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829 次 更新时间:2012-02-19 10:3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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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进入专栏)  

  

  20年前,88岁高龄的邓小平宣告启动新一轮改革,将中国带入一个新的方向。市场地位被确立,社会创造力被激发,个人价值被尊重,没有那一年,中国经济不会有今日的成就。为纪念小平同志南巡20周年,搜狐财经专访了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教授黄亚生先生。

  

  经济改革需要政治体制的全面支持

  

  搜狐财经: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20周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怎么看待南巡讲话?

  黄亚生:邓小平先生南巡前夕,中国出现了一段全面否定80年代的改革方向的“逆转期”,改革很可能前功尽弃,走回头路。南巡讲话在那时候具有非常大的历史意义,因为他力挽狂澜,逆转了一个“逆转”,另外在对外开放方面在80年代改革基础上再上一层楼。如果没有这个逆转,很难想象今天中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

  在我看来,邓小平先生实现了一个“逆转的逆转”,但只是部分逆转,对政治改革的部分,他并没有涉及。但我注意到,邓先生在80年代就提出了政治改革,他在1980年有个很有名的讲话,非常具有前瞻性。他分析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问题,包括官僚主义、党委不受监督等,到今天还体现得非常非常明显。他在早期已经提出政治改革,对中国政治体制做出过最好的分析,在80年代基本上是肯定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方向的。但是,政治改革容易受一些具体事情的影响,不像经济改革那样容易。

  搜狐财经:现在很多学者认为,宪政改革是一种政治改革思路。您怎么看?

  黄亚生:这个认识在80年代初已经有了。很多人在观念上并不反对这个,但一旦涉及到具体化措施,就有很多人出来反对。

  实际上,中国政治体制在80年代有实质性的改革,比如地方上分权、财政上分权、地方农村选举。我和新加坡国立大学一个教授共同进行的研究表明,中国80年代农村金融有相当大的自由化,有相当大的改革。当时名义不是国有而实际是国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在80年代的时候曾经有措施出台,要让农民社员自己选举社长,这是相当了不起的举动。我是看了几千份80年代的政府文件报告才发现的,以前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在1979年中央还成立了农村金融改革小组,当时提出要把农村信用社的控制权返还给社员,要允许私人办金融机构。当时还有一个叫做农村信用基金会,全国运营的,在温州、吉林、贵州、河南都有,它在农村的有些地方贷款市场占有率达到40%。当时人民银行不承认它,但农业部承认。当时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到温州考察时表示:温州有这么多的私营金融机构,利率这么高,但做得还是很好,为什么呢?说明我们的国营金融机构不称职,不能满足它的需求,我们要引入民间的金融跟它竞争。

  这种思想简直不得了,是一种竞争的思想。在不放弃国有对金融机构的控制的前提下,通过竞争来改善国有的业绩,这和后来的做法把民间资本给端掉,把吴英抓起来判死刑,以增加国有机构的垄断来提高业绩的思路,有天壤之别。

  80年代政治改革的革命性和市场化已经相当大,虽然有反复。在1988年的温州,一个农民自己的地被政府征走了,他一路告到法院,最后胜诉。80年的时候人代会举行听证会,叫部长来,要对他质询。

  我非常反对两种观点:一是改革是一直在渐进的;二是认为先搞经济,然后经济改革本身就能带来政治改革,特别是90年代中国的学界共识是先搞经济后搞政治改革,而且认为政治改革是自然而然的东西,以后自然就会发生了。

  我觉得这两个观点现在被打破了。没有政治改革,真正意义的经济改革就根本做不下去的,而在80年代,当时就有这个共识了。从学术界来讲,顶多能够说现在再回到80年代的共识,从政界来讲,连那个共识都没有回到。现在这些领导人就政治改革很可能就在那儿说说,而没有任何行动。

  

  应客观界定小平南巡的贡献

  

  搜狐财经:您一再提及上世纪80年代的改革和社会共识,能给我们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黄亚生:大概在1986年,当时的体改所做了一个青年人的问卷调查,其中有一个问题问,你最愿意选择的职业是什么?大概列了20个职位。你能够猜到列第一位的职业是什么吗?

  搜狐财经:企业家?

  黄亚生:什么样的企业?个体户。第一追求是个体户,下面是科学家、工程师,好像政府官员排到第五第六或者第七第八。这么一个排序,现在反过来了,公务员第一位,外国企业第二位。

  我非常反对一种观念,那就是:经济更发达,政治思维就更先进。根本不是。中国农村80年代的改革一部分是经济改革,但重要的一部分是政治改革的推动。

  另外就是“苏东波”(苏联、东欧和波兰的革命)发生以后中国的共识,你看“苏东波”发生了,中国没有发生,原因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没有搞政治改革。我认为恰好相反,中国没有发生“苏东波”,恰恰是因为我们进行了政治改革,恰恰因为我们进行了市场经济。那些国家根本没有改革或者改革停滞,所以才崩溃。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点,不见得正确。

  很多东西要看数据。我和我的同事做的研究表明,80年代的农村私有经济获得的贷款远远超过90年代,90年代做的几件事情全部否决8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刚才我说的农村信用社由社员选出社长被全部否定,政府出面接管农村信用社,农村信用社变成政府融资的一个工具手段,所以以后才又建政府高楼等等这些东西。

  同时,农村的金融变成了一种扶持农业的工具,而在80年代,农村金融一部分是发展农业,另一方面它是发展农村的创业,这是两个非常大的区别。农村创业是什么?我本来种粮食的,我现在搞粮食加工了;我本来是种苹果的,我现在做苹果酱了。90年代由政府出面把这些加工的业务由政府出面来做,农民自己获得金融方面遇到很大的阻力。

  第三,严格加强贷款的标准,要求你的抵押。土地不可以做抵押都是90年代制订出来的,宅基地不可做抵押,农民有什么?不就有这个东西,又不让他做抵押。80年代的时候并不是说有明确规定你不需要做抵押,当时真正是一种探索性的,银行或信用社觉得贷给你款能够产生利润,这就可以了,干吗要抵押?当然会出现一些坏帐,但是从整体上来讲,只要你获得的利润能够弥补你的坏账这就可以了,并不要求零坏账。

  邓先生南巡有三个影响,首先要肯定他做的这些贡献,但应该界定他的贡献的范围。这三个影响:

  一是,在经济改革里主要强调对外开放而不是对内开放。其实就对外开放的窗口深圳来说,从我尽量搜集的数据来看,它确实是有对外开放的,但也有相当大的对内开放的内涵。80年代很多的国内创业者也跑到深圳去,我觉得深圳有对外开放也有对内开放,它帮助了国内这些创业者,比如在吉林做不了就跑到深圳。但是90年代的共识认为对外开放最重要。

  第二,基本放弃了政治改革。

  第三,从80年代到现在为止,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最大贡献的就是农村改革,但农村改革基本在南巡讲话以后就没有了新亮点,改革重心被转到了城市。直到了2003年以后,农村问题才重新被重视。讨论南巡的时候,应该从一个客观的态度来分析,至少不应该完全是一面倒的观点。

  

  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

  

  搜狐财经:您提到中国大部分很重要的经济改革都是80年代作出的。那么90年代以后呢?

  黄亚生:90年代,我唯一能想起来的改革正确举措就是加入世贸,这是很伟大的事情,但这是典型的90年代的发展战略思路,即对外开放。我一点不否认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但是只对外开放,会造成依赖外需、处于产业链低端等等。邓先生在80年代说过一句话:经济改革得对外又得对内。80年代他还可以起到很重大的作用,而90年代中国就基本是走“上海模式”。我也不认为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只有积极的一个方面。现在学者和公共舆论所抱怨的国有垄断企业就是90年代后半期形成的。

  搜狐财经: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讲话,似乎也扭转了当时的政治风向?

  黄亚生:这就是我此前说的“逆转的逆转”,因为当时中国在走回头路。邓先生及时更正,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但是92年以后的改革发展方式都是要依赖于政府的。即使对外开放,实际也并不是说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而是在各个地方兴建开发区,这也是靠政府的。城市改革很多是靠政府的。住房改革在多大程度上是真正的改革?我是有疑问的。改革的试金石是在于它是不是有效地制约政府。在我看来这种加强政府的改革,能不能叫它改革都有疑问。

  但80年代明显不一样,农村承包制都是减弱政府的行为。我从来认为,无论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还是从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或者从政府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关系等几个角度来看,80年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90年代的改革是在政府指导下的,当然这种改革也还是有比没有的好。我并不是全面否定,我们应该把90年代的改革和80年代改革的性质要做一下界定,要做一下区分。

  搜狐财经:这也是您在《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书里一直强调的东西。

  黄亚生:对。沿着80年代的改革基本是比较良性的道路,可能没有这么多的高层建筑,没有这么多的高铁,但是GDP每产生一百块钱中国老百姓人拿走比例高而政府拿走的比例低。这是一种良性发展,它并不需要你每年增长的速度很高。

  现在情况完全不是这样,一个芝加哥大学研究发展经济学的学者说,中国在90年代以后,劳动者收入占GDP比例的下降程度,在有历史数据以来,只有两个国家曾经出现过,一个是巴西,一个是阿根廷,而这两个国家最后全是金融危机、通货膨胀,多年的发展停滞。

  就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看,整个80年代消费占GDP的比例没有上升也没有下降,90年代下降非常明显,到了90年代中期有所上升,但是从来没有超过80年代的水平。到了2000年以后大规模的城市化后,现在才到35%。这种城市化,我称之为政治城市化,即政府推动的城市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没法解释的,什么叫城市化?就是有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就要有消费。而我刚看到报导说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了总人口的51%,即国家的大部分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可为什么消费比例在下降?说明中国城市化跟我们一般讲的城市化是完全不一样的城市化,而政治城市化不是经济城市化。

  从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上看,中国从1999年到现在,城市发展主要是因为户口的限制导致非常扭曲的城市化,它的城市化是建立了很多新的城市,即本来是农村的,突然一夜之间变成城市。这么多年出了很多新的城市,但从人口统计上看,中位城市的人口密度是在下降的。

  城市化为什么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就是因为人口的密度有所增加。从创新方面来讲,如果人口密度有所增加,那么思想容易被碰撞,就有集群的效应。另外,一些高科技企业在城市里可以做,但是其它地方不可以做。城市的需求多样,而农村的需求比较单一,不可能有这么多不同类型的企业。城市化之所以能够带来经济效益,是因为人口密度提高了,而不是城市的数目提高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而在99年以后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城市的数目提高,但中位城市的人口的密度实际在下降,也就是说城市的创新能力实际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

  搜狐财经:您曾经说过,转型对于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伪命题。那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

  黄亚生:以南巡为分水岭,可分三个时期, 80年代、90年代和2000年到现今。80年代在我看来是最健康的,内需、农民收入增长都很好,当时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增幅是超过GDP增幅,90年代开始转向外部经济,2000年以后基本是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本身是要依赖于外部经济的,等于是实际上2000年以后是投资加上外部的依赖,90年代主要是外部依赖。现在外部依赖了,投资基本走到尽头了,中国还能怎么办?

  

  小平南巡带来的改革动力面临衰竭

  

  搜狐财经:你之前表示,中国高楼大厦增加三千栋,但是文盲也多出三千万,就是因为太多财富积聚在政府手里,不能投入到教育医疗里面。

  黄亚生:中国人应该注意的一件事情,即农村的基础教育出了大问题。正因为农村撤并学校,减少小学的数量,才有最近接二连三的校车事故。为什么要有校车?因为学校和村庄的距离太远了,而东亚国家做得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即使只有很少的孩子,在农村里面也办一个小学,让你就近上学。中国政府在改革开放前的一些举措,比如普及小学教育,是促进中国整体人口素质的。

  但到了90年代,中国政府就再也没有在基础教育方面有很大的投入。80年代与90年代有一个非常大不一样的地方,80年代是小政府。而在中国,教育和卫生是国有的,国家是提供者,并且是垄断的,不可以让别人进入。从经济学常识来看,一个垄断者提供的教育和卫生,在高价位上的提供还是低价位上的提供,是很不一样的。

  80年代的时候,医疗、教育费用没有涨价,很便宜,农民在教育和卫生的支出保持比较稳定。到了90年代,不光学费提高,还有住宿费,因为学校关掉以后,小孩不能每天走来走去的,给他提供宿舍,宿舍不是免费的,你得交住宿费的。这种寄宿制从整体来讲提高了教育的成本。一是住宿费用;第二如果小孩就近上学可以在家里帮做家务,同时也是一个收入的来源,现在不可能了,跑到县里去上中学了,这对于农村家庭的收入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增加了开支减少了收入,整体来讲增加了教育的成本。

  我们对文盲的定义是50年代定的,按说一个国家有这么快的经济发展,文盲的定义应该逐渐提高,1500个汉字,没有任何数学科学这方面的要求。很难想象懂得1500个汉字,在一个现代社会能够生存下去,得懂一点数学、懂一点科技知识才可以。教育部一个学者说中国增加了2000万文盲,后来教育部自己又否认,这个事情《中国日报》上有报道,在中国媒体上没有得到特别多的关注,但我注意到了。

  另外,教育部自己2003年的时候请了国内教育方面的专家写了一个报告,他们调查了14个省34个县。他们在17所农村初中调查表明平均初中三年辍学率为43%,学到第一年第二年就退学了。另外文盲这个标准定的很低,所以很容易脱盲。中国的脱贫也是,把这个标准降得很低,你就很容易脱贫,这都是统计上的鬼把戏。美国计算贫困人口,是家庭收入占美国人均收入的比例,低于它的25%就算贫困人口了,中国我看5%都不到就算脱贫了。

  我一直认为,GDP的增长不是一个最终的政府目标,应该是人民的福祉,健康、教育包括环境保护等等这些,应该用这些标准来衡量。如果按这些标准来衡量,90年代的发展是脱离了这个原则的。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否则南巡带来的改革动力将衰竭。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经黄亚生教授本人审定。

  

  来源: 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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