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关于现代化的双重属性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974 次 更新时间:2024-03-14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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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捷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由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中必然发生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引发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使得生产力、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革命性变革显得格外突出,同时也使得上层建筑特别是制度、文化、文明等要素对生产力、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比以往更加彰显。和上述过程相伴随,现代化道路又是同社会根本制度、各国国情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呈现出现代化进程的多样化、复杂化图景。

一、关于现代化的自然属性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进步的基础,也是人类社会不断演进发展所要处理的基本关系。在出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之前,人类经过了漫长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并存的时代,每一次的历史性进步都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不断发展进步的结果。特别是社会生产力的每一次进步,都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带来的。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综观资本主义发展史,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所以先进,之所以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之所以能够一度征服世界上大多数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关键还是依靠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强有力地推动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地发展。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说到这里,我们需要深究一步:这种生产力是资本主义独占的吗?回答是:既是,也不是。前面说到,就世界历史的客观情况而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出现,首先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带来的。从这一点来说,我们回答“是”。然而,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自然属性而言,它是属于全人类的,无论先发国家还是后发国家都有平等的权利掌握它,运用它,享有由它创造和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共产党宣言》在前引文之后,举出了许多实例:“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因此可以说,与其将这些文明成果的取得简单地归因于资本主义,不如说其是由社会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发展使然,由此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变化,从根本上说,是现代化的自然属性作用的结果。

我们暂且撇开社会形态不论,集中看一下科学技术进步如何推动人与自然关系发展,如何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从而深入认识现代化的自然属性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用蒸汽动力取代数千年来一直使用的自然力,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是近代以来人类取得的一大标志性科技进步,也是人类社会真正步人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开端。以此为主要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于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兴起,带动了煤炭业、炼铁业、蒸汽机车和铁路、蒸汽轮船和航运业的发展,整个世界的地理距离为之缩短,整个世界的交往更加密切。这充分展现了科技进步与工业革命的关系,展现了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与大幅度提升人类改造大自然能力的关系。与此同时,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影响到世界格局,英国趁势巩固了自己的世界霸主地位。

百年之后,19世纪60年代后期又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力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人类进人电气时代。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推动了石油业以及相关产业的蓬勃发展,以石油为燃料的机车、汽车、轮船、飞机等为人类提供了更加便捷的交通运输工具,电话、电报等的发明和运用为人类传递信息提供了快速通道。第二次工业革命同样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格局,资本主义发展由自由竞争阶段走到了垄断阶段,德国、美国等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起之秀,帝国主义国家对世界殖民体系的瓜分和争夺在加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高科技领域创新发展成为带动整个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加速跨越发展的新引擎。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卫星通信测量监测定位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芯片技术、纳米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层出不穷,并得到极其广泛的应用。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量子信息、干细胞、脑科学等迅速发展。

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科技领域的覆盖力空前强大。“宏观世界大至天体运行、星系演化、宇宙起源,微观世界小至基因编辑、粒子结构、量子调控,都是当今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深空探测成为科技竞争的制高点,深海、深地探测为人类认识自然不断拓展新的视野……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科技快速发展,大大拓展了时间、空间和人们认知范围……人类正在进入‘人机物’三元融合的万物智能互联时代。生物科学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快速发展……对生物大分子和基因的研究进入精准调控阶段,从认识生命、改造生命走向合成生命、设计生命,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生命伦理的挑战。”

科学技术进步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启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为开端,西方国家也逐步形成了对科学技术的垄断。但是,由科学技术具有的普适性和现代化的自然属性所决定,西方国家对科学技术的垄断只能是有条件的、暂时的。20世纪50至7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在赢得民族独立后,逐步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开始打破西方国家对科学技术的垄断,努力缩小同西方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差距,并同西方国家展开了垄断与反垄断、封锁与反封锁、制裁与反制裁的斗争。

如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绝对优势地位和竞争能力已经大为削弱,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为人类共享科学技术进步成果、共享现代化文明成果的最大障碍。

为什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200多年间会从科学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发展的引领者蜕变为垄断者和制约者?这就要说到现代化的另一个属性—社会属性。

二、关于现代化的社会属性

现代化不仅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而且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首先,这是由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决定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次,这也是由人类社会运行规律决定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现代化的运行就是如此。在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解决如何使人类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问题,而且要解决人类社会生活如何达到平等公平正义的问题;不仅要解决如何使社会生产力极大发展、科学技术快速进步的问题,而且要解决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问题,推动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精神生活全面发展进步。

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恰好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化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分水岭。毫无疑问,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主义要按照自己的利益、自己的理念改造世界,社会主义同样也要按照自己的理想和理念改造世界。问题在于,谁更符合本国国情,更符合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更符合世界历史总趋势。

一部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一部西方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史,更是一部资本掠夺和资本扩张的历史。这体现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共存的一体两面。

以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为例。1492年8月至1493年3月,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在西班牙王室支持下,首次完成了由大西洋航行至美洲的远洋,并成功返航,标志着西方人第一次发现了被认为是印度的美洲“新大陆”。1497年7月至1498年5月,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受葡萄牙国王派遣,完成了绕道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的航行,抵达印度,开辟了由欧洲地中海至印度的新航路。1519年9月至1522年9月,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的船队在西班牙王室支持下,首次完成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极大地拓展了西方对世界地理和世界资源的认识。

这些西方人的航海壮举,都是在当时先进的航海技术支持下完成的,但更重要的是受到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强力支持。相比之下,当时中国的航海技术并不比西方落后,但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却受到中国封建社会影响,止于宣扬国威和播撒“皇恩”。英国学者阿诺德·佩西等的研究表明:“从印度洋撤出的中国船,可能比欧洲的同类船更先进。它们体量确实更大;虽然无法确定尺寸,但其排水量可能远远超过1000吨,而达·伽马的旗舰排水量只有大约300吨。”

在接踵而至的对美洲的殖民扩张和殖民掠夺中,欧洲各国不仅把美洲作为资源和原料供应地、商品倾销地,而且通过从非洲贩卖黑奴达到资本积累和补充大批劳动力的双重目的。据美国历史学家研究:“15世纪晚期到16世纪,平均每年有两千名奴隶离开非洲。17世纪是奴隶贸易迅速发展的时代,随着欧洲人在西半球定居,对耕种土地的非洲劳动力需要增加,每年输出的奴隶猛增到两万人。奴隶贸易的高峰期是在18世纪,当时每年输人美洲的奴隶数目达到5.5万人。到18世纪80年代时,更是达到年平均8.8万人,某些年份甚至增加到10万人。大西洋奴隶贸易共造成了1200万非洲人非自愿移民到西半球。另有四百多万人在抓捕过程中或在运送过程中死亡。”美国历史学家对此评论说:“奴隶贸易的每一个环节都是残忍兽性的。”

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式给人类社会带来的最大不公,还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创造的巨大国民财富占有上的两极分化。这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亦即资本主义现代化不可克服的悖论。

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马克思还指出:“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造成这一不公正现象的根本原因,正是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不可移易的条件——资本的占有方式及对资本的垄断。这种资本垄断不仅在其国内造成贫富两极,而且在西方发达国家与广大发展中国家之间也造成了巨大的发展鸿沟,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发展障碍。

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的行动纲领,并指出:“共产主义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权力,它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权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谈到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时指出:“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制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

当然,马克思所指出的这个趋势,是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才能从预言变为现实。我们还处在当代资本主义朝着高度垄断化发展,并开始走下坡路的过程中,也处在当代资本主义同当代社会主义的持久胶着阶段。彼消此长的过程将会是长期的、曲折的。但这个总趋势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都改变不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描述这一趋势时,马克思实际上同时展现了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的双重属性。这告诉我们,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发展开始沿着下降路线滑行的时候,其依靠科学技术力量所取得的成果依然可以为非资本主义现代化所运用。正如邓小平所说:“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说到现代化的社会属性,社会制度的分野是最主要的,但也不能忽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如可持续发展问题、环境保护问题、城镇化问题、老龄化社会问题、安全问题、全球治理问题等。因此,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在重大国际问题上需要采取积极的彼此合作的态度,以合作代替对抗。

三、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与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

既然现代化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双重属性,那么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选择适合自身的现代化道路,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如此。它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这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指明了康庄大道。

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如何通过深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揭示其蕴含的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呢?运用大历史观来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双重属性,是揭示其中国特色与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的一个途径。

第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中国特色。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同样遇到了人口问题,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这些国家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起步阶段,遇到的是城市和工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其解决的方式,一是兼并土地或帮助农民解除对土地的依附关系、解放农奴等;二是黑奴贸易;三是大规模使用机器生产和实行工厂制。对于第三种方式,马克思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变得空虚了的单个机器工人的局部技巧,在科学面前,在巨大的自然力面前,在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面前,作为微不足道的附属品而消失了,科学、巨大的自然力、社会的群众性劳动都体现在机器体系中,并同机器体系一道构成‘主人’的权力。”可见,在资本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是以牺牲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利益为代价,来换取科学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以达到资本大幅度增殖的目的。

人口众多、一穷二白,是旧中国留下的历史遗产。这使新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从起步之日,就背上了沉重的人口包袱。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从历史唯物主义看来,“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这里体现出了现代化问题上两种人口观的对立。一种是消极的人口观,把人口仅仅视作现代化的包袱;另一种是积极的人口观,既承认人口多是一种挑战,也看到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是由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现代化动力,并且可能形成具有竞争潜力的国际大市场,关键看如何运用好“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这个宝贵资源。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我国十四亿多人口整体迈进现代化社会,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艰巨性和复杂性前所未有,发展途径和推进方式也必然具有自己的特点。”

第二,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既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意愿的中国特色,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现代化的一个最大成果,是社会资源的充分利用、社会财富的快速增长、综合国力的迅速提升。而由此带来的问题,便是这些现代化成果由谁来占有、由谁来分享。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表明,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式,只能解决前一个问题,这是由资本主义占有方式的不合理性和固有矛盾所决定的,他们不仅不能解决后一个问题,而且会使贫富悬殊问题日益扩大化,演变为不可逾越的社会鸿沟,最终还会使前一个问题畸形发展,遇到发展中“剪不断,理还乱”的悖论。

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就是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弊端提出的全新现代化方案。但在探索中,也遇到了如何解决好既要克服“大锅饭”又要实现共同富裕、如何处理效益与公平等问题。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提出了一个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构想。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

实践证明,这个构想在付诸实施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甚至在一定时期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贫富差距还会拉大,但是只要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采取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有效措施,建立有效的分配制度和就业、社会保障制度,“两极分化”现象就完全可以避免。

同时,我们还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活力与秩序的关系,加快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破除阶层固化的体制机制障碍,畅通社会上升通道,切实防止轻视劳动、不劳而获、一夜暴富、坐享其成、消极躺平等不良思想滋长蔓延,使中国式现代化既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现代化更高的效率,又能更有效地维护社会公平,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使中国式现代化实现活而不乱、活跃有序的动态平衡,攻克活力与秩序的关系这道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世界性难题。

第三,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这同样既是符合中国国情和人民意愿的中国特色,也是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还是各国现代化的共同规律。

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在巩固自身的政治统治后,同样面临着在全社会建立起维护自身统治和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问题。经过几百年的努力,西方国家终于在建立法治体系的同时,构建起以新教伦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社会道德体系,并为这一道德体系提供了完整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作为学理支撑。这一整套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和社会道德体系对于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社会道德体系等只能起“治标”的作用,对于由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引发的深层社会问题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道德体系的虚伪性和阶级局限性,在道德尺度和衡量标准上采取实用主义的双重标准,在利与理、利与义的关系上采取极端个人主义价值取向,将个人利益凌驾于社会利益之上。

物质富足、精神富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要求。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立党立国之魂,是执政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党的二十大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化新使命。这为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寻求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弘扬本国文化传统、坚守文化自信提供了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第四,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往往以自然环境的恶化、自然资源的破坏为代价。尤其是资本主义现代化方式,以资本最大限度地增殖为目标,常常因目光短视而竭泽而渔。马克思在《资本论》以资本主义农业为例,对这种现象作了强有力的揭露:“在现代农业中,像在城市工业中一样,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此外,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发展了社会生产过程的技术和结合,只是由于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

在这个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西方现代化走的“先污染、后治理”道路有过深刻的思考。他指出:“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传统工业化迅猛发展,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加速了对自然资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态系统原有的循环和平衡,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紧张……在人类2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不超过30个、人口不超过10亿。在我们这个13亿多人口的最大发展中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其影响将是世界性的。”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这一矛盾的重要方面。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坚持构建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第五,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对外走的是一条侵略扩张、殖民掠夺的道路,奉行的是“国强必霸”逻辑,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和痛苦的记忆。特别是在20世纪上半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高科技被用于大规模战争,造成生灵涂炭,人类文明倒退了若干年。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充满灾难、落后挨打的悲惨屈辱史,也是一部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实现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史。历经苦难的中国人民珍惜和平,绝不会将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悲惨经历强加给其他民族。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中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中国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所包含的中国特色与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是密不可分、高度统一的。这种内在的高度统一,既源自现代化本身的双重属性,也源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时代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

 

【文章作者为中国史学会会长、《求是》杂志社原社长】

【文章选自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 2024, Vol.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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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华南理工大学学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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