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靖威:经济的西化与政治的固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4 次 更新时间:2012-02-04 10:3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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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靖威  

  

  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有学者称今天的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有人称改革非但没有前进,反倒是在倒退,更有孙立平教授指出的那样,一些人“摸石头上瘾”,不想过河了。其实,“深水区”一说、“攻坚”一说,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有学者提出,只是因为今天的改革已经变得与当初的设想完全相反,问题成堆出现,才使学者重提这些问题,当初一些学者鼓足干劲地要进行市场化、产权改革,而对今天的改革结果却难以接纳,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问题的根源究竟在哪里?我国的经济改革究竟要往哪里去?

  

  一、经济的西化

  

  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特别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学者们、改革家们确实做到了“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吸收和借鉴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的旗帜下,大量引入西方的经济结构设置模式,管理模式,把西方经济学的那一套照单全收。回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这段历程,从西方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创新,在所有制改革方面,把西方的产权概念全盘引入,经济结构的设置进行了完全的套用,住房商品化、劳动力商品化、土地货币化、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国有企业股份化、国有民营、医疗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国有企业出卖于外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的建立、虚拟经济的引入,使得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的公有制基础几乎荡然无存。目前学界激烈争论的土地商品化和私有 化成了改变土地所有制的最后关口,而一些激进的学界和政界人士已经在跃跃欲试,而商界人士更为激进,与一些农村干部相勾结,改变土地性质,然后把大量的农田“种上”高楼大厦、铺成高尔夫球场,美其名曰“城镇化”。

  在分配制度上引入了按生产要素进行分配,使社会利益分化立现。

  在经济调控上着重使用货币政策手段、财政政策手段,这些办法在欧美发达国家也不是什么新鲜东西。

  经过以上的一连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改革之后,今天我们看到股市、期市成了投机盛行的大赌场,成了迅速创造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的摇篮场所,成了某些人的提款机(据媒体披露,2010年七成股民亏钱)。

  两极分化、贫富悬殊严重,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社会财富迅速积聚于少数人的手中。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的人、家庭的数目,不减反增,社会道德急剧滑坡,社会风气败坏,群体性事件频发,社会出现动荡的趋势、苗头越来越明显,群众维权、社会纠纷不断,贪腐分子前赴后继,一些握有实权的人的贪腐已经到了难以遏制的地步,一些富豪们挟资自重,气焰嚣张,宽松货币政策使流动性泛滥。

  也是由于上述的向欧美看齐的改革,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

  时至今日,一些人仍然坚称不搞私有化,请问:环顾中华大地,有多少企业还是公有制企业,还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从金融、电信、矿产资源、电力等企业,所谓的大型垄断国企基本都被转变为股份制企业,成为了半私人化的企业,成了私有制企业。国有银行通过转制,将不良资产、坏账、损失由绝大多数国民承担,优良资产上市,随之高管们大幅度提高工资待遇,而外资也趁机大获其利。

  通过分析观察,人们不难发现,我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先行西化,这与其说是西化,毋宁说已经资本主义化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几近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孙立平教授对于上述社会现实,似乎感到非常纳闷,把它说成是“摸着石头上瘾”,岂不知,这也许正是极少数人所要的改革,要的就是少数人的先富、大富、巨富,而不管大多数人是否贫穷,要的就是企图把不合理所得或非法所得合理化、合法化。否则的话,面对巨大偏差的改革怎么不去纠正呢?面对巨额的“三公”消费支出怎么不去及时纠正呢?面对公开主要干部的家庭财产的强烈社会呼吁,怎么总是寻找各种借口百般规避、搪塞和无视呢?

  

  二、政治的固守

  

  在经济领域、经济体制西化的同时,我国在政治领域依然固守于传统的来自于苏联的一党制的领导体制。这种体制与其说是先进,毋宁说已经不合时宜。一些人以为中共可以领导资本主义化的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行,这未免太过天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生大的变化,必然带来上层建筑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价值观的改变,必然带来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社会利益的分化,必然带来政治利益代表的多样化,这种发展趋势不是以任何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表面上或者名义上虽然是中共的领导,实际上中共已经在性质上发生了某些改变,他们首要的任务和目标变成维护自身的利益,自身的既得利益,自身的执政地位,表面上看是在维护社会的稳定。采行让大多数人的利益受损,而 让极少数人得利的经济政策,是一个纯正的名副其实的中共应该采取的政策吗?执政党中的极少数人充分运用自身已经拥有的权力,占据有利的优势地位,加快扩大其既得利益,扩大其在社会利益财富中的占有份额。在利益极度分化的今天,固守前苏联式的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已经严重地阻碍了经济与社会均衡的发展,使社会发展发生了严重的失衡,使社会利益的分配严重失衡,对自然与社会环境带来了巨大的破坏。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农民阶级的大多数,已经被严重地边缘化了。出现这样的情况,工农阶级的利益代表哪里去了?“蛋糕”做得再大,对工农阶级来说又有多大的意义呢?

  在实体经济发展极为困难的情况下,金融企业、银行利润飙升,大赚其钱,在经济普遍滑坡的情况下,公务员们却能大幅度提涨工资待遇,在大部分股民亏钱的情况下,庄家大户、上市公司却能够大获其利,居民收入水平降低而土地财政却能大行其道,在通货膨胀严重影响普通民众生活、中小企业生存,而税收却能够大幅度地增长。

  国家与社会的权力在一些领域、环节已经为资产阶级分子所掌控,政府已逐渐地沦为资产阶级所主导把持的政府,或者已经为资产阶级分子、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或左右。工农利益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尽管由于经济发展的内在的平衡要求所出现的客观情势所迫,不得不给予工农阶级一定的利益,这也是因为工农阶级所受到的盘剥过于严重,将会显著地造成社会总需求的严重不足,导致经济处于恶性的循环之中,进而使资产阶级、官僚资本家也难以独善其身,使社会处于动荡之中,引发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进而演变为政治危机,但是依然只是微调,目的在于资产阶级能够继续地剥削下去,既得利益集团继续地获利。

  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现实。“高薪养廉”、打压房价的阻力之强大,改变土地财政的难度之大,减少“三公”消费步履维艰,体制内人员的高福利和优厚待遇、负利率政策的坚挺,强拆屡禁不止,金融、保险、电信、能源、电力、矿产等行业的高工资、福利的持续,工资管理条例难产,这些都是最好的说明。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已经在我国的政治舞台上缺少了真正的强力代表,工农的声音、普通市民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弱。深嵌于体制中的人已经越来越贵族化了,子女与裙带也在贵族化,“官二代”、“富二代”在快速地自我繁殖,社会不公问题变得愈发严峻。

  

  三、旧有的政治体制的打破

  

   当一个执政党,把维护自身的利益和地位作为首要目标时,社会的各项机能就将失衡。面对这种困境,要么依靠执政党内部的正义力量加以纠正,要么依靠执政党外部力量加以纠正,这主要要依靠工农阶级的觉醒,依靠工农阶级依法维护自身的合理正当的利益,依靠社会力量的增强,依靠社会组织的发育。可行的方式有以下几种:

  1) 应加强中共党内真正代表工农阶级利益的政治力量,纯洁执政党组织。

  2) 对国家的大政方针、重要决策在人大、政协、学术界进行公开的自由的辩论;

  3) 建立利益博弈机制;

  4) 选拔、任用干部引入竞争机制;

  5) 将“裸官”清理出干部队伍;

  6) 加强对执政党的执政监督和约束制衡,特别是发挥新闻舆论、媒体的监督作用;

  7) 实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专职化;

  8) 强化人大、政协的监督作用;

  9) 强化宪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关系到我国繁荣稳定、长治久安的大事,关系到我国绝大多数人的自由与幸福,对于动摇社会主义的根基,对于瓦解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行为企图,人们应该保持必要的警惕,并对背离社会主义方向的错误改革予以纠正。

  

  

  201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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