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立群:俄国城市化进程的断裂与模式选择的相关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61 次 更新时间:2017-05-26 23:4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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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立群 (进入专栏)  

   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如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现代化因子相对稀疏的俄国。在20年代后半期之后,苏联的国家建设单兵独进地推进工业化,呈现出非均衡现代化的局面,与之相应的是“斯大林模式”即苏联集权体制的确立。这些年来,围绕苏联模式盛衰的探讨已经相当深入,诸说不一。在本文中,笔者以近代以来俄国城市化历程为关注对象,探讨俄国城市化历程及先天不足和后来的非均衡状况的强化,以及这一状况与形成集权体制之间的关联,对于苏联集权模式盛衰起落的关键原因做出自己的解释。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孕育和生长的若干年历程之后,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即“斯大林模式”终于趋于定型和巩固。从表面上看,这一体制的形成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历史抉择密切相关,但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这一体制的形成与俄国革命前后的社会结构状况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现代化因素发育最早最集中的城市发展状况相关。我们需要从近代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问题入手,找到它与后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内在关联。

   无论东方西方,城市化都是变落后乡村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是现代化进程中无一例外的方向。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相比,古代城市(特别是东方城市)基本上首先是一个行政权力中心,而社会经济的基础仍在农村,虽然城市集市一定程度起到商品交换中心的作用,但说到底它不是经济生活之根基,与之相应的,是城市功能的相对简单。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大生产使城市的功能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终而成为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枢纽。在西方的历史上,城市几乎总是和自治原则有天然的联系,市场、市民、中产阶级、民主制度等也都随近代城市而发展,这种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发展到对集权的王权、封建的割据提出挑战并最终战胜它们。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整体转换,最突出地表现在城市的现代机能的增长中。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城市化急促地加快了步伐,现代因素在此过程中首先集中地与城市一同发育生长。因为工业化的过程一旦开始之后,必然首先在城市中破坏传统的前工业社会,从而加深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的差别和对立。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也正是变传统的乡村社会为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过程,只有在机能越来越复杂的现代城市形成之后,现代社会才得以确立。此后,城市作为商品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大大小小的枢纽,金融、实业、商业、行政管理在其中生长,日益滋养、激发和丰富着城市的功能。这样,城市的复杂化与现代社会的复杂化相互裹携着前进。

   城市化过程具有自己的活动逻辑,同时也要求一个与其复杂性相称的国家结构,而这并不意味着使国家机器更复杂,相反,这一进程要求国家退出对社会的不必要的干预或控制。也可以说,城市化的发育程度,制约着也反映着现代化的进展程度。如果抽去和弱化现代城市功能的作用,也就毁掉了现代社会的基因,难以想象现代化的进展将如何顺利推进。

   城市化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无东西方的差别。但是,各国的国情又各有特色,它会影响城市化的方向、速度和具体进程。俄国有究竟哪些特色呢?

   俄国的地理状况有其特点。作为内陆国家,俄国难以直接利用近代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俄国与西欧国家之间基本上要依赖大陆性贸易,在西欧国家依靠大规模的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促进了本国城市发展的时候,俄国规模有限的大陆性贸易却还难以有力地推动城市的发育发展。这一境况,是俄国长期不能形成如同西欧中世纪就出现的那种自治型城市的原因之一。

   俄国的社会结构也有其独有特色。村社是俄国历史上几经演变、先后与希腊正教文明、蒙古文明奇异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是俄国社会的基石,也是制约俄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晚近的俄国村社“米尔”已经割断了原先那种牢固、狭隘的血缘纽带,扩大了公社成员之间的交往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成员的接触,这就使它成为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并且,历史上那种集体居住共有房舍及附属园地已经成为私人财产。作为共同财产的耕地已经要在公社成员中定期进行分配耕作。这就是说,村社是一种在所有制的结构和形态上既具有公有制因素又具有私有制因素的社会结构,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农业公社既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俄国的政社合一、封闭排他、以土地公有、定期重新分配、集中居住的村社制度,使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有了社会基础。

   俄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欧文明有着显著的不同。自公元十世纪末,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并改信东正教以后,罗斯被置于东方专制主义色彩浓厚的拜占庭文化影响之下。进而,在14到16世纪,蒙古人西进,又将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带到了俄罗斯,从而极大地隔离了与西欧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联系。以村社传统制度为其存在基础的东正教伦理思想,与俄罗斯村社制度培养出来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重集体而轻个性的心理相吻合。在此情况下,俄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没有触及到沙皇专制这一牢固的政体基石。

   正因为俄国城市是在一种富有自身特色的条件下出现的,因而与西欧的城市化进程显现出了不同的趋向。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产生是由于经济原因, 而俄国城市的雏形是军事、宗教和行政中心,而非手工业、商业中心;在近代,俄国城市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混合着农业性质,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过程缓慢,也使现代因素的生成艰难,诸多环节缺失;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极权统治,村社宗法文化的长期存在,东正教伦理培育起来的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都使俄国的城市机能距现代城市有显著差距。

  

   城市现代因素的发育,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不可绕过的一环,因为这一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状况必然影响和制约国家结构的发展。国情可以各不相同,文化可以各有特色,但是,现代化最基本的元素在本质上并无东方西方之分,是绝对不可缺位的,在此,需要对俄国城市化的发育、发展及其特点做一概略的考察。

   古代罗斯的城市称“格勒”,意思是防御工事。大多数城市以贸易、种植素菜水果甚至种地为主,而不是以工业、手工业为主。在19世纪以前,不少俄国大城市虽然面积广大,但带有城乡结合的色彩。事实上,村社“米尔”的基本规则从农村蔓延、覆盖到城市。在近代,城市米尔虽然处于缓慢的瓦解中,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规则与惯性,“由人民代代相传像保护神圣的事物一样”, 使它不会马上从历史上隐去。直到很晚的年代,俄国城市“被小心地同国家其他部分隔离开。城市贫民被视为国家农奴;只有纳税人可以定居在城市里;未经许可,任何居民不得离开。……实际上由于人身束缚的普遍化,农村人口停止向城市流动,必然造成经济中本来弱小的城市部门劳动力匮乏,因此城市的未来发展受到阻碍。”   大量城市仍保留着俄罗斯乡村文明的特征, 手工业和商业在整个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相当一部分人身份不定,长期未能从农业中彻底分化出来。对国家而言,城市仅是政治行政中心,难以起到经济中心的作用。

   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始启动俄罗斯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1713年创建圣彼得堡,在迁都的同时,彼得大帝以西欧为摹本强力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马克思赞扬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不过,那一时期的学习西欧,主要在科学文化的层面而非制度的层面,“彼得参观英国的造船厂学习西方的,但是他对英国的议会不感兴趣。他为了集中政治权力,采用了瑞典教会的管理机构,但是并不关心路德教”  继而,叶卡特琳娜二世于18世纪后期进行行政改革,宣布赐予城市自治权,她还颁布法令宣布工商自由,鼓励出口。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帝国城市化发展取得重要进展。在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 1724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1796年为4% , 到19世纪初,与城市发展并行的,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俄国的发展,到1825年,手工工场数目已达5261所,工人数量达到21万人。不过,当时的雇工只有一部分是自由雇佣工人,而相当大量的是农奴 —— 是领地主之命为交帶役金而到工业企业来的,他们在数量上是工人的主力。   这也是城市及工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从总体上看,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罗斯城市发展依然有限。并且,由于封建专制的国家力量的主导作用,造成了城市对国家的从属性和行政职能的惟一化。

   19世纪六十年代农奴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俄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真正起步,并由此带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快速发展。改革前主要是富裕农民离开农村,改革后,解放了的贫困农奴大批离开农村进城,从而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和市场,俄城市化的进程也随之提速。1870年颁布《城市条例》后二十年间,城市的财政收入从1871年的1900万卢布增到1890年的5600万卢布。城市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增加,1897年,俄国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13%,1913年为18%,1897—1913年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城市职能也在发生变,其行政职能才逐渐降低,如1901年俄国775座城市中有77个省城、541个县城、157个县镇属于非行政中心。   19世纪中期成立的城市自治局,负责城市的行政、文化、教育等事务。其代表选举资格以拥有土地多寡为基础,自治局完全控制在贵族与大地主的控制之下,一些商业资产阶级人物担任了重要职务。列宁评论说:“地方自治局一开始就注定作为俄国国家行政机关这个四轮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官僚政治只有在它的无上权力不受到破坏时才容许有这个轮子存在,而居民代表的作用只限于单纯的事务工作,……政府在作了这种无伤自己的让步之后,在建立地方自治局的第二天,就开始有步骤地对它们加以约束和限制。”  地方自治改革以后,自治局在沙皇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力助发展国民教育、設立银行等,对于城市功能的发育有所推进。当然,自治局的作用与西欧的城市自治是不能相比的。

   在19世纪后期,沙皇政府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在政策上越来越倾向于扶植垄断工业企业,到90年代,官民并举的俄国的工业发展进入高涨期,在十年的时间里,工厂企业的数量增加了26%,生产总值增长了112% 。  到90年代末,俄国工业各部门中已经有了较大的私人垄断企业五十多个。在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时期,沙皇政府又一次通过土地改革法令,允许农民自由和随时退出村社,这极大地加速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分化。列宁指出:“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20世纪最初的十年,由于沙皇政府的支持,垄断组织和垄断资产阶级有了更大发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全面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南俄工商业代表大会理事马·索科洛夫斯基宣称:“我们的辛迪加现在已经把第一重要的商品大部分控制在手中”。   垄断资产阶级取得了参与国家管理和决策的权利,不少工商界巨头担任国家要职。

如果纵向比较,俄国工业化进程的确在短短数十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过,对俄国这一时期的发展及其城市化水准,需恰当估量而不宜估计过高。在废除农奴制法令的条款中,有关于地主有权将农民原有份地的3/4划归己有的规定,农民只能得到正常份地的四分之一,  这使地主占据了大量的好地;条款规定须农民缴纳份地赎金后方能获得人身自由,(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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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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