睿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85页。

(21)奥尔利欧·佩奇:《世界的未来——关于未来问题一百页》,王肖萍等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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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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