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寅:孟郊创作的诗歌史意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42 次 更新时间:2014-12-23 22: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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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寅 (进入专栏)  

   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任何一位诗人都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任何一种风格和表现都有不可取代的价值。然而实际上,每位诗人、每种风格和艺术表现由于出现的时间不同,对于诗史的意义也是不一样的。向来的研究一直注重于诗人风格及艺术特征的差异与独创性,而相对忽略了风格与艺术倾向的时尚问题,从而也就忽略了它们因超前、流行、滞后的时差带来的价值差异。有些诗人的创作,孤立地看固然也很有特色,但如果放到诗史的进程中去考察的话,就会呈现出更不寻常的诗史意义。孟郊(751-814)就是这样一位诗人,尽管他作为一位风格独特的诗人一直为研究者所重视,其诗史意义也被从不同方面加以认识和肯定(注:尤信雄:《孟郊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84年版;乔琛:《一个独辟蹊径的诗人——浅析孟郊在中唐后期诗坛上的地位》,《淮北煤炭师院学报》1987年第1期(高校学报均为人文社科版);傅绍良:《论孟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陕西师大学报》1987年第3期;萧占鹏:《审美时尚与韩孟诗派的审美取向》,《文学遗产》1992年第1期。),但他对中唐诗歌所产生的主要影响我认为尚未得到充分揭示,这主要是因为学者们对孟郊诗风的分析都集中于本文层面,通过意象和语言运用的特征来说明其诗境和风格的形成(注:这方面的论文代表性的有傅绍良:《论孟郊审美心理的基本特征》,《唐都学刊》1989年第1期;舒红霞:《论孟郊诗歌审美意境的内核结构》,《陕西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景遐东:《论孟郊诗歌的意象创造》,《湖北师院学报》1998年第2期。),较少深入到感觉的层次,研究其独特的感觉方式,从而发现孟郊在中唐诗坛的特殊意义。本文试图从孟郊的艺术渊源与艺术倾向入手,研究诗人的感觉方式及与大历诗、元和诗的关系,对他在唐诗演进中的特殊意义提出一些看法。

     一、中唐诗坛的复古先锋

   关于孟郊诗的风格特色,最著名的评语是苏东坡的“郊寒岛瘦”,和贾岛联系在一起的还有“苦吟”。但在今天,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的评语“清奇僻苦”更为研究者所赞同,台湾学者陈全得曾分别讨论这四个字在孟郊诗中的具体表现(注:陈全得:《论孟郊诗“清奇僻苦”之特色》,《第三届中国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1997年版。)。如果说“清奇僻苦”的确概括了孟郊诗歌的风格,那么这四个字不仅可横向分析它们在孟郊诗中的表现,还可以纵向考察其结构关系。我认为,在孟郊诗中,“清”可以视为对大历诗趣味的沿袭,主要表现于风景诗中;“奇”乃是受皎然诗学的影响,同时也是对大历浙西诗会及顾况诗风的发挥,主要表现于乐府诗中;而“僻”和“苦”则属于孟郊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独特的生活体验的表达,集中于五言抒情诗中。四者构成孟郊诗继承、发展、创新的不同组成部分,从而确立其承前启后的诗史地位。“清”作为对大历诗的沿袭,虽一向未受到重视,但近年已有充分讨论(注:罗时进、童岳敏:《寒天中高耸瘦骨的孤鹤——论孟郊诗骨寒神清的审美取向》(《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一文对孟郊诗“清”的特色有细致的分析,可参看。),兹不赘及。奇既有对江南诗风的继承,又有孟郊自己的发挥,同时也是与“元和之风尚怪”(李肇《国史补》卷下)相表里的要素,是孟郊连接大历与元和的关键,我们可以由此出发走近元和诗歌。

   习惯上孟郊被视为元和诗人,而且被当作韩孟集团的主要成员来讨论。这无可厚非,但我们切不可忘记,生于天宝十年(751)的孟郊比韩愈要大17岁,这一年龄差距足以使他们成为两代人。事实上,尽管韩愈比孟郊早三年中进士,在科场为前辈,但孟郊进入诗坛远较韩愈为早,韩愈还童丱舞勺时,孟郊已是跻身于浙西诗会、追随皎然游宴的青年髦隽了。大历八年(773)至十二年(777),颜真卿任浙西节度使,延聘文士修订《韵海镜源》,在湖州(今属浙江)形成大规模的联唱诗会,前后与会的文士多达百余人(注:关于浙西诗会的详情,请参阅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上编第四节“《吴兴集》与大历浙西诗人群”,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6-94页;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册)上编第一章第九节“鲍防、颜真卿与大历两浙联唱诗会”,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58-164页。)。虽然当时的文献中没有出现孟郊的名字,但从《孟东野诗集》现存的诗作,还可以约略窥见他与浙西诗会及诗人的关系。卷七《答昼上人止谗作》、卷八《同昼上人送郭秀才江南寻兄弟》是与皎然酬和的作品(注:本文所引孟郊作品皆据华忱之校订:《孟东野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下文仅注卷数。),作于皎然生前;卷八《送陆畅归湖州因凭题故人皎然塔陆羽坟》、卷十《逢江南故昼上人会中郑方回》是回忆从皎然游宴之作,写于皎然亡故后。前诗云“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追吟当时说,来者实不穷”;后诗题下注:“上人往年手札五十篇相赠,云以为它日之念。”诗又云:“永谢平生言,知音岂可遇。”由此可知,孟郊当时非但参预了皎然的诗会,还甚得皎然垂青。皎然诗中《答孟秀才》(《全唐诗》卷八一五)一首,研究者认为就是答孟郊之作(注:斋藤茂:《孟郊与皎然》,《东洋学》87,2002年版。)。此外,卷十还有《悼吴兴汤衡评事》,汤衡也是浙西诗会中的人物;而后来放孟郊进士及第的座主、礼部侍郎吕渭,则是经历浙东、浙西两个诗会的人物。孟郊与浙西诗会的关系,决定了他诗歌的艺术渊源与皎然乃至大历诗风密切相关。读他的宴集诗,如《汝州陆中丞席喜张从事至同赋十韵》之类,我们会觉得他的写作仍然沿袭着大历诗的范式。

   然而,皎然的创作与诗学毕竟有着不同于大历诗风的地方。大历末浙西诗会中的诗体实验,固然已透露出某种尚奇斗巧的意趣,而贞元以后马祖禅在江南的流行,更煽起一股狂放不羁、任心直行的禅风。影响所及,皎然与流寓、宦游江东的诗人们的创作,也明显表现出一种尚通脱、任狂逸的作风。皎然贞元五年(789)作的《诗式》,重“奇势”、“逸格”,称“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正是当时诗学尚奇倾向的体现(注:参看李壮鹰:《禅门机缘语与中唐的尚奇之风》,《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严格地说,对“奇”的追求并不是到大历末贞元初才开始的,从盛唐以来它就一直是诗坛追求的美学目标,只不过浙西诗会缺少精神品格而纯粹流于形式的游戏性质,使之趋向于浅薄和放肆而已(注:关于这一问题,可参看赵昌平:《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4期;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上册)第三章第八节“大历诗僧的代表——皎然”、第四章第一节“自我表现的复苏——顾况”。),李肇所谓“贞元之风尚荡”,我很怀疑与此有关。置身于这样的风气中,孟郊不可能不受到影响,可是他的艺术趣味和理想却明显有别于皎然。他要像隔代的前辈——盛唐诗人一样,重新回到汉魏古诗和乐府,从中发展出新的艺术精神。研究者都注意到《赠苏州韦郎中使君》(卷六)一诗,这的确是他陈述文学观念的宣言式的作品:

   谢客吟一声,霜落群听清。文含元气柔,鼓动万物轻。嘉木依性植,曲枝亦不生。尘埃徐庾词,金玉曹刘名。章句作雅正,江山益鲜明。苹萍一浪草,菰蒲片池荣。曾是康乐咏,如今搴其英。顾惟菲薄质,亦愿将此并。

   这位韦郎中就是诗人韦应物,贞元六年至九年间任苏州刺史(注:傅璇琮:《韦应物系年考证》,《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华忱之先生系此诗于贞元六年(790),可说是虽不中亦不远。从这首诗中,我们能够读出一个诗坛后进力图表达一种与时异趣的诗学观念,并希求印证和赏识的急切渴望。韦应物在举世皆攻近体的当时独以古体名世,贞元年间在诗坛享有重名,甚至皎然向他行卷也要用古诗,以迎合其趣味(事见《因话录》卷四),孟郊要向这位兼为地方长官的名诗人传递什么样的信息,就不难理解了。诗中首先将韦应物比作谢灵运,这犹是大历诗坛价值观的反映,“清”也是大历诗人刻意追求的美学趣味,但随后“尘埃徐庾词”一联便打出了异于大历诗坛和皎然《诗式》的、鄙薄“齐梁作者”而推崇“建安风骨”的旗号。这两句当然是称道韦应物的趣味,但同时也是在表达英雄所见略同的共鸣——在大历诗人那里,齐梁作者受到青睐,而以“曹刘”为职志的邺下之风似乎已被淡忘,孟郊这时重新提起曹刘的“雅正”传统,不仅意味着要在诗歌风格上回归汉魏古诗的志向,还意味着强调对汉魏诗歌精神品格的继承。这种复古欲求远可追溯到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修竹篇书》,而近与元结《箧中集序》、《刘侍御月夜宴会序》痛陈“文章道丧”,欲“变时俗之淫靡”,复归“风雅”的主张相连,成为贞元诗坛最早告别大历诗风,奏响变革旋律的号角。唐诗由陈子昂奏响的复古主题,经李白的呈示、元结的展开,终于发展到由孟郊奏响的再现部,引出中唐诗在诗型、题材、艺术表现和诗歌语言各方面的复古高潮。的确,从孟郊留下的作品看,他的创作像元结一样,诗体多集中在乐府、古诗上,律诗写得很少,而乐府也多用汉乐府常见的民歌手法,明显可以看出有意复古的倾向。

   当然,正所谓“‘古’而需要‘复’,实在意味着‘古’已到了其道不行的地步”(注:叶庆炳:《中国文学家的保守观念与创新作风》,《晚鸣轩论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而古道之所以要行,又意味着现实的让人不满足。回顾文学史上的复古,不是针对内容的淫靡、风格的矫揉造作,就是针对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作风,大都发自伦理的而非美学的要求(注:参看斯蒂芬·欧文:《初唐诗》,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9页。)。但孟郊有点特别,他的复古似乎主要是基于美学的理由。他在诗歌观念上直承陈子昂、元结的复古主张,重新推崇建安风骨,并大写乐府古题作品(这是李白以后中断了的写作习惯),在当时是醒目地表现为一种新的美学主张,它在“惊俗”的同时,也吸引了后进的目光。贞元八年(792),24岁的韩愈在长安初见孟郊,便倾倒于他“心追古人而从之”(《与孟东野书》)的襟怀,啧啧称叹:“孟生江海士,古貌又古心。尝读古人书,谓言古犹今。作诗三百首,窅默咸池音。”(《孟生诗》)也许正是读了孟郊三百首诗,及在“清宵静相对,发白聆苦吟”中受到异样的感染,年轻的韩愈才发现和明确了自己的志趣所在,而心悦诚服地追随孟郊。试观韩集,早期作品并无特别的尚奇倾向,自从结识孟郊,他的趣味和作风开始发生变化,日渐走向“横空盘硬语,妥帖力排奡”的方向。

事实上,不光是韩愈,在李观、张籍、卢仝等同时代作家眼中,孟郊都是一个时俗罕见的笃行古道之士,而孟郊的个性,也正如斋藤茂先生所说,直到遇见韩愈才充分发挥出来(注:斋藤茂:《孟郊与皎然》,《东洋学》87,2002年版。)。因为他人的赏识常常是激发自己潜能的一种动力,尤其是在应试铩羽、倍觉挫折之际,韩愈等人的欣赏,对笃行古道的孟郊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安慰,增强他的自信和自持力。有关孟郊的好古及其原委尤信雄先生已有细致分析(注:详尤信雄:《孟郊研究》第三章“孟郊之赋性”第一节“高洁好古”,第43-44页。),独韩愈《孟生诗》提到孟郊“谓言古犹今”,还未被研究者注意。我觉得,这表明孟郊从古代的思想与文学中看到一种与现时相通的东西,或者说超越历史时间的东西,因此复古就决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只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如此说来,叶庆炳先生谈到文学史上的保守观念,将复古论一概视为保守观念,认为是文学演进的阻力,似乎有失偏颇(注:叶庆炳:《中国文学家的保守观念与创新作风》,《晚鸣轩论文集》,(台北)大安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事实上,历史上任何一次打出“复古”的旗号,背后都有一种现实的变革要求,即使最为人诟病的明代前后七子也是如此。孟郊当然不能例外,诗型和艺术表现方式上的复古毕竟只是他创作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比较表面化的倾向。他不只有古,还有僻和苦,那是他在唐诗中开辟的新境界,也是构成他风格印象的核心要素,甚至他的乐府都因此而亦古亦新,带有他很个人化的印迹。不过,这种属于他个人的新异色彩不是与他的艺术渊源直接相关,而主要是与他的身世、经历、性格,最终是与他的感觉方式紧密相连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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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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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广州)2005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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