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建业:痛苦焦灼的灵魂——论孟郊的精神生活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280 次 更新时间:2012-03-14 16:2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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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郊到老还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春风得意”,但他却潦倒困顿终生;他一辈子都在诅咒贫穷饥寒,可偏偏一辈子不得不与贫穷饥寒作伴。显然,他的精神生活难得潇洒豪迈,更谈不上雍容优雅,他来到人世像是特地为了体验不幸、痛苦、贫穷、凄凉,连不大喜欢他的苏轼也说他“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1]然而,痛苦的存在使他得以走进生命存在的深度,使他对人生与社会都有深至的认识和体验;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使他把身心都倾注于精神创造,并最终成为一位开宗立派的诗人。正是苦难和不幸玉成了他,伤心的眼泪凝成了他那诗的珍珠。

  他的大部分诗作都是抒发自己精神的痛苦,而精神生活的痛苦又表现在他对悲惨人生的体验中,表现在他精神结构的情与理的分裂里,同时也表现在他精神的创造过程即“苦吟”中,因此,这三个方面就构成了本章要阐述的主要内容。

  

  一

  

  四十三岁那年孟郊第二次考进士下第,他一气之下自朔方南游湖楚,《下第东南行》说:“越风东南清,楚日潇湘明。试逐伯鸾去,还作灵均行”,看样子好像要仿效屈原行吟泽畔以抒愤。想不到,他到了屈原沉江的湘沅后,却又毫不讲理地把屈原给数落了一通:

  分拙多感激,久游遵长途,经过湘水源,怀古方踟躇。旧称楚灵均,此处殒忠躯。侧聆故老言,遂得旌贤愚。名参君子场,行为小人儒,骚文炫贞亮,体物情崎岖。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五十爵高秩,谬膺从大夫。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死为不吊鬼,生作猜谤徒。吟泽洁其身,忠节宁见输。怀沙灭其性,孝行焉能俱。且闻善称君,一何善自殊;且闻过称己,一何过不渝……

   ——《旅次湘沅有怀灵均》

  

  诗题虽为“有怀灵均”,但屈原在他眼里却一无是处:他那些“惊采绝艳”的骚辞,只不过是为了炫耀自己情操的“贞亮”;那些“体物”之情“崎岖”激荡而又忧郁悲伤,有违君子“中正和平”的精神境界;三次贬官便形诸“愠色”,也未免太狷狭浮躁了点儿,哪有一点儿贤哲与时消息的度量?整日地满面忧伤,愁思郁结,与那些坦荡无闷的圣贤相去何其遥远;一个人到泽畔行吟以洁其身,把忠君之节也弃而不顾,至于沉江自绝其性,更弃绝了对父母必须履行的孝道。总之,他露才扬己,不忠不孝,虽然名忝君子之场,其行不过是小人之儒而已,生前是个喜欢猜谤别人又常遭别人猜谤的“小人儒”,死后更是个无人吊悼的死鬼。

  孟郊这儿对屈原的责难,完全是跟着汉儒学舌,我们来看看班固的《离骚序》:“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洁狂狷景行之士。”[2]孟郊上面那首诗不只是把班固的散文换成了韵语,班固仅是不讲情理的指责,“死为不吊鬼,生为猜谤徒”简直就是谩骂,班固尚且承认骚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3],而在孟郊眼里这只是炫耀自己情操“贞亮”的一件华丽的外衣。这也许是历史上对屈原最苛酷的批评了,连宋代那些大谈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学先生也没有这样非难过屈子,朱熹还撰有《楚辞集注》八卷,把屈原作为志行高洁的典范。

  令人费解的是孟郊自己也并不温柔敦厚,他的内心世界从来没有中正和平过,他的情感更是一直在走极端:吟“默默寸心中,朝愁续暮愁”的是他(《卧病》)[4],唱“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的也是他。从他现存的诗作来看,真正“春风得意”好像仅只登科后那一短暂的时光,他的一生屡屡被逼到人生绝境:“四望失道路,百忧攒肺肝”(《商州客舍》)。将他指责屈原的“胸襟积忧愁,容鬓复凋枯”这句话,移以评他自己再切合不过了。他一生的悲剧是那个社会大多数寒士的典型,而他个人也用一生的潦倒不幸为代价,体味了一个正直无依的寒士生存的艰难,深刻地认识到了上层社会的虚伪腐败,因而他的意义不在于修得了儒家所推崇的那种近于麻木的中正和平的心境,而是他毕生用愤怒的调子,喊出了寒士心中的不平之鸣,在当时的士林激起了广泛的回响。闻一多先生在谈到元和诗坛时说:“老年的孟郊,正哼着他那沙涩而带芒刺感的五古,恶毒地咒骂世道人心”。[5]由于他诗风的别具一格,更由于他对黑暗的“世道人心”的咒骂叫人拍手称快,他身边有一大批崇拜者和模仿者,李肇的《唐国史补》卷下载:“元和已后,……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白居易。”[6]他不是不满于屈原的“体物情崎岖”吗?“矫激”比“情崎岖”走得更远。我们在此绝不想反唇相讥,像孟郊指责屈原那样去指责孟郊的“矫激”,相反,倒是认为正是这种矫激给他的诗情带来了深沉和“锋棱”。[7]对他非难屈原的心理动因的分析且挪到后文,眼下我们的焦点要集中于他矫激之情所蕴含的社会内容上——他的矫激来自对举场昏浊的愤慨,来自对造成自己终生困顿的世道的不满,来自对“王门与侯门”的愤激。

  现存孟郊集中应进士之前的诗作很少。四十岁以前他一直在江南和中原地带流浪,去长安应进士试他才得以深入社会,得以深刻地体验人生,而他人生一连串的悲剧也从应进士试开始。四十一岁那年,他觉得自己“才饱身自贵”(《题韦承总吴王故城下幽居》),于是唱着“白鹤未轻举,众鸟争浮沉”(《湖州取解述情》),第一次来长安应进士试,满以为自己这只不轻举的白鹤,在“争浮沉”的“众鸟”中,一定会鹤立鸡群,旗开得胜。可他高兴得太早了一点。韩愈在《孟生诗》中勾勒了他刚来长安应试时那副寒酸土气的模样:“朅来游公卿,莫肯低华簪。谅非轩冕族,应对多参差。”从孟郊拙于应酬的样子,韩愈知道他决不是出于“轩冕族”,可这位寒门孤士又自负才华,觉得凭自己的实力就可平步“青云路”(《长安旅情》),所以“莫肯低华簪”去巴结公卿。这次考试落第的下场是可以预料的,但对孟郊来说却是次意外的打击,看到榜上无名后,他觉得痛苦羞辱极了:

  拔心草不死,去根柳亦荣。独有失意人,恍然无力行。昔为连理枝,今为断弦声。连理时所重,断弦今所轻。吾欲进孤舟,三峡水不平。吾欲载车马,太行路峥嵘。万物根一气,如何相互倾。

  ——《感兴》

  

  人生的道路似乎已走到了尽头,此刻他没有想到“忠节宁见输”和“孝行焉能俱”这些他苛求于屈原的问题,现在他也想到自杀了,落第无论生还是死都是耻辱,但“死辱片时痛”而“生辱长年羞”(《夜感自遣》)。之所以没有去死,与其说是他缺乏自杀的勇气,还不如说是他对举场的丑恶还没有深入的了解,更不如说是对中举还抱有一线希望。《失意归吴因寄东台刘复侍御》一诗说:“自念西上身,忽随东归风。长安日下影,又落江湖中。离娄岂不明,子野岂不聪。至宝非眼别,至音非耳通。因缄俗外词,仰寄高飞鸿。”离娄是传说中能视百步之外的目明者,子野是能听千里之外的耳聪者,诗中用来指代主考官。自己这次下第不是考官不公平,也不是他们缺乏鉴赏力,而是自己这块至宝或这曲至音,决非凡眼能别凡耳能通的,要等到非常之人才能识我这非常之器。可怜的孟郊要再碰次钉子后,才明白离娄既不明子野也不聪。

  第二年,他又来到长安碰运气,可是仍然没有人识得他这块“至宝”,他又一次被拒绝于进士的大门之外,《再下第》说:“一夕九起嗟,梦短不到家。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久困举场使他面目枯槁,形容憔悴(见《下第东南行》),他悲痛得心如刀绞:

  晓月难为光,愁人难为肠,谁言春物荣,岂见叶上霜。雕鹗失势病,鹪鹤假翼翔。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刃伤。

  ——《落第》

  

  不过他再也不会天真地认为考官们是耳聪目明的离娄和子野了,他已看清举场的种种污秽,“始知喧竞场,莫处君子身”(《长安羁旅行》)。任凭你才凌屈宋,德齐古贤,如果没有过硬的后台或靠山,如果不曲意逢迎权贵,等待你的结局肯定是“本望文字达,今因文字穷”(《叹命》)。下面一首写于他再下第之后,不仅表现了他个人痛苦的深度,也表现了他对上层社会认识的深度:

  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有碍非遐方,长安大道旁。小人智虑险,平地生太行。镜破不改光,兰死不改香,始知君子心,交久道益彰。君心与我怀,离别俱回遑,譬如浸蘖泉,流苦已日长,忍泣目易衰,忍忧形易伤。项籍非不壮,贾生非不良,当其失意时,涕泗各沾裳。古人劝加飧,此飧难自强。一饭九祝噎,一嗟十断肠。况是儿女怨,怨气凌彼苍。彼苍昔有知,白日下清霜。今朝始惊叹,碧落空茫茫。

  ——《赠崔纯亮》

  

  几次进出考场,始而自负激动,继而绝望痛苦,接下来便是明白真相后的愤愤不平:“王门与侯门,待富不待贫,空携一束书,去去谁相亲”(《大梁送柳淳先入关》),“曲木忌日影,谗人畏贤明。自然照烛间,不受邪佞侵”(《古意赠梁补阙》)。“谁言碧山曲,不废青松直。谁言浊水泥,不污明月色。我有松月心,俗骋风霜力”(《寓言》)。

  胡震亨说:“以时事入诗,自杜少陵始;以名场事入诗,自孟东野始。”[8]因为他不是名场旁观者而是名场的受害人,所以他对名场种种丑恶现象的抨击就格外激切,因而成了失意于举场的寒士的代言人。唐代科举制度的确立,使一大批世俗地主的子弟得以走上政治舞台,打破由门阀世族一统天下的局面。“起宰相于寒门”这一历史的要求,已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从前的世家大族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环,“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这只是表明世族开始走向衰微,它的淫威余焰没有完全消失,门户等级观念还有广泛的社会影响,不少当朝主政的寒族又逐渐蜕变为新贵。他们一方面通过门荫爬上高位,一方面操纵举场堵塞寒门子弟的仕进之路。越到后来举场的流弊越多,考官既以此来结党营私,举子因而也借此卖身投靠,才学的较量蜕变为利害的权衡。《唐摭言》卷二载:“贞元、元和之际,又益以荐送相高”。[9]在当时出现这种现象一点也不足为怪:“得举者不以亲,则以势;不以贿,则以交;未必能鸣鼓四科,而裹粮三道。其不得举者,无媒无党,有行有才,处卑位之间,仄陋之下,吞声饮气,何足算哉”![10]那种环境自然迫使大批举子出卖人格和灵魂,争相“驱驰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11]有时考试是为了障人耳目,中举者的名单考前就内定了。《资治通鉴·唐纪五七》载:“长庆元年三月,… …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掌贡举。西川节度使段文昌、翰林学士李绅,各以书属所善进士于徽。及榜出,文昌、绅所属皆不预。及第者郑朗,覃之弟;裴撰,度之子;苏巢,宗闵之婿;杨殷士,汝士之弟也。文昌言于上曰:‘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子弟无艺,以关节得之。’上以问诸学士,德裕、稹、绅皆曰:‘诚如文昌言’。”[12]文中提到的这些炙手可热的公卿子弟,即使“无艺”也照样高中。

  韩孟诗派中的一些著名诗人,要么久困举场,如韩、孟;要么终生不第,如贾岛。韩愈在《上兵部李侍郎书》中说:“家贫不足以自活,应举觅官,凡二十余年矣。”[13]他为自己“曾不得名荐书”而苦恼,忍受着白眼和侮辱,一次次卑躬屈膝地逢迎公卿,“俯首帖耳摇尾而乞怜”地献媚权贵。[14]他后来把自己比孟郊先中进士,一五一十地说成是比孟“奸黠”些的结果:“东野不得官,白首夸龙钟;韩子稍奸黠,自惭青蒿依长松。”[15]。贾岛是一个举场的牺牲品,“应怜独向名场苦,曾十余年浪过春”[16],“得非下第无高韵,须是青山隐白头”[17],这些诗句近乎凄惨的哀号。

  可见,孟郊在名场的委屈、辛酸和痛苦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每次登科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寒士都名落孙山,老死牖下。他的一曲《古兴》自然能在举子中引起强烈的共鸣:

  楚血未乾衣,荆虹尚埋辉。痛玉不痛身,抱璞求所归。

  

  第三次参加进士考试时,孟郊已是扬名全国的诗人,通过广泛的社会交游,也干谒了不少当朝权贵,还被迫打通了一些“关节”,又有许多友人为他揄扬举荐,这才好不容易登科了,那首著名的《登科后》毫不遮掩表现了他内心的兴奋和喜悦。《同年春宴》也写于同时,它真切地反映了那些登科者共同的心声——“郁抑忽已尽,亲朋乐无涯”。有唐一代特看重进士,至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官场上要数进士出身的牌子亮,所以他自己一扫昔日的“郁抑”,亲朋也为他弹冠相庆。然而,进士并没有真正改变他潦倒贫困的命运。他等了四年才弄到溧阳县尉这顶头衔,到任后又完全适应不了俗吏的生活,《溧阳秋霁》说:“星星满衰鬓,耿耿入秋怀。旧识半零落,前心骤相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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