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亚生:中国发展的“双城记”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22 次 更新时间:2019-07-17 09:2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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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生 (进入专栏)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应该从投资密集型增长模式转变为依靠科技和创新的增长模式。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并且很值得探讨的话题。然而,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我想先做一个看起来不太相关的介绍,这个介绍关于两个国家。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的例子将帮我们更好地了解中国发展的下一步方向。

  

   这两个国家很多的相似之处:首先,这两个国家人口都不多,一个国家的人口只有564万(包括外籍居民),另一个只有899万。两个国家的主体民族人口都占全国人口的大约75%。其次,这两个国家经济都十分发达,其中一个国家的年人均GDP达到64030美元,另一个的年人均GDP也高达41400美元。还有,这两个国家的国家安全都曾长期受到外部威胁,它们都实行强制性征兵。其中一个国家曾经和它的邻居同属一个国家,但在后来却被投票驱逐。当时的中央政府认为该地的主体民族会威胁其旁临政治影响力更大的主体民族的政治地位。另一个国家则是处在一个被敌对国家包围的地理环境之中。

  

   各位读者也许已经猜出了这两个国家的名字。它们一个是新加坡,另一个是以色列。

  

新加坡模式

  

   但是,我为什么要在一篇关于中国增长模式的文章中提到这两个国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也许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大概不会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任何可借鉴的信息。

  

   事实上,虽然中国老是讲要坚持其独特的发展模式,但它同时一直推崇要向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是个小国,但这从未成为中国官员将其视为榜样的顾虑。在1978年访问新加坡期间,邓小平先生就呼吁中国学习新加坡的经验。随后,邓小平先生在其广东“南巡”中又一次要求中国学习新加坡的“良好的社会纪律和秩序”。新加坡控制腐败的方式,往往被中国政府视为中国控制自身腐败问题的参照,而与此同时,中国官员经常将新加坡政府运营的投资公司淡马锡(Temasek)作为管理国有资产的典范。

  

   据新加坡总统陈庆炎(Tony Tan Keng Yam)在一次两国会晤上的介绍,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15年,有超过5万名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学习新加坡模式,学习新加坡的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公共管理等。最著名的中国官员培训项目包括南洋理工大学(NTU)和新加坡国立大学(NUS)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ee Kuan Yew School of Public Policy)提供的培训课程。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NCPA)的公共管理和管理经济学两个中文硕士学位课程,因其招收的中国市长和潜在市长接班人众多而被称为“市长班”。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中心主任刘宏曾表示,截至2017年,大约1400名中国官员毕业于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他说,该校还提供短期项目,培训了1.5万多名来自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官员,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

  

经济发展的“双城记


   新加坡是一个利用自上而下的政治控制来实现经济增长并同时保证廉洁政府的典范。它不推崇民主,而是相信官僚精英制度。它不认为充满活力的政治竞争、独立的司法和公开披露是控制腐败和提供良好治理的关键。相反,它采取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并辅以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机制,以吸引顶尖人才成为公务员的同时,控制腐败。

  

   我不否认新加坡的成功,也不否认新加坡的模式。(但是新加坡模式里面是又很多细节的,我以后会回到这个题目来。)但是,是不是新加坡模式就是最佳的模式,或者是不是就是唯一的学习模式,这是值得商榷的。

  

   因此,我希望将以色列这个国家纳入比较。以色列是一个多党制的民主国家。以色列在发明新政党组织方面和在它发明新技术方面一样具有创新性。这个国家党派多的不得了。以色列模式是对一个很普遍看法的证伪,——就是只有集权才能应付险恶的生存环境。以色列通过自身的发展证明,民主能够在一些最具挑战性的地缘政治条件和最敌对的国际环境中生存,甚至繁荣。以色列的政治经常是混乱的、快速变化的和不可预测的。它可能没有新加坡的淡马锡或者中国的国资委,但是以色列也不需要这样的组织。它的民企发展的足够强大,完全独立于政府。它的大学体系享有独立和学术自由。

  

   我们在向与以色列人口相近的新加坡学习,因此,我们显然无法从逻辑上用以色列是个小国作为借口而拒绝学习以色列。和中国政府对于新加坡的青睐不同, 对于中国的创新创业界来说,以色列才是一个模范国家。尽管有超过5万(2015年数据)的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但中国的技术人员和投资人则纷纷前往以色列。

  

   中国在以色列的投资额正在迅速增长。根据以色列IVC研究中心2018年1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过去两年,中国投资者在以色列的投资活动稳步增加,从平均每个季度15笔投资增加到大约20笔。2018年第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16宗以色列高科技交易,与过去3年的季度平均水平相符。报告称,对他们交易偏好的分析显示,他们倾向于投资于软件和生命科学等“主流”行业。报告还显示,投资者更倾向于投资于更成熟、盈利能力更强的科技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中国投资者参与了以色列规模最大的高科技交易的35%。在此期间,中国企业参与了17笔交易,每笔融资超过2000万美元,在四笔融资超过1亿美元的交易中,有三笔是中国企业参与的。此外,报告称,在过去五年里,中国投资者参与了17笔交易,每笔交易的金额都超过5000万美元,其中近60%是在2017至2018年完成的。“报告显示,每年都有更多的中国资金投向以色列的科技项目,2018年(截至2018年11月)已投资3.25亿美元,2017年为3.08亿美元,2016年为2.74亿美元。”

  

   虽然新加坡仍然吸引着中国的国有大型企业和政府机构,但中国的科技公司,如阿里巴巴、百度、复星、联想和小米,已经或即将在以色列开设研发中心。过去5年里(截至2018年11月),在以色列最活跃的中国投资者是维港投资(Horizon Ventures),共有32笔交易;紧随其后的是CE Ventures,有19笔交易;然后是GO Capital & EOC Assets (GEOC),有18笔交易;阿里巴巴则有12笔交易。

  

结语

  

   新加坡以色列的对比也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控制、人为秩序、以及强加的愿景与自下而上的活力、自发秩序以及群体智慧的之间的对比。新加坡的做法很可能适合中国发展以建设高速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为主的增长模式,但以色列的模式更代表了中国下一步应该发展的方向。

  

   将增长模式由投资驱动转变为由技术驱动,不是打开一个“魔法盒子”的技术开关,然后国家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可以摇身一变,转为技术驱动了。这就是新加坡和以色列之间最本质的区别。中国要实现技术驱动型增长,就必须在以下领域做出更多切实努力:实行法治、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履行合同、尊重学术自由和独立,最重要的是减少和限制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中的直接的干涉作用。中国的企业家的行为已经表明中国愿意接受以色列的技术和发明,但是中国愿不愿意接受孕育以色列技术和发明的一系列的以色列制度呢?

  

   文:MIT斯隆管理学院教授 黄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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