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隆溪:文学的美感和通识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12 次 更新时间:2011-04-27 10:19:28

张隆溪  

  

  思想者小传

  张隆溪 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当代著名文化学者。现为香港城市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讲座教授。 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81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1983年赴美留学,1989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受聘于加州大学河滨校区,任比较文学教授。研究范围包括英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中西比较文学、文学理论及跨文化研究。主要著述有《二十世纪西方文论评述》、《道与逻各斯》、《走出文化的封闭圈》等。

  

  文学的教育功能

  

  通识教育和美,和审美的态度,和对美的追求可以说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文学中的美感,不仅使我们能超脱,而且更能在无形当中影响我们对人生所取的基本态度,甚至于塑造我们的人格,形成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念。

  在讨论中国文学当中的美感和通识教育的关系之前,我想首先谈一下通识教育这个概念本身。实际上我们理解了什么是通识教育,我们就更能够了解为什么美感即审美情感,在通识教育中是那么重要。

  通识教育,或者叫通才教育,在英文里面叫 “liberal education”,“liberal”就是自由的意思。讨论通识教育有一部经典的著作,是十九世纪一个叫纽曼的英国人所作,题目叫《大学的观念》。虽然这本书是十九世纪维多利亚时代写出来的,可是它到现在还是一部经典性的著作。现在在美国,在西方讨论大学的时候,尤其讨论大学高等教育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这一本书。纽曼在这本书里,认为高等教育是自由的,就是说大学教育不应受实际利害考虑的限制,不应以功利实用为目的,他认为求知是以知识本身为目的的。到大学里求知是为了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而知识本身就是求知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学了这个知识以后,有什么实际的用途。

  在十九世纪,虽然当时有很多发明创造,但那时候的发明创造基本上是在学院以外的实验室或工厂里面完成的。当时大学更多的是注重传统的人文教育。那时虽然也有专门的学院,像法学院、医学院,可是在纽曼看来,大学的核心不在于这类实际的专业知识的培养和训练,而在于人文教育。当然,这个观念在二十世纪看来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在各个大学,实际情形跟纽曼讲的已经差了很多,因为现在的大学,乃至现在的整个社会,都恰恰重视实用价值,像商学院、法学院、理工学院等等,往往是现代大学很重要的部分。

  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欧美有关大学的讨论,就可以发现,恰恰是过于注重实际,恰恰是人文学科的危机,使现在的大学甚至于现在的社会都陷入了危机。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波克(DerekBok),写过一本书叫《大学与美国的未来》,这本书里特别谈到纽曼的大学观念在当代虽然有很多改变,但是其中基本的一点,就是知识本身是有价值的,这一点还是很重要的。现代的大学虽然超越了纽曼那时候大学的观念,但是也陷入了现代社会本身所面临的矛盾。就大学教育而言,根本的问题就是在现代科学技术和职业教育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如何发挥通识教育的作用,使大学培养的毕业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不仅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专业知识,而且有基本的文化修养;不仅有扎实的学问,而且有超出专业范围之外的广泛的兴趣和好奇心;不仅有冷静的头脑,而且有热情,有理想,有对社会人生的关怀和道德的责任感。换句话说,通识教育,尤其是文学、历史、哲学,所谓文史哲,人文教育的核心,对于完成一个平衡发展的现代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文艺和通识教育之间有非常重要的关系。

  讲到艺术和审美,康德在《判断力批判》这本重要的著作当中,给美下了定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美应该具有“无目的的合于目的性”。这句话不好理解。在康德看来,美的事物在审美的关照之中是没有实用目的的,我们对它也没有什么实际利害的考虑。可以看出来,纽曼认为知识本身就是求知的目的,康德说美具有 “无目的合于目的性”,审美的态度是一种非功利的,没有任何实际利害考虑的观念,这两者之间是有相通之处的。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通识教育和美,和审美的态度,和对美的追求可以说都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在中国传统当中,尤其是儒家的教育思想是比较注重实用的。孔子一生到处奔波,希望能把自己的见解主张得到实际的应用,那当然是非常注重实用的。可是在 《论语》的先进篇里有几句非常有趣的话。当时孔子把他的几个学生叫过来,让他们各言其志。有几个弟子说要去做官,管理军队或是政府,孔子都没有太多的评论。其中最有趣的是这么一段话,就是学生当中有一个叫曾点的,他说他想要在暮春的时候,穿上春天的衣服,邀约一些年轻朋友和几个小孩子,一起去河里洗洗澡,在岸边吹吹风,然后一起唱着歌回家。这就是他想做的,而孔子听见这句话,“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就是说,我的想法跟曾点是一样的。

  这是《论语》里非常有诗意、非常有文采的一段话,说明在孔子的教育思想里边,除了有实用的,功利的考虑之外,其实也有一种对人文本身的追求。虽然表面说的是什么春天去游玩,这本身并不重要,可是这句话表现出来的精神,就是追求一种自在的态度,是孔子非常赞赏的。难怪诗人陶渊明在《时运》这首诗和诗的序文里,都用了这段话,表示非常赞赏,并且遥想当时孔子和他的学生在一起对话的情形,说自己恨不能回到那个时代,跟他们在一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样一种超脱尘俗、怡然自得的境界,孔子和诗人陶渊明都曾经追求过。而这样一种境界可以说是一种人文境界。可是文学中的美感,不仅使我们能超脱,而且更能在无形当中影响我们对人生所取的基本态度,甚至于塑造我们的人格,形成我们的人生价值观念。由此可见,注重人文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有很重要的意义。

  

  诗歌的情感表现

  

  文学对于情感的表现,对于想象力的发挥是非常重视的,如果大家从文学作品中意识到这些审美的东西,对于扩大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知识,甚至对整个人的性格的形成都会有很多好处。

  假如说通识教育的核心,像我们刚才讲到的,从纽曼的观点到康德对美的定义,这个核心都在于超越眼前直接现实的局限,使人的眼界和胸襟更为开阔,心思更为细致敏捷,情感和想象更为丰富,那么文学和艺术就是能够培养这些特点的最好的途径。尤其是对情感和想象力而言,这正是文学艺术所擅长的。

  在中国古代,从《诗经》到《楚辞》都有很多对于事物非常细致的观察;至于想象,尤其在《楚辞》里面,就有很多神话,有很多对于神话人物的想象的描述。关于诗歌的情感作用,在中国传统文论当中也讲得非常多。例如在中国传统文论中比较早也比较重要的一篇,是所谓《毛诗序》,里边就特别强调诗之起源是人的心志和感情,有了情感以后,就有语言的表现,这就是诗歌的起源。从人的情感的角度来讲,在钟嵘的《诗品序》里说到诗是可以“动天地,感鬼神”的,有最大感动力量的,没有超过诗的了,这显然跟《诗序》的说法有联系,是从那里来的。

  陆机的《文赋》提到“诗缘情而绮靡”,对情的注重更成为中国文学和文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诗在根本的意义上是由情感而起的,但是要写出好的诗来,在情以外还要有好的思想、深厚的学识,再加上写作的才能和实质性的内容,这样就把诗的起源和写作讲得比较全面了。感情要真切而充实,不能是无病而呻吟的,这就是 《文心雕龙》里面讲 “为文而造情”和 “为情而造文”的区别。不能够为了文章漂亮而去造出无病呻吟的文字,而应该为了表达情感而创造出诗的文字来,为了表现人的情感而写出文学的作品。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历代对情感能够打动人的原因有很多论述。

  关于情感的问题,西方的文学理论中当然也提到得很早。比如说古代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讲到悲剧的时候就提出,悲剧能够净化人的两种感情,就是恐惧和怜悯。这当然就是从文艺作品跟人的情感之间的关系来讨论问题。我现在不可能去仔细讨论究竟恐惧和怜悯是指演戏的人恐惧和怜悯呢,剧中人物的恐惧和怜悯呢,还是观众的恐惧和怜悯。这当中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不过不管怎么讲,可以说在古代希腊的时候,已经考虑情感跟文艺作品效果之间的关系。

  除了情感之外,文学艺术的另外一个特点就在于想象力的发挥。在中国文学传统当中,尤其是《楚辞》以来,就有许多想象奇特的篇章,像屈原描绘的巫、神和山鬼等等,都是想象奇特丰富的作品。想象的丰富绝不止于神话传说的描绘,因为文学的写作总是离不开想象的。从巧妙的构思到活泼的文字,从生动的比喻到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各种各样的夸张,都需要想象的参与。比如李白的“白发三千丈”,当然是夸张的说法,但是在诗里面,这种夸张和想象往往能够给人以非常鲜明的印象。还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这样的诗句,都是想象奇特、比喻夸张、令人耳目一新的好例子。中国诗里有夸张和比喻,但不光是诗,所有的文学作品,我想都离不开想象,离不开夸张和比较。这方面的例子有很多,我要讲的主要一点不是这些例句本身,而是说文学对于情感的表现,对于想象力的发挥是非常重视的,如果大家从文学作品中意识到这些审美的东西,对于扩大自己的眼界,丰富自己的知识,甚至对整个人的性格的形成都会有很多好处。

  我刚才提到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边还有很重要的一段,就是讲到诗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大家知道在亚里士多德之前,柏拉图曾经对诗有所贬低。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说,这《理想国》是培养将来理想的公民的,有各种各样的教育,而在谈到诗的时候,柏拉图就说诗是一种虚构,它是不真实的。柏拉图有他的一套观念,他认为真正的世界是理念的世界,现实世界只是理念世界的一个影子,而诗是现实世界的模仿。柏拉图认为,诗人所模仿的只是现实世界,不是直接模仿理念世界,所以诗是一个影子的影子,因此当然是更不真实的。他认为要培养理性的人,就应该限制诗的作用,所以在他的理想国里是不允许诗人存在的。

  在欧洲整个的文艺传统里,后来形成为诗辩护的传统,就是基本上针对柏拉图的这些论断来作出回答。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里,可以说就已经在回答这个问题。他提到诗跟历史,并且做了一个比较。他认为历史所模仿的就是现象,而且是非常机械地记载现实,表现已经发生的事情,个别的特殊的事情。而诗呢,他认为由于是虚构的,诗的模仿不必完全符合真正的历史,而表现事物的可能性和本质。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诗恰好可以模仿普遍性的东西,而不是个别和特殊的,诗要表现的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可能发生和按照一定的规律必然会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诗比历史更高,更具有哲学的意味。这是对文艺的一个强有力的辩护。

  

  文艺的无用之用

  

  文艺所表现出来的真理,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对于文化修养和完全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在心灵的培养当中,文学艺术确实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成分。

  中国其实也跟西方一样,文艺从来受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当代研究阐释学很重要的德国哲学家伽达玛,有一本书叫《真理与方法》。他就谈到说,艺术怎么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这绝不是现代才有的问题,而是有史以来,早就存在的一个问题。假如说在古代希腊早就有诗跟哲学的争论,诗要在哲学的压力之下来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就是刚才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诗比历史更能够表现事物的本质,表现事物的普遍性,通过特殊性来表现普遍性,所以诗比历史更具有哲理。十八世纪以后,压制诗的不再是宗教,而是科学与技术,因为在实用和功利的观念之下,大家会问,你写诗有什么用啊?文艺有什么用啊?文学对于国计民生有什么实际的用处呢?这是很严峻的问题,所以现在对于诗的辩护,或者广义地说,对于人文学科的辩护,就在于要证明诗和人文知识的合理性,在科学之外有什么样的价值。

  在中国,一方面我们当然有很灿烂的文学艺术的传统,可是另一方面,长期以来也有否定文艺的看法。孔子的《论语》里面,主要的大量的言论都是讲实际的。孔子对文的看法,往往是把它看作一个附庸,不是看得最重要的,所谓“行有余力”,然后才去学文。像唐代的作家韩愈,他自认为是继承儒家的道统,曾经写过一篇《原道》的文章,说儒家的道从尧、舜、禹、汤传到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到孔子,孔子传到孟子,孟子死了以后道统就失传了,而他自认为要担当起道统。所以在唐代佛教很兴盛的时候,他要排佛,要树立起儒家的传统。可是宋代真正的大儒,无论朱熹也好,二程也好,都是瞧不起韩愈的。他们说韩愈不过是个作家而已。他们认为为文害道,韩愈是先学文,后学道,先把文字写漂亮再来讲道,(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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