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立群:俄国城市化进程的断裂与模式选择的相关性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04 次 更新时间:2017-05-26 2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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嵇立群 (进入专栏)  

在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如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首先发生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国家,而是发生在现代化因子相对稀疏的俄国。在20年代后半期之后,苏联的国家建设单兵独进地推进工业化,呈现出非均衡现代化的局面,与之相应的是“斯大林模式”即苏联集权体制的确立。这些年来,围绕苏联模式盛衰的探讨已经相当深入,诸说不一。在本文中,笔者以近代以来俄国城市化历程为关注对象,探讨俄国城市化历程及先天不足和后来的非均衡状况的强化,以及这一状况与形成集权体制之间的关联,对于苏联集权模式盛衰起落的关键原因做出自己的解释。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经历了孕育和生长的若干年历程之后,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即“斯大林模式”终于趋于定型和巩固。从表面上看,这一体制的形成与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与历史抉择密切相关,但从更深的层次上看,这一体制的形成与俄国革命前后的社会结构状况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特别是与现代化因素发育最早最集中的城市发展状况相关。我们需要从近代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化问题入手,找到它与后来形成“斯大林模式”的内在关联。

无论东方西方,城市化都是变落后乡村社会为现代工业社会的进程,是现代化进程中无一例外的方向。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相比,古代城市(特别是东方城市)基本上首先是一个行政权力中心,而社会经济的基础仍在农村,虽然城市集市一定程度起到商品交换中心的作用,但说到底它不是经济生活之根基,与之相应的,是城市功能的相对简单。到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大生产使城市的功能日益复杂化和多元化,终而成为经济与社会生活的枢纽。在西方的历史上,城市几乎总是和自治原则有天然的联系,市场、市民、中产阶级、民主制度等也都随近代城市而发展,这种发展由量变到质变,发展到对集权的王权、封建的割据提出挑战并最终战胜它们。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整体转换,最突出地表现在城市的现代机能的增长中。工业革命发生之后,城市化急促地加快了步伐,现代因素在此过程中首先集中地与城市一同发育生长。因为工业化的过程一旦开始之后,必然首先在城市中破坏传统的前工业社会,从而加深工业社会和前工业社会的差别和对立。可以说,城市化的过程也正是变传统的乡村社会为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过程,只有在机能越来越复杂的现代城市形成之后,现代社会才得以确立。此后,城市作为商品经济和工业资本主义的大大小小的枢纽,金融、实业、商业、行政管理在其中生长,日益滋养、激发和丰富着城市的功能。这样,城市的复杂化与现代社会的复杂化相互裹携着前进。

城市化过程具有自己的活动逻辑,同时也要求一个与其复杂性相称的国家结构,而这并不意味着使国家机器更复杂,相反,这一进程要求国家退出对社会的不必要的干预或控制。也可以说,城市化的发育程度,制约着也反映着现代化的进展程度。如果抽去和弱化现代城市功能的作用,也就毁掉了现代社会的基因,难以想象现代化的进展将如何顺利推进。

城市化是现代化必不可少的重要内容,这一点无东西方的差别。但是,各国的国情又各有特色,它会影响城市化的方向、速度和具体进程。俄国有究竟哪些特色呢?

俄国的地理状况有其特点。作为内陆国家,俄国难以直接利用近代地理大发现的成果;俄国与西欧国家之间基本上要依赖大陆性贸易,在西欧国家依靠大规模的殖民掠夺和海外贸易促进了本国城市发展的时候,俄国规模有限的大陆性贸易却还难以有力地推动城市的发育发展。这一境况,是俄国长期不能形成如同西欧中世纪就出现的那种自治型城市的原因之一。

俄国的社会结构也有其独有特色。村社是俄国历史上几经演变、先后与希腊正教文明、蒙古文明奇异融合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是俄国社会的基石,也是制约俄国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晚近的俄国村社“米尔”已经割断了原先那种牢固、狭隘的血缘纽带,扩大了公社成员之间的交往范围并保持同其他公社成员的接触,这就使它成为最早的没有血统关系的自由人的社会联合。并且,历史上那种集体居住共有房舍及附属园地已经成为私人财产。作为共同财产的耕地已经要在公社成员中定期进行分配耕作。这就是说,村社是一种在所有制的结构和形态上既具有公有制因素又具有私有制因素的社会结构,如马克思所揭示的,农业公社既是“原生的社会形态的最后阶段”,它同时也是“向次生的形态过渡的阶段”,即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的过渡。俄国的政社合一、封闭排他、以土地公有、定期重新分配、集中居住的村社制度,使专制主义政治制度有了社会基础。

俄国的文化传统与西欧文明有着显著的不同。自公元十世纪末,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从拜占庭接受基督教并改信东正教以后,罗斯被置于东方专制主义色彩浓厚的拜占庭文化影响之下。进而,在14到16世纪,蒙古人西进,又将典型的东方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带到了俄罗斯,从而极大地隔离了与西欧宗教改革、文艺复兴的联系。以村社传统制度为其存在基础的东正教伦理思想,与俄罗斯村社制度培养出来的个人对共同体的依附、重集体而轻个性的心理相吻合。在此情况下,俄国历史上任何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都没有触及到沙皇专制这一牢固的政体基石。

正因为俄国城市是在一种富有自身特色的条件下出现的,因而与西欧的城市化进程显现出了不同的趋向。中世纪西欧城市的产生是由于经济原因, 而俄国城市的雏形是军事、宗教和行政中心,而非手工业、商业中心;在近代,俄国城市经济在相当程度上混合着农业性质,工业与农业的分离过程缓慢,也使现代因素的生成艰难,诸多环节缺失;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极权统治,村社宗法文化的长期存在,东正教伦理培育起来的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性,都使俄国的城市机能距现代城市有显著差距。


城市现代因素的发育,是走向现代化国家的不可绕过的一环,因为这一社会结构层面上的状况必然影响和制约国家结构的发展。国情可以各不相同,文化可以各有特色,但是,现代化最基本的元素在本质上并无东方西方之分,是绝对不可缺位的,在此,需要对俄国城市化的发育、发展及其特点做一概略的考察。

古代罗斯的城市称“格勒”,意思是防御工事。大多数城市以贸易、种植素菜水果甚至种地为主,而不是以工业、手工业为主。在19世纪以前,不少俄国大城市虽然面积广大,但带有城乡结合的色彩。事实上,村社“米尔”的基本规则从农村蔓延、覆盖到城市。在近代,城市米尔虽然处于缓慢的瓦解中,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规则与惯性,“由人民代代相传像保护神圣的事物一样”, 使它不会马上从历史上隐去。直到很晚的年代,俄国城市“被小心地同国家其他部分隔离开。城市贫民被视为国家农奴;只有纳税人可以定居在城市里;未经许可,任何居民不得离开。……实际上由于人身束缚的普遍化,农村人口停止向城市流动,必然造成经济中本来弱小的城市部门劳动力匮乏,因此城市的未来发展受到阻碍。”   大量城市仍保留着俄罗斯乡村文明的特征, 手工业和商业在整个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相当一部分人身份不定,长期未能从农业中彻底分化出来。对国家而言,城市仅是政治行政中心,难以起到经济中心的作用。

18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始启动俄罗斯国家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进程。

1713年创建圣彼得堡,在迁都的同时,彼得大帝以西欧为摹本强力推行了一系列重大改革。马克思赞扬他“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   不过,那一时期的学习西欧,主要在科学文化的层面而非制度的层面,“彼得参观英国的造船厂学习西方的,但是他对英国的议会不感兴趣。他为了集中政治权力,采用了瑞典教会的管理机构,但是并不关心路德教”  继而,叶卡特琳娜二世于18世纪后期进行行政改革,宣布赐予城市自治权,她还颁布法令宣布工商自由,鼓励出口。这一切,都使俄罗斯帝国城市化发展取得重要进展。在这一时期,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上升, 1724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3%,1796年为4% , 到19世纪初,与城市发展并行的,是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在俄国的发展,到1825年,手工工场数目已达5261所,工人数量达到21万人。不过,当时的雇工只有一部分是自由雇佣工人,而相当大量的是农奴 —— 是领地主之命为交帶役金而到工业企业来的,他们在数量上是工人的主力。   这也是城市及工业发展受到限制的原因之一。从总体上看,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俄罗斯城市发展依然有限。并且,由于封建专制的国家力量的主导作用,造成了城市对国家的从属性和行政职能的惟一化。

19世纪六十年代农奴制度的废除,标志着俄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真正起步,并由此带动了城市化的进程快速发展。改革前主要是富裕农民离开农村,改革后,解放了的贫困农奴大批离开农村进城,从而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和市场,俄城市化的进程也随之提速。1870年颁布《城市条例》后二十年间,城市的财政收入从1871年的1900万卢布增到1890年的5600万卢布。城市数量增多,城市人口增加,1897年,俄国城市人口比重上升到13%,1913年为18%,1897—1913年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2.3%。城市职能也在发生变,其行政职能才逐渐降低,如1901年俄国775座城市中有77个省城、541个县城、157个县镇属于非行政中心。   19世纪中期成立的城市自治局,负责城市的行政、文化、教育等事务。其代表选举资格以拥有土地多寡为基础,自治局完全控制在贵族与大地主的控制之下,一些商业资产阶级人物担任了重要职务。列宁评论说:“地方自治局一开始就注定作为俄国国家行政机关这个四轮马车的第五个轮子,官僚政治只有在它的无上权力不受到破坏时才容许有这个轮子存在,而居民代表的作用只限于单纯的事务工作,……政府在作了这种无伤自己的让步之后,在建立地方自治局的第二天,就开始有步骤地对它们加以约束和限制。”  地方自治改革以后,自治局在沙皇政府允许的范围内发挥作用,力助发展国民教育、設立银行等,对于城市功能的发育有所推进。当然,自治局的作用与西欧的城市自治是不能相比的。

在19世纪后期,沙皇政府实行国家干预经济的方针,在政策上越来越倾向于扶植垄断工业企业,到90年代,官民并举的俄国的工业发展进入高涨期,在十年的时间里,工厂企业的数量增加了26%,生产总值增长了112% 。  到90年代末,俄国工业各部门中已经有了较大的私人垄断企业五十多个。在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时期,沙皇政府又一次通过土地改革法令,允许农民自由和随时退出村社,这极大地加速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分化。列宁指出:“这项法律所遵循的是资本主义演进的路线,它促进和推动这一演进,加速对农民的剥夺,加速村社的瓦解,……这项法律无疑是进步的。”    20世纪最初的十年,由于沙皇政府的支持,垄断组织和垄断资产阶级有了更大发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经全面控制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当时,南俄工商业代表大会理事马·索科洛夫斯基宣称:“我们的辛迪加现在已经把第一重要的商品大部分控制在手中”。   垄断资产阶级取得了参与国家管理和决策的权利,不少工商界巨头担任国家要职。

如果纵向比较,俄国工业化进程的确在短短数十年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不过,对俄国这一时期的发展及其城市化水准,需恰当估量而不宜估计过高。在废除农奴制法令的条款中,有关于地主有权将农民原有份地的3/4划归己有的规定,农民只能得到正常份地的四分之一,  这使地主占据了大量的好地;条款规定须农民缴纳份地赎金后方能获得人身自由,农民在与地主订立书面契约时需一次性支付赎金的20%-25&,其余部分由国家贷款给农民一次性支付赎金的其余部分,而后在每年向国家还6%,49年还请。至1905年,农民所教赎金达到20亿卢布之巨。  如此,农民不仅失去大量土地,又背负上深重的还贷包袱。尽管他们从地主那里获得了人身自由,却又变成了国家的奴隶。并且,农奴制残余如工役制、对分制大量保留,农奴制地主经济通过走“普鲁士式”的改良之路,缓慢地转为资产阶级的容克经济 。在此情况下,资产阶级和沙皇政府之间形成了这样的关系 —— 资产阶级需要专制政府通过国家手段保护和鼓励其发展,而专制政府也需要依靠资产阶级的资助来稳定其统治,如此,城市化就不可能以如西欧诸国的成熟常态那样发育。

如果将俄国与西欧诸国作横向的比较,则会看到受传统力量干扰的俄国城市化发育进程相对迟缓。英国1801年为26%,1900年猛增到75%,人口比重提高了49个百分点;美国1800—1890年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29个百分点;而俄国从1811至1917年,城市人口比重提高了11个百分点。英国的城市人口在英国的城市人口早在1851年就超过了农村人口,达到了全国人口的51%,1861年达到62%,1891年达到72%,法国在同期达到37%,  德国工业革命发生的时间晚,但城市化的速度很快,1891年,德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村人口,到1900年,城市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就达到了54%。而俄国,工业革命最晚,城市化进程也相对迟缓,到革命前夕的1914年,俄国经济最发达的欧洲部分,城市人口也只不过占到了全部人口的15% ;西伯利亚地区更低,只达到12%,  俄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显然,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仍然落后于西欧资本主义现先行国家,到1917年二月革命前尚未完成经济的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也跛足而行。

从当年城市人口统计反映出的社会结构状况,也可以说明俄国城市的特色及大趋势。其一,教士的相对比重下降。从统计看,1737年教士为2.86万人,占欧俄市民总数的2.4%,1870年为6.61万人,占欧俄市民总数的2% ,教士相对比重逐渐减少。  这说明世俗权力在城市里的强化。其二,俄国享有特权等级的人数增长,到19世纪末的1897年,贵族和官员人数继续增长到65.2万人,占城市人口的7.3% 。  这一部分人口的增长,说明国家机关在城市生活中作用提高。其三,军人数量比重很大。军人数量受形势影响而波动甚大,但总体上占比例相当大。在1870年,军人等级比起僧侣、贵族和官僚的总和还多,为40.2万人,占市民的12.1%,   1874年实行普遍兵役制后,军人占市民的比重才急剧减少,1897年军人占市民的7%。。其四,和西欧城市相比,农民是俄国城市人口中重要的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86年改革后,获得自由的农民大量涌入城市,其在城市人口中的比重上升,由1870年占30.9%增至1897年占50.3%。

1861年改革前后农民进城的情形有所不同。改革前主要是富裕农民离开农村,改革后则主要是破产、贫困的和渴望摆脱困境绝望的农民离开农村。农民进城采取两种形式,一种是合法形式,农民取得经商农民地位,享有公民权,但数量很少。另一种是非法形式, 由于俄国农业以自然经济为主,城市网也过于稀疏,导致商业联系困难,渗入城市的农民的绝大部分得以以非法形式从事工商业。尽管农民转入城市困难重重, 市民成分因农民补充而发生重要变化, 本应在城市化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市民,人数少且贫困者居多,没有农民帮助,客观上无力保证城市经济的正常运转。

总之,近代俄国在传统城市的基础上逐渐转型,特别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城市化进入集约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城市由主要负载农业、军事、行政职能开始向主负载商业、工业和混合的现代职能转化;另一方面,俄国的经济高涨和政治高压互为前提,村社崩解与传统残余顽固存留并行,俄国城市化进程表现出了现代性的先天不足或残缺不全,因而步履蹒跚,表现为显著的非均衡现代化局面。


十月革命为俄国的现代化开辟了新道路。十月革命首先是一场政治革命,它为进一步的社会革命与经济革命打开了大门,俄国现代化的进程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一个与西欧的现代性发育程度远不能相比的国家,能不能在城市现代因素成长不足的情况下,不经“补课”就径直走上现代化的快行道?苏联的历史经验表明——不能。如果一个国家的历史土壤和传统与哺育现代因素的要求相冲突,唯有努力冲破旧藩篱,精心孵化现代新因素,而不能揠苗助长。在这一点上,列宁曾经进行过曲折探索。

苏维埃政权刚一诞生,就着手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数以千计的工人、士兵和平民出身的人进入国家机关工作。在建设新国家的实践中,列宁清醒地意识到,当时要摧毁的并不是旧国家机器的一切环节,因为除暴力机关外,还有“不完全是国家的”机关,如银行、邮局和消费合作社等等,列宁认为:“这个机构决不可以也不用打碎,应当使它摆脱资本家的控制,应当割去、砍掉、斩断资本家影响它的线索,应当使它服从于无产阶级的苏维埃,使它成为更广泛、更包罗万象、更具有全民性的机构。”  苏维埃政权一开始就把银行收归国有,又实行了运输业和对外贸易的国有化,进而对私有企业实行工人监督制度。施行工人监督原是一条和缓的发展之路,可以依托原有的发展惯性平稳前行,有利于社会经济循着常态发展。尽管革命前夕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认为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终点,但在1918年春天,列宁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具体计划时,他实事求是地指出,俄国经济包括有多种社会经济结构的成分,在争取社会主义胜利和反对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斗争中,苏维埃政权应该利用国家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里面并没有包含任何使苏维埃政权感到可怕的东西”。  他力图在社会主义目标和俄国的社会实际之间找到一条适宜的道路,找到一个最容易实现目标的结合点。依列宁的上述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将可能使原有的城市功能平稳顺利地附着于社会主义的机体上。

利用高薪聘用资产阶级专家,到社会主义企业或管理机关工作,原本是当时列宁的主张,的确有一批白领管理者、技术官僚、银行职员等被留用。然而,资产阶级及旧职员的怠工和对抗,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内战的发生,使上述主张未来得及很好地完成;也逼使苏维埃政权及早直接地实行全面国有化,并施行了以余粮征集制为代表、以“直接过渡”为目标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在城市里,消费品定额分配在事实上取消了货币流通;号召居民将货币存入银行。工厂企业的国有化迅速进行,1918年末,主要工业部门的最大企业已经掌握在国家手中。1919年底又颁布法令,规定一切私人和团体所有的工业企业全部归国家所有。到1920年,工业国有化已经完成。事实上,这就是把社会主义必须消灭商品经济的观点付诸实践。这一过程是急迫仓促的,原有的发展惯性不得不被打断和被迫转向。社会与经济生活在整体上依仗于政治权力。终于,城市除了作为权力中心和依靠直接从农村“征集”获取而立足外,现代城市的原有诸阶层因流亡、失业、强制劳动或成为反革命几近消失,甚至大量工人也因一度几乎无“工”可作,不再作为一个直接从事物质生产的城市阶级而存在,以城市为代表的社会结构一度几乎崩解,一时间几乎只剩下形式上的空壳,从某种意义上说和农村没有什么差异。然而,经济与社会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止运转,在市场机制几近消失、城市现代职能残缺的情况下,必然是行政力量代行其职能。

战时共产主义推行三年,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在战争临近结束时逐渐出现裂痕,终致经济陷于困境,也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至此,列宁从实践中总结出新的理论结论,充分估计到相对落后的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清醒地指出:“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要的过渡时间就越长。”  1921年春,在列宁的力主下,俄共(布)十大作出决定——放弃“直接过渡”,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似乎是“向后转”的转向,提供了沿正常路径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历史机遇,也为现代性因素继续正常发育成长提供了条件。

在迈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列宁明确主张利用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为说明这一点,他写过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他坚持以商品交易替代产品分配,强调指出:“商业正是我们无产阶级国家政权、我们居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他明确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多种形式,如租让制、合作制等发展生产。在迈向新经济政策的时候,决定城市经济运行方式、体现集权的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原领导的52个管理总局缩减为16个,   相应的,国家包管的企业由37000家急降至4500家, 大量企业进入了市场活动,城市里的现代经济因素慢慢地复苏、生长了。正是在列宁思想的引导下,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城市及其商业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

然而,不过数年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因主客观诸因素的作用又放弃了新经济政策。

在历经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的数轮盘桓探索与转换之后,斯大林没有持之以恒地着力“补课”和培育城市现代机能,而是自觉不自觉地做出了以顺应传统来避开困境的选择,即在旧俄集权传统的基础上,简单化地以集权的经济与政治体制填补、替代城市现代性的缺位,弥补城市现代机能的缺位,进而导致苏联长期处于非均衡现代化状态。城市现代功能不足的苏联朝着“全能控制”国家的方向发展,在苏联终于形成了以计划经济为基础、以高度集权为特征的“斯大林模式”。这是一条追求速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然而,强力的国家结构并不能完全弥补其社会结构的发育缺陷,更不能替代正常社会结构的必要功能。后来苏联在其发展道路上发生了诸多问题,从深层根源来说,莫不与此相关。

从历史过程看,苏联高度集权模式的最终形成,似乎是在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是最集中最统一的经济”思想指导下自觉选择的产物。但事实上,选择本身是有前提的,这一前提就是苏联的国际环境、发展目标与原有发展基础的矛盾。其中,城市化进程的发展状况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基础。城市的现代社会诸机制发育不足,行政力量便轻易地填补、替代、膨胀,进而几乎覆盖一切。这其中,有两个值得注意的重要因素:

首先,严峻的国际环境,使苏联以“强行军”的方式走上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之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略有恢复的苏联城市,其贯常机能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与战略目标之间形成了相当大的落差。在此情况下,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没有积极推进城市及其现代经济功能的“补课”,而是以揠苗助长的方式,做出径直以行政力量替而代之的抉择,终致权力配置高度集中与经济运作简单化有机结合的“斯大林模式”成型。在这一体制的掩饰下,现代性严重缺失的非均衡现代化局面被长时间地延续着。

十月革命胜利后初期,革命风暴曾经席卷欧洲多个国家。列宁曾寄希望于世界革命。但是,一时的革命风暴未能如设想的那样使世界革命在短时期内胜利,在1924年斯大林执政时,苏联事实上已经处于资本主义的包围中,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孤岛。斯大林认为:“整个欧洲都在准备力量和重新部署力量。……而新的战争是不能不波及我国的。”  斯大林认定:“帝国主义阵营中武装干涉趋向的加强和战争的威胁(对苏联的威胁)就是目前形势的基本因素之一”。  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和战争威胁下,应对早晚要发生的战争成为苏联压倒一切的历史使命。1925年联共(布)“十四大”提出通过高积累、高投资、高速度政策实现工业化的方针。在此背景下,原本市场机制发育虚弱的城市难以承担快速发展经济以应对战争的使命,以市场机制为重的新经济政策开始被放弃。并且,斯大林将社会主义经济认定为“最统一最集中的经济”的思想加速了这一转向。1926年底召开的联共(布)十五大成为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发生大转向的转折点。从1928年开始,以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目标的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农业全盘集体化也以很快的速度完成。在这期间,城市职能与国家体制之间发生着不断强化的负面互动:一方面,历史上发育不足的城市现代职能难以承担苏联高速发展经济的战略要求,从而导致不断以寻找其替代机制;另一方面,初步形成的集权体制导致苏联在发展中进一步绕过了成长中的、正常的现代城市职能。城市不再是多样化经济生活的中心, 它以非现代经济的、非市场化方式运行,其发展的自我调节机制逐渐萎缩,完全服从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统一调控,成为分化有限、职能简单的行政指挥中心。与此同时,在短短的数年内,以1936年苏联新宪法的颁布为标志,高度集权的苏联体制形成。

其次,向高度集权体制的转向之所以顺利,还与旧俄资本主义发展中工业的官办特点突出有关,旧俄官办企业的不太依赖城市现代职能的非市场化背景与后来斯大林时期非市场化的国有工业在背景上潜接暗通,从而使苏联在二十年代末以后滑向集权体制具有一定的自然性。

旧俄资本主义并没有充分经历自由竞争的阶段,国家集中掌握了主要为国防服务的大型官办企业,这些企业实际上并不考虑利润,而是依赖国家订货而立足。到十月革命前,俄国大机器工业工人数量的60%集中在500人以上的企业里工作,且大部分地处彼得格勒、中部工业区的大城市,以彼得格勒为例,该地区40万公认,占了全俄国产业工人的12%。1917年初,主要为国防服务的工厂里的工人人数占了全俄金属加工业全体工人总数的三分之一。  革命后的俄国,接过的城市及工业正是这样一个状况。很快,先是全部大企业而后连同所有中、小型企业被收归国有。这些企业的主体——大企业,先天地具有非市场化的基因,在历史上就与现代城市的金融、商业等正常功能无太大关联,国有化以后,又恰溶入战时共产主义的环境,使其非市场化的历史基因得以传承。

短时期的新经济政策对这些大企业非市场化色彩的改变是有限度的。因为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在减少了大部分的包管企业后,直接管理的企业只剩下4500家,这些企业的前身主要正是旧俄的官办大企业。  在实施新经济政策期间,国家有效管理这四千多家企业仍有困难,又不愿完全放弃对这些企业的直接监管和控制,于是决定将相当多的大企业联合成为经济核算制的实体,即经济托拉斯。以后,又为取得市场上强有力竞争地位,建立了具有工业品垄断销售性质的组织——辛迪加,到1923年底,仅二十个辛迪加就囊括了50%的国营大企业。  具有垄断性质的辛迪加的组成,因国家政策上毫无控制而起到了不良作用。大企业与国家相互依托的“父子关系”藕断丝连若隐若现,使大企业在历经新经济政策的数年间,仍然保留了久远的旧俄传统基因,以至于后来很快就能自然地适应行政化的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

在上述若干因素的影响与合力作用下,苏联没有能够持续地沿着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走向,利用一定程度上复苏了的日渐复杂化的现代城市机制,使苏联走向均衡发展的现代化,而是以超高速地实现重工业化为直接目标,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最集中最统一的经济”的理论阐释下,转向了以计划经济与行政手段互为表里的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无庸讳言,集权的“斯大林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起到过一定作用,在一个短时期内以举国之力迅速地发展了重工业——尽管是产业结构失衡的“畸形工业化”,但对于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中、国际环境险峻的苏联来说,这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也正是有了迅速发展起来的重工业及其军事工业,苏联才可能在不久后发生的卫国战争中最终战胜法西斯德国。然而,这一体制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在这一体制下,本应富含现代性的城市功能进一步被自上而下地窒息。城市社会结构的复杂性、多元性是乡村社会所不能比的,因而也比乡村社会具有大得多的脆弱性,其在漫长岁月里成长而成的结构,一旦被摧毁就很难自然地恢复,城市功能被长时期地简化,进一步滋养和提供了集权的计划体制绵延生存的环境与土壤。这样,城市功能的弱化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彼此推动,从而在一个长时期里堵死了苏联朝着均衡现代化方向前进的路径,以至弊端百出,积重难返,后来的数轮改革都未能从根本上奏效。


历史明表,苏联集权体制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就社会结构来说,城市化及其现代机能的发育状况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因素,革命前的先天不足和革命后的后天失调,双重原因促动着苏联集权模式的确立。无论这种集权模式在追赶现代化的“强行军”中怎样地风光一时,终究因其弊端重重而走向式微。历史给予我们的教训是,现代化不存在可以“绕行”的捷径,如果缺少了富含现代性新机能的城市的全面发育,不能沿着均衡发展之路推进,则单兵独进的非均衡现代化最终会陷于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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