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乌托邦:世俗理念与中国传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899 次 更新时间:2004-12-13 12:22:51

进入专题: 张隆溪  

张隆溪  

  

  我们正在走向二十一世纪,走向一个新千年纪的开端。纪年和历法本是人为的规定,就事物自然发展的进程而言,最近这一两年未必就有甚么特别,但人们在心理上又总会觉得,一个世纪的结束和一个新世纪的开端好象能提供一个除旧布新的机会,一个回顾以往、瞻望未来的关头。我并不盲信世纪末或千年纪末的特殊性,但恰好在这时候来讨论乌托邦,也自有特殊意义,因为乌托邦不仅与基督教和千年纪这类西方的宗教和哲学观念有密切联系,而且在其基本要义上也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有着许多相通之处。因此,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中,这也是极有意义的题目。

  

  一 「上帝之城」与乌托邦的对立

  

  基督教与儒家思想可以说有根本差异,前者为出世超越的宗教,后者乃入世的纲常伦理。对于人类本性,两者更持截然不同的看法。对基督教教义阐释极具影响的圣徒奥古斯丁( Augustine of Hippo ),对《圣经》开篇的〈创世纪〉曾有详细解释,特别由亚当和夏娃所犯原罪,得出人性恶的结论。在其所着《上帝之城》( The City of God )第 13 章,奥古斯丁反复强调亚当的原罪使人性堕落,所以全人类都因此受到痛苦和死亡的惩罚。他说:「在第一个人身上已有全部的人性存在,当他们的交配受到上帝判决时,那人性就由女人传给后代;所传下来的不是最初创造出来的人,而是犯了罪并受到惩罚的人,而这就是罪恶与死亡之来源。」正如佩格尔斯( Elaine Pagels )所说,对〈创世纪〉所载上帝造人以及亚当、夏娃偷食禁果后被逐出乐园的故事,奥古斯丁作出与当时传统看法全然不同的解释。犹太人和大多数早期基督徒都承认,亚当犯罪给人类带来痛苦和死亡,但他们又都认为,亚当的后代可以对善恶作出自己的选择。「大多数基督徒都会认为,亚当故事之用意正在于警告每一个人,不要滥用神赐予的自由选择的能力。」但奥古斯丁的解释与此相反,他不强调选择自由,却认为亚当的故事证明「每个人不仅在出生的一刻,而且从怀孕的一刻起,就已处在奴役之中了」。于是好几个世纪以来早期基督徒所理解的人类自由的故事,在奥古斯丁那里变成了「人类奴役的故事」。由于奥古斯丁的权威和影响,他对人性的分析成为往后西方基督徒的传统观念,并「对他们的心理和政治思想发生重大影响」。奥古斯丁不仅仅把亚当看作是单独的个人,而且更将他视为全体人类的代表,亚当的堕落于是成为全人类的堕落,受原罪污染的人性就像「腐烂的根」,使人类从此脱离不开痛苦和死亡。以这种观点看来,由于原罪和人性恶的影响,人类不可能自救,而只能把得救的希望寄托在基督身上;人类不可能在人间建立理想社会,而只能寄望于神的恩惠,期待灵魂在死后进入天堂。奥古斯丁所谓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正相反对,所以他说:「这两座城由两种爱形成:世俗之城基于自爱,甚而蔑视上帝,天上之城则基于对上帝之爱,甚而蔑视自我。简言之,前者以自我为荣耀,后者则以主为荣耀。一个在人当中寻求光荣,而另一个最大的光荣就是上帝,是良心的见证。」由此可见,奥古斯丁所谓上帝之城是精神而非物质的,其最终的实现只能在天国而非人间。

  

  正是在这一点上,上帝之城与乌托邦恰好相反,因为乌托邦是人的理想社会,不是关于灵魂与天国的幻想。正如库玛( Krishan Kumar )在他所着的、以乌托邦为主题的出色专着里所说:「宗教与乌托邦之间有原则上根本的矛盾」,因为「宗教典型地具有来世的关怀,而乌托邦的兴趣则在现世」。以中世纪基督教的观点看来,设想人可以不靠上帝神力而在人间创造一个乐园,这无疑是对神不敬,是罪恶的自傲。库玛认为,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正是要警告世人「不要过于关注世俗之城的俗务而远离了在天国的上帝之城」。如果现世只是苦难和罪恶的渊薮,人类获救的希望不可能在人间实现,那么想在人间建立理想社会的计划,除了显露人类自不量力的虚妄之外,还能有甚么意义呢?而这「似乎正是奥古斯丁在正统神学当中最具影响时,基督教中世纪对乌托邦思想的普遍态度。对尘世的轻蔑( contemptus mundi )极不利于乌托邦式的设想,因此在乌托邦思想史上,中世纪是一个明显贫乏的时期」。由此可见,在库玛看来,乌托邦观念的核心在其根本的世俗性和反宗教性。

  

  基督教本身也含有乌托邦因素,如关于乐园的幻想,关于人可以通过修行而完善的信念,以及千年纪思想等等,但这类思想早已存在在犹太教信仰中。犹太教本有末日启示( apocalypse )的观念和关于救世主的预言,这些观念在基督教信仰中进一步发展,在《新约.启示录》中更以神秘的形式获得有力的表现。犹太人的末世观念期待救世主的第一次来临,而基督教的末世则相信救世主第二次来临,而且相信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启示录〉描绘基督击败恶魔之后,将与复活的圣徒治理人世一千年,然后有第二次的复活与第二次的审判,得救的灵魂将在神赐的和平与安宁中永生。那时将出现「新天新地」,有「圣城新耶路撒冷,由上帝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妆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时上帝会到人间来与人同住,「上帝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由此可见,千年纪充满对摆脱尘世痛苦之理想状态的期待,因而类似于乌托邦。虽然千年纪不是基督教的正统教义,但很多世纪以来,这一观念在基督徒当中影响深远。中世纪有不少以千年纪思想为基础的社会运动和组织,其成员相信基督的第二次降临就在目前,千年纪即将开始。他们争取像圣者那样生活,因而往往成为独立的群体,不受世俗法令和习惯约束,成为带强烈宗教性和理想色彩的组织。对乌托邦来说,千年纪设想的重点是此世而非来生,是「人间天堂」之预兆,「其乐园式的完美既可追溯到人类堕落之前的乐园,也能预示来世之天上的乐园」。所以库玛说,在千年纪之中,「宗教与乌托邦互相叠合在一起。一般情形下,宗教比照来世完美之承诺而不看重现世,因而也不看重乌托邦,这种态度在此有重大的改变」。所以千年纪虽是宗教观念,但其对「新天新地」和「人间天堂」的期待,又为乌托邦的出现作出了贡献。

  

  二 乌托邦是西方独有的吗?

  

  然而,乌托邦毕竟不同于千年纪。库玛在很具体的历史和社会环境中讨论乌托邦的形成,认为它不是古代各种关于理想社会旧观念的集合,而是自有其特性和传统的现代观念。乌托邦这个概念得名于莫尔( Thomas More )的名著,而莫尔能在 1516 年发表《乌托邦》( Utopia )这部关于理想社会的对话,与他所处的时代及思想密切相关,其中一个重要的背景是欧洲的文艺复兴。莫尔是当时一位有名的人文主义者,《乌托邦》所体现的理性和现实的精神也正是文艺复兴时代的特点。尽管莫尔本人是虔诚的教徒,而且在死后四百年被天主教教会尊为圣徒,但《乌托邦》书中的思想,显然是人文主义多于宗教热忱。此外,莫尔深受希腊罗马古典文化异教传统的影响,尤其是柏拉图及其《理想国》( Republic )。莫尔笔下乌托邦的居民并非基督徒,而是异教徒,对宗教信仰抱持相当开放宽容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见出《乌托邦》与欧洲宗教改革的联系。正如库玛所说,《乌托邦》发表之后不过一年,就出现了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把向罗马教会挑战的 95 条论纲钉在威腾堡大教堂门上的事件。虽然宗教改革本身起于宗教热忱,是一场宗教运动,在欧洲也引发强烈的宗教感,但天主教与新教的冲突,其实反映了宗教性本身无可挽回的衰落。这当然不是马丁路德发起这场改革运动的初衷,但却是历史事件演变的结果。诚如库玛所说:「新教改革使欧洲,而且最终使全世界走上了世俗化的道路。它打破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而且引发出如此互相干扰的众多声音,以致它们最终互相抵销而全部趋于沉默。」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世界观从此衰落,而这正是乌托邦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莫尔的《乌托邦》以游记形式写成,假托一个名叫希斯洛蒂的旅行者之口,叙述他曾随航海家维斯普契( Amerigo Vespucci )到美洲,又继续独自旅行,终于发现了完全不同于当时欧洲的另一种社会。因此,美洲新大陆的发现及其在欧洲激发出的无穷想象,是产生《乌托邦》的另一个条件。

  

  库玛把乌托邦的形式和内容都放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地理大发现等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来讨论,并由此断定乌托邦并没有普遍性,而「只能出现在有古典和基督教传统的社会之中,也就是说,只能出现在西方」。有趣的是,库玛认为中国可能是唯一的例外。他根据法国学者歇斯诺( Jean Chesneaux )一篇题为〈东方的平均主义与乌托邦传统〉( \"Egalitarian and Utopian Traditions in the East\" )的文章,简略讨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是否有乌托邦的问题。他认为歇斯诺所论中国的「大同」、「太平」等思想,并没有像在西方那样形成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也没有乌托邦文学的传统。不过他也承认,「在所有非西方文明中,中国确实最接近于发展出某种乌托邦的观念」。在较近出版的《乌托邦主义》( Utopianism )一书中,库玛对此有进一步讨论,但他仍然以歇斯诺 60 年代那篇文章为依据,因而很受局限。歇斯诺讨论的「大同」、「平权」、「井田」和太平天国等,着眼于中国历来有平均主义思想,希望由此说明社会主义虽是西方的外来思想,但「对于东方说来,却并不像人们有时以为的那么『外来』」。他举道教和佛教的一些思想为例,说明中国传统中有摆脱世俗等级的平权观念,也提到少数几部文学作品,包括《桃花源记》和《镜花缘》,然而他的全部讨论并未涉及儒家,也没有点出中国传统中乌托邦思想的主要来源。库玛在其影响之下,对中国传统的理解显然不够全面。他说,在中国,乌托邦因素「总是和佛教的弥勒佛相关的救世与千年纪期待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说,「在非西方社会里难以找到乌托邦的原因之一,是由于这些社会大多受到宗教思想体系的控制」。

  

  然而,只要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稍作了解就可以明白,在儒家思想影响之下,传统中国社会恰好没有受任何宗教体系的控制。总的说来,中国文化传统具有明显的世俗性质。库玛对中国文化、尤其对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影响最大的儒家思想并没有足够认识,而他认为乌托邦思想的一个核心观念——非宗教性的世俗化和入世,又恰好是儒家思想乃至整个中国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当然,库玛并非中国文化专家,中国是否存在乌托邦传统也不是他的论述重点。我无意批评库玛论述的错误或不全面,而只希望在他有关乌托邦的精湛论述的基础上,从中国文化的方面作一点补充和探讨。

  

  三 从性善论到仁政

  

  《论语》中体现的孔子思想,关切的是现实的人生,而非来世或天堂。〈述而〉篇载「子不语怪、力、乱、神」,最明确表露了孔子的理性态度。在涉及鬼神与信仰问题时,孔子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所以〈八佾〉篇论及鬼神、生死,话说得很明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死亡本来是一切宗教所关切的中心问题之一,在孔子却认为不必深究,首先应当考虑现实的生存问题。孔子这种入世的态度,论者多已指出。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论及孔子时代的宗教和哲学思想,就认为「孔子对于鬼神之存在,已持怀疑之态度」。周予同认为孔子一方面对鬼神表示怀疑甚至否定,另一方面又不废祭祀,实际上是利用宗教祭祀「以为自己道德哲学的辅助。所以孔子以及后代儒家的祭祖先、郊天地等举动,只是想由外部的仪式,引起内心的『反古复始』『慎始追远』的敬意,以完成其个己与社会的伦理。所以孔子的祭祀论已脱了『有鬼论』的旧见,而入于宗教心理的应用」。西方汉学家也大多持类似看法。如道生( Raymond Dawson )说,孔子最为关切的是道德的完善,其核心观念是仁:「如果说他的目的是要在这个人世间恢复乐园,那就很少有宗教的余地。」这里所谓的乐园,当然不是《圣经》里的伊甸园,而是经孔子理想化的上古三代之太平盛世。〈述而〉篇载孔子自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八佾〉篇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种对上古三代的理想化以及对文王、周公的称颂赞美,的确在中国传统中形成一种怀古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类似西方伊甸园或往古黄金时代的幻想。然而,中国这种往古的乐园并非由原罪而丧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张隆溪  

本文责编:frank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哲学 > 比较哲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941.html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2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