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立群:历史的基本面岂可扭曲——对于《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的几点批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05 次 更新时间:2012-01-09 19: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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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立群 (进入专栏)  

  

  不久前,在网上看到了桑叶(方西峰)书稿《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的主要章节,还看到她的《给<大河报>总编辑的公开信》及其对《国立河南大学校史》(2002年)的指责,其中有一些重要内容涉及我的祖父嵇文甫。也在网上看到相呼应的《河南大学:百年校庆在即的“去嵇文甫化”潮流》《河南大学教父嵇文甫备受道德考问》等帖子。一时间,假作真来真亦假,一些不谙世事的年轻人也被蛊惑,轻信那些被扭曲了叙述就是历史真像。

  在互联网时代,一些错误理念会在某些机缘下,以非理性传播的方式形成“网络暴力”。所以,虽然尚不知桑著是否出版,但它已经通过网络展现,笔者不能不以认真的态度看待它。

  桑叶女士是移居海外的自由撰稿人,其思想与文字之无羁自不必说,其父方镇中是河南大学历史上被卷入政治漩涡的悲剧人物,行文中自然有强烈的爱 憎。煌煌数十万言,掂一掂也能感觉到所下功夫之大。对其辛勤笔耕,我报以尊重。对其父辈人生际遇在作者心中留下的阴影,我能够理解。但是,对桑著中一些内容与基本立场,我不敢苟同。

  该书是一部翻案之作。一部河南大学史,几乎成为一部翻案史。并且,由于作者下了较大的史料功夫,该书言之凿凿的叙事,给人“有根有据”的强烈印象,在信息远不对称的读者中极易产生“不由你不信”的效应。

  笔者无意做全面评价,写此文只就若干问题进行探讨,希望读者在比较中做出自己的理性判断。

  笔者要论及的是,作为熟知祖父嵇文甫(为行文方便,此后直写姓名)一生的后人,我认为桑著中所谓“嵇文甫利益集团”这样的骇人定位,完全违背甚至颠倒了历史的真实。一个父辈曾经遭受屈辱的人本应更懂得慎重待人,遗憾的是,该书却如此攻击一个一生笃诚做学问的正直学者,其主观随意性不谛是一种新版的“文革”语言。作为以政治学和历史学为业的学术中人,我认为此书因立场有异而没有正确把握历史的基本面。在该书中,新中国建立前历史大环境中不同政治与文化走向被重新解读,“学统”的价值尺度被调转了上下左右,将河南大学的历史纳入人际的利益纷争,撇开历史主线写成一部派系史;新中国建立后的“左”的失误和历史曲折,被作为可资利用的底色,将河南大学在解放后的历史写成一部黑暗史。也许有一些精彩的细节。也许有一些有价值的史料。也许有一些冤屈多年后的愤懑之声,但重要的是,历史的基本面在该书中被哈哈镜般地变形了。

  那么,基本的事实是怎样的?历史的逻辑是怎样的?试举与嵇文甫相关的若干论述,讨论一下其论断正确与否。

  其一,关于嵇文甫的“上升”与四十年代“地方利益团伙”的关系。

  在桑叶看来,嵇文甫的声望、地位,不是靠他自己的学术成就及在师生中的威望而是依靠“地方利益团伙”的阴谋活动而来。

  她找到了一封王子豫写于1944年的信,如获至宝地作为证据。她说撰写者王子豫就是解放后曾任副省长的王毅斋。这封题为《国立河南大学之现状及其危机》的信呈送给了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信中要求罢免校长王广庆,而极力推荐了嵇文甫。桑叶引王子愚信原文:“……对於王广庆校长,似应立予撤换以申公道而慰人心……冯友兰、徐炳昶两位先生盖彼二人最为河南人舆论所归也……设若彼二人皆不欲就,又将奈何?窃以为其他诸先生是否均如冯、徐之受人欢迎,毫无窒碍难行之处,此非子豫所能尽知。即知之亦不便尽行公开的加以评论。惟就子豫所稔知,又不忍不一言之者,则为现任河南大学教授(前文学院院长)嵇文甫先生。嵇先生学识卓越、思想湛深,性情恬退,品节清高,著作宏富,修养至深,在河大有大师之目,在学术界亦有良好地位(为冯友兰、郑振宇、马非百之友,为马承风、罗梦册之师,陶希圣、顾颉刚、钱穆等之文字交)洵可谓现代之标准学者,社会之模范人物。河南人知之者固无论矣。而仅闻其名者,亦无不表赞同。河大同人中能为师生全体所钦敬,社会一般人士所景仰(嵇先生常被各党政机关,各学术团体请去讲学)者,惟嵇先生一人而已。其所研究之对象:如中国社会史、经济史、哲学史以及先秦诸子、晚明思想之类。皆有独到之见解,向为国人所推重,若能畀以校长之位置,不但河大问题可以迎刃而解,且在将来中国各大学行列中,国立河大亦能望其大放异彩也。”(见桑叶著《国立河南大学之命运》 )

  对于王子愚信中倒王荐嵇的主张,桑叶的解读是“地方利益集团”所为。她评论该信说:“其中措词咄咄逼人。意在嵇文甫若不能‘畀以校长之位置’,河大的问题就不能‘迎刃而解’了!”

  遗憾的是,这一解读充满了主观随意性。

  首先,嵇文甫的学术地位及影响是靠一封地方上的“举荐信”运作出来的吗?不是。他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早在1918年夏,嵇文甫从北京大学毕业。笔者手头有一张那年的哲学系毕业照(这是一张流传甚广的照片),照片上的第一排坐着校领导和教授们,一干人环绕蔡元培和陈独秀,嵇文甫很幸运,就站在这两位文化革命主帅的身后正中。这照片以无声的形象提示着,在那时,嵇文甫就身处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成为这些先知先觉者的追随者。当年,他回到河南省会开封,在省立第一师范等校任教。和他同回河南的还有北大同班冯友兰。说他们这批人是“携新文化新思想火种回到河南”并不为过,因为不久后,他和冯友兰、徐旭生等几个志同道合者创办了一个《新声》杂志。这个杂志成为引新思想之风吹入河南的一个窗口,正如冯友兰先生后来回忆所说,由这个杂志开先河,各种新刊物在河南便“不择地而生”。文学史家任访秋教授回忆说:“1923年,我到一师读书……他(嵇文甫——引者)当时在河南进步青年的心目中,已成为大家公认的导师。”正因为如此,河南一度有过“南冯北嵇”的说法,“南冯”,即豫南唐河人冯友兰,“北嵇”,即豫北汲县人嵇文甫。这大体反映了河南文化学术圈内当年对于具有代表性的河南学者的认定。

  这些,岂是靠少数人“活动”能够赢得?

  大革命时期,嵇文甫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旧学、西学的基础上,又以阶级学说丰富了自己的思想。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前期,他在北京大学任教。在这一时期,他发表了一系列有着显著左翼色彩的论著,《北大学生》杂志请他和范文澜等人为编辑顾问,各大学进步学生所组织的社会科学研究会邀请他作了一系列报告。当今我国学术界一些研究者依据他在1932年出版的《先秦诸子政治社会思想述要》等论著,认为他是“较早”甚至是“最早”“系统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学者之一”。

  这些以北平为舞台的学术活动及新观念的传播,累积着他的学术影响,确立着他的社会形象。这岂能是一封省内的荐举信所能吹胀起来的?

  由于日寇逼近平津,也由于嵇文甫的激进思想和北平政治环境的恶化(范文澜、侯外庐等左翼文化友人被捕,嵇也上了黑名单),还由于其学术道路与胡适的相左,如哲学家贺麟在《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一文中回忆所述:“……当时惟一用新观点讲‘左派王学’,相当受学生欢迎的嵇文甫先生被迫离开了北京大学。”嵇文甫回到河南,在河南大学任教授兼文史系主任。在那以后的几年,他先后出版了《左派王学》、《船山哲学》和《晚明思想史论》等著作。

  这些著作的学术分量如何?只要看看半个世纪后出版界的选择便大致可知。仅举一例,东方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副牌)在九十年代初所出版的“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中,思想史类仅收入九人:胡适、郭沫若、杨东莼、梁启超、顾颉刚、嵇文甫、 陈钟凡、容肇祖、吕思勉。嵇文甫的《晚明思想史论》列入其中。瞥一眼这九人的学术阵容,谁能相信,如果没有相当的学术分量,嵇文甫能凭人为因素或偶然因素而入列其间?著名文化学者施蛰存的书信集,后记中写明是收入了与“从梁启超到嵇文甫”的往来书信,当然这有时间始末顺序的意思,但如果不具应有份量,恐怕根本不必提及嵇文甫的名字。这难道是“地方势力”所能鼓噪出来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奋起。1937年9月,在中共党组织的支持下,嵇文甫和范文澜、王阑西、姚雪垠等人在开封创办了《风雨》周刊。不久,《风雨》即成中共河南省委的机关刊物。《风雨》从售五六百份始,到后来最多发行一万份,流传到大后方兰州、重庆等地。据龚依群说,他在延安也见过《风雨》。是年12月,嵇文甫和范文澜在开封举办了一个“抗敌工作训练班”。中共河南省委十分重视和支持这个训练班,动员河大的秘密党员参加,还派公开代表马致远(即柳子厚,解放后为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在训练班讲课。范文澜在《从烦恼到快乐》一文中回忆说:“训练班主要课目是中国问题(嵇文甫先生担任)与游击战术(马致远先生担任),这两位台柱子撑起训练班的‘金字招牌’,声名很好,在青年群中起着颇大的影响。”首届抗训班结业后,挑选了70人组织为河南省抗战教育工作团。战教团从河南到湖北一路进行抗战宣传,终于在1939辗转到达共产党领导下的华中“小延安”——抗日根据地确山竹沟,实现了当初预定的“上山打游击”的目的。嵇文甫及其友人创办《风雨》周刊、抗训班等方面的活动,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也引起刚刚赴竹沟主持中原局的刘少奇的关注,王阑西在《驰骋中原》一书中回忆说:“少奇同志要各地党组织在宣传中原各地的抗战形势时,特别注意进一步团结进步的和中间的上层知识分子,如嵇文甫、胡石青、徐旭生等。”

  这一切,按照桑著的逻辑,该不会也要被视为“利益集团”的一种纠结方式,而不是其社会影响的自然累积?

  其二,河南大学是否像桑著所描述的那样,因有人要保“龙头老大”的地位,而失去了广揽人才的机会。

  桑著问道 :“曾经有多少可算得上中国一流的校长、学者,为什么成为这座校园的匆匆过客?”进而还写道:“像那田培林、姚从吾到处广揽名师……把钱穆、郭绍虞等都请来了,还要请冯沅君、陆侃如……这个学照这样办下去,别说有人在河南龙头老大的地位难保,更是有人难以在大学‘混’下去了”。 桑著中采用了对比法。很遗憾,对比的基础是虚构的。

  桑著所极力推崇的田培林、姚从吾真的把钱穆、郭绍虞都“请来了”?白纸黑字,看似言之凿凿的,让人不敢不信。但是,一查历史,才知是子虚乌有。钱穆是学术界名人,若真的曾任教河南大学,那么校庆六十周年出版的《群星灿烂》中,如数家珍地逐一介绍了本校历史上那么多名流,为什么竟没有钱穆的名字呢?也许,所谓“请来”,该不过是“讲学一日”吧?郭绍虞,是早在二十年代中州大学时期短期任教的,和后来四十年代的校内人事格局有何关系?“还要请冯媛君、陆侃如”,这”还要”是未来句式,实现与否,不得而知,看来是最终没有发生的事情。如此“请来”,原来不过是一个语言上的模糊游戏。如此行文,历史的真实面貌在读者心目中不觉间会被悄然改变。历史怎么可以如此书写!

  其实,一些名家未到河大执教,或者一些学者离开河大且后来蜚声学术界,基本原因并不复杂,说到底是在全国大格局中河南毕竟不处于中心地位。活跃在北京、上海文化中心的大学者,能有几多人来河南任教?有机会到更大舞台上发展的学者,从河大走出去难道不在情理之中?这何偿如桑著含沙射影所言,是谁要保住“龙头老大”地位而排斥他人?把如此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煞有介事地绕来绕去,真是用心良苦。

  笔者倒是注意到,在桑著的描述与对比中,似乎1949年去了台湾的田培林、姚从吾,都是广揽人才者,而1948年去了解放区的人们则是只知自保地位者。这难道只是巧合?笔者希望,桑叶女士研究历史应以事实为重,切忌被偏执的情感所左右。

  其三,开封第一次解放之时赴解放区的那批人,在桑叶女士眼中如何又被视为“利益集团”,其行文中的爱憎显示了怎样的立场。

  在《给<大河报>总编辑的公开信》的附录中,桑写道:“1948年6月在炮火连天的解放开封战役中,国立河南大学几乎所有的师生员工、家眷全部撤离了开封城。有人以讹传讹说:‘左派去了宝丰,右派去了苏州’,纯属子虚乌有。”

  桑文先把话题首先聚焦在范文澜身上,说范是早在1938年就离开了河大入新四军,“和河南大学及其任何一个离职到宝丰的原河大教工扯不上任何关系。”这样,预设一个并不存在的靶标,而后似乎一箭射中。可是,并没有谁说去了宝丰(解放区)的人包括范文澜,桑文锋芒岂不是无的放矢。极而言之,一些人又从宝丰去了范任副校长的华北大学,如果一定将范文澜包括在内,说成是河大左派的汇合,在笔者看来也无甚不可。

  桑文又拿人数为据。她字斟句酌地使用“离职”一词,说“1948年6月离开战火开封去后方宝丰的国立河南大学离职教授3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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