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学海忆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491 次 更新时间:2009-06-23 12:21:21

张隆溪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很多事情,现在的许多年轻学生大概都不大了解,但如果对那段时间的历史完全不了解,就不可能理解我们那整整一代人的经历和思想,也不可能理解80年代以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对我说来,那段时间在我思想的发展和知识的积累中,都恰好极为关键,是我自学经历中十分重要的一段。

  我1966年高中毕业,恰好赶上“文革”爆发,从小学到大学,中国的教育完全停顿,中学生全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当时认为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学生从老师们那里学到的不是革命知识,而是受了“封”、“资”、“修”的毒害,所以需要到工厂和农村去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从1969到1972年,我在四川南部插队落户,一面在田里种庄稼,干农活,另一面就自己看书自学,包括自学外语。在乡下自学外语,既没有老师,也没有任何机器,像电视机、录音机之类,也没有什么学习材料,当时学习确实纯粹是靠一种兴趣。乡下的生活非常艰苦,可是在物质生活非常艰苦的时候,也许人对精神的追求就变得更加重要。所以在当时对我来说,看书和学外语并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种精神的追求,是使生活有一点意义的快乐事情。当然,我那时候已经可以看英文书,能够欣赏英文文学作品文字的优美,已经不是很苦的初学阶段。但那时候书很少,我只有一位中学老师送的两部英文书,一部是希腊罗马文学的选本,另一部是从莎士比亚到赫胥黎的英国文学作品选段。那时候我读这些书,跟我一起下乡的同学都表示怀疑,说你现在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天天种田挖地,这就是我们在乡下生活的现实,而你读莎士比亚跟你的现实生活实在是隔得太远了。更不用说从政治上来讲,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别人知道你在学英文,这是美帝国主义的语言,你学了想干什么?不过在当时的我,这完全是一种兴趣和精神上的渴求,还有就是对文学艺术的爱好。我当时非常喜欢艺术,喜欢绘画和文学,虽然当时的宣传,用“封”、“资”、“修”三个字把世界上所有的文化都否定了,我却真的从心底里面不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坏的。“封”就是封建主义,指所有属于中国古代的东西,“资”就是资本主义,指所有西方外来的东西,“修”就是修正主义,指苏联和东欧的东西。那基本上就否定了所有古代的和外国的文化,认为这些都是坏的,都是毒草,这是我从心底里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我当时的学习,完全没有任何实用的打算,可以说当时连做梦也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会用英文在国外教书,用英文做研究和写作。当时的兴趣也可以说是精神生活的一种需要,所以对我来说看书不是一件苦事,而是一种享受,是唯一还能够得到的享受,而且是不需要花钱就可以得到的享受。

  下乡三年,我基本上就是白天在田里干活,晚上看书。每天晚上读书都要读到十二点到一点才去睡觉。记得当时下乡的时候,我们自己垒土房子,有八个知青合住。我有一个小皮箱,放在自己钉好的木架上当一个小书桌,然后用一块小木板,钉在墙上当书架,上面大概就只有几本书,然后在书桌上放一个小油灯。我在乡下整整三年,每天晚上看书,三年后离开乡下到成都去工作,离开农村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我把那个用皮箱和原木架起来的书桌拆开,把油灯拿下来。把我当书架的小木板拿开的时候,墙上的油灯灰有那么老厚的一层。平时没有怎么注意,到那时一看,哇,这么厚的油灯灰(掌声),心里也颇有些触动。

  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机缘是很重要的。有些偶然的机缘是你完全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办法预见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种机缘很重要。生活的发展当然有很多必然的因素,但是偶然的因素也很重要。在我来说,我在生活当中碰到很多的偶然事情对我后来一生的转折都非常重要。我回到成都当了学徒工,和我一起回成都工作的知青很快都知道我喜欢看英文书,他们给我取个外号叫“翻译”。有一个同工厂的学徒工就说:“唉,翻译,听说你英文很好,你有没有看过《莎士比亚全集》啊?”我说没有,根本没有看过。他说我可以给你拿一本来。我说你不要吹牛了。可是第二天他果然就拿来一本书,这是一本很好的精装本的《莎士比亚全集》里的《十四行诗集》。他说他一个中学同学的父亲藏了很多英文书,这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文革”抄家很厉害,能够把书藏起来,没有被抄掉的是很少的,可是居然有人保存了这么多英文书。这个朋友的同学的父亲就有很多这类书,当时这位老先生根本不相信现在还有年轻人可以看英文书,而且是莎士比亚的书。所以当他去借书的时候,那位老先生对他说:你说有个人要看这本书,我可以把书借给你,但是你让那个人把莎士比亚的诗给我翻译出一首来,拿回来给我看看,如果翻得好,你就把他带来,我就借书给他。他真的不相信。结果那位朋友把书带给我,我当然高兴极了,我看了以后,马上就译出一首,让他给书的主人,后来这位老先生叫他把我带去见面。这位老先生姓欧阳,叫欧阳子隽先生,我一直都很感激他。他前年才去世,80多岁。他曾经在国民党时候的《中央日报》做过记者,但是很早就已经退休。他的古文很好,也很喜欢外文,收藏了很多书,而且收藏的书都非常好。他收藏了很多重要的英文的文学和哲学名著。我去见他时是在一个非常小的房子里,他的书在“文革”时也被抄过,可是他在百货公司工作,当时已经退休了。百货公司把他的书抄走了以后,他就跑去,说你们如果真的把我的书抄走,我就只有死掉了。真的是这样,他爱书如命,所以他们看他也是个老头了,就把那些书又拉了回来。他一直就把书放在家里面,当时也没有人知道,所以“文革”之中他居然还有书保存着。我第一次去看他的时候,他非常感动,觉得现在居然还有这样的年轻人,要看他那些书,就对我说:我的书就是你的书,你要看什么书,随时都可以来拿。我在他那里第一次看了英文原著《莎士比亚全集》,看了所谓钦定版的《圣经》,这在英国语言和文学当中是有很大影响的书。也看了不少英国文学名著。当时看那些书,完全出于兴趣,而当时能看到那些书,也完全出于偶然。我比较系统地在欧阳先生那里读了很多英国文学的原著,决不是为了以后要考大学,那个时候也没有说要恢复高考,所以读书完全没有任何实用的目的。

  从乡下回到城市后,我在工厂里面工作了五年。“文革”那时候上班是不正常的,上班时候常常是大家都在玩。所以我就每天背一包书去,有事情做我就做,只要一做完,马上把油污的手在碱水缸里一洗,就开始看书。别人打扑克、打毛线,我就看书。其实工人师傅对看书的人是很尊重的,我想那个时候如果我在大学里面,那个环境反而不行,因为大学里面都是知识分子,你要看书的话,大家都知道你看什么,你那个时候如果看莎士比亚,肯定是不允许的。如果知道是在看《圣经》,那就更不得了,因为是西方的宗教迷信,基督教的《圣经》,那可就不得了了。那时候反而在工厂里面没有人管你,也不知道你在看什么。我看《圣经》是把它作为西方文化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背景来了解,因为西方文化,尤其从文学和艺术来讲,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个是希腊罗马神话,一个就是《圣经》,这是两个必须要看的东西,不然的话你对西方文化的基础,就不太能了解。我当时看那个书的时候,有人问我在看什么,我就说在看小说。你不能说看《圣经》,可是说在看小说也不算是撒谎,因为《圣经》的叙述在研究《圣经》的人来讲,就是一种叙述文学,所以把它当故事看是可以的。我当时看这些书的时候,工人们并没有太多的干预。我每天都背一包书去,像上学一样。所以每天上班的时候,有空闲就看书,我自学的过程就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说要总结的话,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学习要有很强的自发的动力,要有自己的兴趣,而不是被逼着去学习。我觉得自学和在学校里学习都各有利弊。在学校里学习当然有非常好的环境,有很好的老师指导你去看书,跟你讲哪些书是重要的,你要学。例如你们是学医学、学科学的,老师们都会指导你说,哪些书是重要的,哪些是入门的,哪些是现在最尖端的研究等等,可以给你指点。学校也可以给你们提供各种各样的条件,有图书馆,有科学的仪器设备,有实验室等等,这些都是在大学里面,能够比较系统地受到专业训练的好条件。

  但是自学呢,就没有这个条件。可是自学有一个好处,就是自学正因为没有这种很细的科、系的分别,你学到的知识就比较能够融会贯通。自学就是有兴趣你就去看,看了以后你就自己把学到的东西联系起来了。人所认识的世界,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一个整体的世界,没有说这是化学的世界,那是物理的世界。只是我们为了研究的需要,才把这个世界的现象分离出来,说这是化学研究的现象,这是物理研究的现象,这是生物研究的现象等等,但那都是人为的分别。当然,对于科学发展来讲这是必要的,你不分别的话,就没有办法仔细研究,非得要分得很细了以后,你才可能对一个问题研究得比较深入,钻研下去。现在科学的发展是分工越来越细,所以专业的分工是必要的,你也只能有个专业,成为某一个门类的专家。可是另外一个方面呢,你如果把这个分工看成是知识本身自然的状态,对于自己就没有什么好处。所以即使在科学的发展里面,也都有一个综合的趋势,比如说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其实就是把本来被分开的学科综合在一起,因为本来这个世界上的现象就是综合在一起的,世界本来就是完整、统一的。那么自学呢,它基本上就没有这种分工的分门别类,没有系统,可是另一方面,在没有系统当中,在没有系统训练当中,又有一个比较完整的看法,所以这是自学的一个好处。自学者大概不会说我今天学的是物理的、明天学的是化学的,一般他不会这样。他一般都说,我对自然科学有兴趣,所以就对这方面的书看得比较多。如果我对人文学科有兴趣,我就不会说今天我学的是历史、明天学的是哲学的。在我看来,这些东西本来都是相互贯通的,所以我对这些东西都有广泛的兴趣。我后来在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文学,但我的兴趣从来是比较广泛的,从来不觉得文学只是局限于读诗歌、戏剧和小说就够了。我觉得这跟我自学的范围,跟自学的经历是有关系的。所以我阅读和研究的兴趣比较广,对于人文学科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都有兴趣,从一个更广泛的文化的角度讲有兴趣。这是一个好处。

  后来到了“文革”快要结束的时候,大概是1975年吧,当时我在成都。中国科学院在成都有个分院,下面有个生物研究所,当时生物研究所研究出了一种治冠心病的药,准备参加广交会。而要出口,冠心病药的说明书就要翻译成英文。当时他们自己没有人能翻得好,就找了很多人,包括四川医学院的教授,最后翻译得都不太满意。后来,他们找到一个认识我的人,也是四川省卫干院的一位老师,就交给我来翻。我当时是工厂里的一个学徒工,把说明书译出来以后他们很满意,就说要把我调过去在生物所做他们的翻译。后来一打听是一个学徒工,而学徒工要变成翻译可是比登天还难的,因为学徒工是劳动局管的,翻译是人事局管的,劳动局和人事局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门,要跨过去相当困难。所以他们弄了很长时间,一直到1977年,大概用了两三年时间,才把我调过去,调到中国科学院四川省分院生物研究所。所以我第一年的工作是跟科学有关的,我那时候接触了很多跟医学和生物有关的文献。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在那里工作的时候,有很多研究生物、生物医学这方面的专家,他们那些人专业都很好,但是外文不是很好。所以经常来问我一些英文文献的问题,不是问我专业,专业我是一窍不通的。可是他拿一本外文书来,问我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可以讲得很清楚,因为语法很简单。他们不懂的是语法结构,词句的前后关联,而不是专业,专业的术语他们都很清楚。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兴趣比较广泛,尤其是在外语方面,你如果要学好外文的话,你要掌握的是语言,而专业的词汇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我记得当时我用一本日本人编的医学英语词典,就是一本日文和英文的医学字典,我不懂日文,可是那部词典用的绝大部分字都是汉字,所以完全可以用那个字典,这是中国人占便宜的地方。你到日本去,也许一句话都讲不出来,可是日文书里面讲什么,大概的意思你却有可能知道。1977年我在生物所工作一年,出了两本翻译的书,所以我出版的头两本书跟文学一点关系也没有。第一本是从英文翻成中文的一本书,是1977年在生物研究所翻译的,出版则应该是在1978年,是中国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书,叫《蛇类》。那是一本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蛇的书,是大英博物馆负责管理两栖爬行类动物的专家写的,从科学方面来讲蛇,(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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