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鸣:民国元年的第一天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56 次 更新时间:2012-02-05 23: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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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鸣 (进入专栏)  

  

  1912年1月1日,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其实,这一天,在这个国家的多数人眼里,还是宣统三年的十一月十三日。而对于一些参加起义的革命党人而言,则是黄帝四千零六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只有少数在华的西方人和在租界为洋人做事的中国人眼里,才是公历1912年的元旦,一年的开始。然而,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将这一天定为民国的起点,民国元年的第一天。直到今天,台湾还是沿用民国纪年,今年,就是民国100年。

  民国纪年,基础就是现在我们使用的公历,但是却把1912年作为起点,一个新时代的起点。采用公历,表示了新政权追求西方文明的意向,跟临时政府体制一样,全新的美国架构,一套当时公认最先进的体制。而建元的做法,又带有传统的痕迹,有点类似过去的改朝换代,改换纪年,表示万象更始。用诗人胡风的一句诗来表示就是,时间开始了。

  时间开始的那一刻,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成立,一个全新的共和政府问世。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新的总统府,在各省代表面前,宣誓,词曰:“倾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然后,身穿西式大礼服的孙中山从各省代表手中,接过大总统印,启印,宣布中华民国成立。显然,共和国的创立者们,选择元旦这一天开国,是刻意而为的,为的就是开始一个跟公历元旦重叠的起始点。为了这刻意,政府组织相当仓促,元旦那天,仅仅选出来一个临时大总统,连副总统和内阁阁员,都是第三天才问世的。显然,他们没来得及。

  就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这天,他给当时为清朝政府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打了一封电报,表示他不过是“暂时承乏”,意思只要袁世凯肯反正,这个总统的位置,就让给他。但是,被让的对象袁世凯却并不高兴,相当不高兴。虽然说,他并不想像某些人说的那样,热衷于做曹操或者王莽,取爱新觉罗氏天下以代之,也有点怕背这个罪名,但对于清朝,也没有多少的眷恋,毕竟,这个王朝不久前曾经很无理地得罪过他。可是,他对于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体制,也毫无信心。作为混迹宦海多年的老官僚,他深知当年的中国人,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一个具有两千多年帝制传统的民族,骤然之间没了皇帝,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对他来说,最佳的方案,就是他此前热衷的君主立宪,保留清室的帝位,把老对头摄政王载沣赶走,责任内阁对国会负责,而责任内阁则由他负责。他没有君主或者总统的头衔,但却实际控制一切。当时的清政府,其实已经大体满足了他了这一要求。武昌起义后不到两个月功夫,原本气壮如牛包揽一切的满清少年权贵们,已经满口答应将政体从原来设计的德日二元君主制,迅速进步到了英国的君主立宪制。

  刚刚在几个月前还豪气冲天,强行驱散立宪请愿代表,推出皇族内阁的摄政王载沣,面对武昌起义,遍地烽烟的局面,居然马上变得像绵羊一样乖,绵羊一样的百无一能。在内阁会议上,他听任庆亲王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摆布,老老实实同意请袁世凯出山,全然忘却了他在三年怎么把人赶走的。即使跟他同为少年权贵的现任恭亲王溥伟提醒,这样做对他不利,他也无可奈何。而那桐这个好称当年最聪明的满人,不管当时算盘如何,他后来说启用袁世凯不过是赌博,赌一把,还有希望,不赌,就只有等死了。在本年的5月还踌躇满志的满人亲贵,终于发现其实他们一点用都没有,一点本事没有,能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也就只能抓了。

  大权在握的袁世凯,虽然还有些牵制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控制北方。理论上南北方正在交战,但谈判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先是袁世凯的代表跟武昌的黎元洪的代表谈,然后是南北方的代表在上海谈,同时,段祺瑞也派了人,在跟南方一些军政实力派谈。袁世凯的意图很清楚,坚持君主立宪,让清帝虚位。这个主张,也得到了列强中的日本和英国的支持。在南方阵营,最接近袁世凯主张的是黎元洪。这个原本被革命党人拿枪逼出来的都督,真的行驶起权力来,还真的非等闲之辈,在立宪派的支持下,很快从黎菩萨变成黎都督,掌控了湖北的局面。黎元洪这个首义都督,一时间俨然成为革命领袖,武汉成为起义各省的核心。但是,很快到来的北洋军的进攻,汉口和汉阳的失陷,让黎元洪气势大减,谈判代表不得不移师上海。南京的光复,则让革命党势力大增。此消彼长,南方也就没有了同意袁世凯主张的市场。等袁世凯悟到这一点时,急令前线的冯国璋罢兵,已经木已成舟。

  现在的局面就是这样,如果坚持自己的主张,那么袁世凯就得以武力扫平起义各省。尽管北洋军能战,但毕竟兵力不足,更关键的是,军饷军费都不继,一个武汉战斗,已经耗尽了皇宫的内帑,清政府已经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应急了。财赋之地的南方,已经叛乱,而列强又不肯给清政府资助。当然,如果袁世凯坚持要打,也不是不可以,当年的战事,装备水准低,只要弹药和粮食供给得上,士兵乐意效命,仗就可以打。但是,这样打下去,即使是袁世凯,也完全没有胜算。那么多起义省份,武汉的革命军不中用,谁知道哪个地方就冒出一支能打的军队来呢?如果有幸战而胜之,当然万事皆遂,万一战败了,他的本钱也就没了。要知道,北洋不过六镇(六个师),能战的老兵,只能越打越少,袁世凯本钱有限,真的要是丢了,他可就输到家了。

  再看起义各省,说起来每个地方都当家作主,大肆招兵扩军。革命阵营,骤然之间,就有了几十万大军,而且规模还在继续扩张中。此前一个省,不过一旅正规军,现在则可以有4到5个师,遍地的师长旅长。但是,这些军队,大多为刚招的新兵,从前经过点训练的老兵,都成了军官。而且还有大量的会党、土匪、流氓混入其间。南京光复之后,长江下游成为南北对峙的主战场,光集聚在南京附加的北伐军,就有二十几万,各个系统,各地的军队都有。甚至还有来自广东、上海、浙江的女子北伐队。这样的军队,不仅纪律不佳,战斗力极弱,而且自由散漫,极端民主化。士兵变成的军官,很多人急于享乐,有钱就找小老婆,逛窑子,找情人。干别的都行,就是打仗不行。

  虽然说,各省革命军开初组建的时候,由于有各省藩库里的结余,军费还可以支撑,但是,这些结余很快就被耗光,军队扩张无节制,加上又开到新的地方,所以,北伐军最大的问题,也是经费无着。当然,这些杂乱的军队,训练和整顿都谈不上,基本上战斗力等于零。好在,所谓前线,根本就没有战事,所有的北伐军,都在当地吃喝玩乐,军费花光了,就哗变抢劫。各军中比较好的广东部队,最后遣返回乡之际,很多军官都带了当地的女人,别的军队,就不用说了。所以,尽管革命党内部不乏反对孙中山让位的意见,但实际上孙中山却硬气不起来。

  北洋军人少,无力也无心扫荡革命,而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多半是虚张声势,也没有能力北伐,扫荡北庭。关键是,袁世凯也不了解起义各省的实情,面对声势浩大的起义各省,他的确不敢想能再做一次曾国藩,挽救这个朝廷。反过来,革命党要想革命成功,似乎最便捷,也最可行的方式,就是劝说袁世凯反正。同时,我们知道,其实起义各省,革命党的力量还不若立宪派,即使临时政府的组成,也是如此,各个部门,如果是革命党的主官,那么肯定要有一个立宪党人的副手,反之亦然。连临时政府的开办费用,都是立宪党人领袖张謇出面张罗来的。而立宪党人,相对于孙中山来说,更喜欢袁世凯,也更喜欢让革命变得更平和一些,不流血的反正能达到目的,当然最好。只是,即使是立宪党人,面对一个已经丧失威信,令他们伤心的皇室,显然没有心情维护之。对他们来说,如果有机会选择一个更先进的制度,何尝不可以试试。当初拥护立宪,是因为担心清廷的阻抗,革命的破坏,现在已经革命了,这样担忧也就没必要了。

  所以,当时的情形,尽管袁世凯不无遗憾,但实际上他已经被逼到墙角,别无选择,只能同意共和,同意接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无疑,对他和他的北洋系来说,这都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于是,南北和谈,顺利达成协议,刚刚还率领众将官通电誓死捍卫君主立宪的北洋之虎段祺瑞,只能摇身一变,通电拥护共和。尽管很多北洋军的将领,未必喜欢清朝的倒台,对共和更是没有感觉,但三年没有主公袁世凯的日子,让他们深痛地感觉到了主公的重要性。在满人和袁世凯之间,选择袁世凯是当然的。也就是说,在政治上,袁世凯的选择,就是他们的选择。共和也好,立宪也罢,一切以袁世凯为归依。1912年1月1日这天,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府的宣告,实际上等于按下了一个新中国模式的按钮。这个按钮一旦被按下,中国就只能选择共和了。

  当然,满人还没有完全甘心,袁世凯也不便武力逼宫。易代之际,戏总是要做足的。不甘就这样缴械投降的满人亲贵,铁良、溥伟和良弼等人,组织了宗社党,妄图做最后一搏,有人甚至准备组织满人军队和警察,在最后时刻出来,拼力一搏,有人还张罗给所有的满人发枪,摆出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只是,经过两百六十多年养尊处优的八旗子弟,早就没有了昔日的雄风。不仅没有人做敢死队,即便传说汉人要杀光他们,他们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即便是由满人组成的禁卫军,也没有这个胆儿。在御前会议上,带兵的亲贵,都说不知兵,不能带兵打仗,而一个从来没带过兵的花花公子溥伟要请缨上阵,却又没人相信他。满人唯一能指望的人,就是那个带兵攻下汉口和汉阳的北洋之狗冯国璋。说是只要有钱给他,就可以上阵。可是可怜的隆裕皇太后,却又拿不出钱来,当年西太后攒那点金子,都已经给了袁世凯。让王公大臣们捐献,又没有人肯出血。其实,即使能拿出钱来,冯国璋没有袁世凯的旨意,是绝不会出面的。北洋团体的利益,高于朝廷利益,这在北洋系,是一个共识。这个共识,恰是满人三年前无理剥夺袁世凯权力激成的。

  最令满人雪上加霜的是,民国成立不久,京城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一些可怕的事情,袁世凯遇刺,虽然没有伤到他,但他从此再也不上朝了,可以放任让他的部下,赵秉钧和胡惟庸去逼宫,免得自己抹不开脸。同时,前禁卫军的统领良弼被一个革命党人刺杀,炸断了一条腿,居然不久就不治身亡。良弼是满人中最知兵的一个将才,日本士官学校的高材生,也是满人中最有勇气和胆略的一人。他的被刺,吓走了所有有心抵抗的满人亲贵。至此以后,隆裕皇太后要想召集满人议事,已经找不到人了。满人亲贵,不是去了天津租界,就是逃到日本人治下的大连。而皇城的禁卫军,只消统领冯国璋答应他们保障待遇,就立马连鼓噪的勇气都没有了。同时,善于玩权术的袁大公子袁克定,还找一些流氓到皇宫周围扔炸弹,吓唬宫里的人。

  刺杀袁世凯是北方革命党人不满于南方革命党的“妥协”,做出的抗争,但是这个抗争,没有伤到袁世凯,反倒便宜了他。而刺杀良弼,如果也是北方革命党所为,则更是帮了袁世凯的大忙。当然,正因为如此,有人认为其实就是袁世凯指使的,连给良弼看伤的医生,都受到了袁大公子的收买。至于在皇宫外面扔炸弹,更是一种恐吓式的逼宫。

  一向软弱无能,从来没有当家主事的隆裕皇太后,哪里能抗得住这样的威吓和压力。很快,孤立无援的这位中年妇人,就缴械投降,同意签署退位诏书。在同意之后,可怜她居然连哭诉都见不到袁世凯的面,只能哀求赵秉钧和胡惟庸,拿出良心,一定要保证袁世凯答应的优待条件,可别坑了她们孤儿寡母。就这样在民国成立之后的第二个月,191年的2月12日,清帝退位诏书昭告天下。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至此,宣告正式终结。当然,最后在帝制完结过程中办手续的隆裕皇太后,成了满人的众矢之的,原本就没有多少人缘的她,很快就在众人背后的嘁嘁喳喳中死去。

  然而,帝制告终,民国成立。真正感到兴奋的,只是都市里的少数人。上海的报纸,对此进行了大肆的渲染,好像中国从此就会一帆风顺,步入坦途。甚至很快就会强大起来,跻身世界列强之林。上海的街头,人们开始换洋装,穿西服,戴西式礼帽,称为文明帽,手拿西式手杖,称为文明棍,演西方来的话剧,称为文明戏。西式的洋乐队,一时间特别走红,官方和民间,无论大事小事,婚丧嫁娶,都请他们出来吹奏。但是,大都市以外的地方,变化却不大,除了革命党人到处剪辫子,城乡的面貌依旧。在绍兴做中学校长的鲁迅,发现绍兴的真正变化,是天还没冷,当家的革命党人已经换上了皮袍子。作为首都(后来袁世凯做总统,首都又改回了北京)的南京,居民对剪辫子认账,但却不知道总统是个什么东西,非要让他们说,他们只当那是新皇帝。而北京的居民,连剪辫子都不认账,还编出了歌谣,讽刺剪辫子的人。北洋军的士兵,即使剪辫令是袁世凯下的,还是令几乎所有的人痛苦不堪。很多人辫子被剪掉之后,会郑重其事地包起来,留好,说是死后要一块埋进去棺材里。南方的革命军士兵感觉好得多,脑后的辫子没有了,半短的头发,像今天的流行歌星一样,散乱地垂在脑后。而在更广大的内地,很多农民至少在1912年这个民国元年,其实不知道天已经变了,那里的县官,还是穿着清朝的补服在升堂议事,照样让人下跪,打板子,无论小脚还是辫子,都依旧保留。

  中国变民国了,但民国的新气象却不多。政府还是那个政府,商铺还是那些商铺,学校也还是那些学校。整体上社会的秩序,却有点乱。很多百姓都说,没了皇帝,就没有王法了,那么做点出格的事儿,也就没有人管了。那些原来对清朝的覆灭无动于衷的官僚们,在清朝灭亡之后,突然发现了前朝的好处,迫不及待开始怀旧,平地里冒出来一堆遗老遗少。但是,清朝回不来了,帝制也回不来了。中国,只能挂着共和国的招牌,沿着共和国的道路往前走。再艰难,也得走。这条路上跋涉,从一百年前的那一天,1912年的1月1日,就已经成为中国人的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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