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志田:古今与中外的时空互动——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726 次 更新时间:2004-12-07 11: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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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 (进入专栏)  

  

  摘要:20世纪前30年间,中国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持续的学术和思想观念竞争进程,其中形成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至少有四次,本文从思想视角考察整理国故的口号初起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中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学术的部分,首先检讨争论双方的观念本身,其次将此次论争置于当时思想言说之中进行考察,侧重于各类读书人观念的异同,最后从时人关注的古今中外的时空互动角度简单分析这次论争的史学启示。

  

  五四后兴起的“整理国故”的努力,以其影响范围的广阔和参与者的众多,大致可以算作一场“运动”;虽然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中不时被提到,但不知为何迄今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陈以爱最近关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新著虽然仅选取一个机构在一段时期(1922-1927)里的发展进行探讨,或可说是这方面第一部比较详细的专著。此前则较有份量的论文多侧重于提倡整理国故最力的胡适,然数量也不多。新近一些学术史研究对此有较前更具体的关注(即不仅是提及而已),但系统的专门研究仍待来者。

  

  一般所谓的新文化运动本来是以反传统著称的,却很快转入“整理国故”之中,这是一度为新文化人普遍赞同,不久又引起运动内外疑惑的一个大转变。何以会如此呢?新文化运动的早期研究者伍启元解释说,“要提倡新文化,就不能不对旧文化有所认识;要打倒旧文化,更应先明白旧文化为什么要被打倒。所以新文化运动者就不惜用他们的时光,用他们的智力,用他们的新方法,向故纸堆中去研究。”陈端志基本照抄这段话后赞同说,“整理国故”是新文化运动“不可越过的一种步骤”。

  

  两人的著作都是20世纪30年代前期对新文化运动总结性的研究, 他们都至少部分误解了整理国故的主要提倡者胡适在当时的本意, 这可能因为胡适自己到北伐前后也转变了态度,将整理国故更多与“打鬼”联系起来,导致30年代初这些研究者也以一种“新眼光”来认识此事;但两人的解释也可能反映了后五四时期学生一辈人自己对于整理国故的认知。或者即因为整理国故在北伐后已有这样与原意有相当出入的认知,更主要是因为缺乏第一手的研究,学术界后来对整理国故的陈述和诠释一方面相当多样化,同时又往往多是点到为止的空论。

  

  其实整理国故的主张甫提出便引起了争议,这次论争是从清季开始的系列论争的一部分,它上承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虽然官方与民间的具体取向相当不同)及由此而起的争论,下启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同时及北伐之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讨论;几次论争都以学术为题,却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而形成了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其实相关的讨论几乎是持续未断的,所谓“几次论争”不过指参与者相对集中的几次高潮而已)。这些论争有的已为学者所注意然而语焉不详,有的则较少受到学者的关注;虽然几次论争的观念可见明显的传承(当然也有变化),尤其是各次论争的核心关注点基本一致,但既存研究中基本未见将其联系起来思考和讨论者。

  

  近代中国士人面临西潮冲击,在中国已由文变野、实际处于“世界”的边缘甚至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之下,多数中国读书人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由于中国传统对“学”的强调,这个问题无时不刻与“学”相关(这是民初读书人常能从“物质”上看到“文明”的一个重要潜因);反之,当许多人说“学”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关注的又决非仅仅是学术,而是远更广阔的国家民族存亡和发展的大问题。因此,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近三十年的发展演化进程不仅需要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梳理探索(这方面的研究仍相当薄弱),而且应该从思想史(有时甚至包括社会史)及思想与学术互动的角度考察分析。

  

  本文即是从思想视角考察几次论争的系列论文之一,仅侧重于整理国故的口号初起时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中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学术的部分,纯学术层面具体怎样“整理”国故的内容将另文探讨;即使在思想论争范围内,后来发展出的整理国故是为了“打鬼”的观念此时虽已见端倪,也归入讨论这一观念的专文之中。尽管这次论争涉及的材料其实并不稀见,而且参与这些论争的人物(特别是新派人物)大多数已“青史留名”,但他们的具体言论似乎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 本文采取回向原典的方式,重新认真阅读和分析这次论争的文字,既重视双方观念本身的异同,也关注不同观念竞争的过程。在处理史料时尽量平心对待双方的言论和观念,给双方以尽可能均等的“发言权”,希望能重建出一个比较接近原状的观念竞争进程,以增进对昔人心态、观念及时代关怀的认识和了解。

  

  1、“国”与“故”的地位

  

  新文化运动时期最早比较系统地讨论研究国故的一篇文章是北大学生毛子水在1919年写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他的一些论点成为后来争论中的焦点,而另一些观点则为后来支持整理国故者所重申(然态度比毛更具同情)。毛的文章很快引起另一北大学生张煊的反击,在《国故》第三期发表了《驳新潮国故和科学的精神篇》的专文。据毛子水的看法,张的目的就是“要把‘国’和‘故’争一个地位”。 此虽未必完全是张的本意,但大致提示出这次论争的确继承了《国粹学报》时期那一代清季士人的关怀。此时“国粹”已成为一个有争议的词汇,所以被一个价值更为中立的名词“国故”所取代,但争论的双方特别关注的仍是前已引起争议的国故与欧化的关系。

  

  不少学者已注意及毛、张二人的辩论,惟细致探讨双方观念异同者似尚少见。仔细阅读争辩双方的文字会发现,他们的关怀和忧虑在很大程度上相当一致,即关注“国”的地位。在“西方”大约等同于“世界”并确实掌握着所谓“话语权势”的时代,“国”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中国学人自己可以通过讨论解决的问题,所以他们的分歧所在,也就是其真正侧重的具体问题更多还是怎样对待和处理“故”这一方面。

  

  认为“现代”与“古代”根本不相容是五四新派普遍持有的学术观念,毛子水就强调:“我们是我们——是现在时候的人,古人是古人——是古代的人”。 与前些年一些号称继承五四精神的学人欲将传统“创造转化”非常不同的是,五四人正要将传统送进博物院,不许其在新时代里延续。顾颉刚晚年论其古史研究的意义说:“我们现在的革命工作,对外要打倒帝国主义,对内要打倒封建主义,而我的《古史辨》工作则是对于封建主义的彻底破坏。我要使古书仅为古书而不为现代的知识,要使古史仅为古史而不为现代的政治与伦理,要使古人仅为古人而不为现代思想的权威者。换句话说,我要把宗教性的封建经典——‘经’整理好了,送进了封建博物院,剥除它的尊严,然后旧思想不能再在新时代里延续下去。” 此文写在文革结束后不久,虽有点特意从“革命工作”的角度诠释古史辨的时代特征,但基本观念大致符合他的一贯思想。

  

  在《新潮》主将傅斯年眼中,顾颉刚的作用正在于此。傅在1927年说:“稚晖先生每提到洋八股,常常牵骂到斯年身上,久思抗议而无机会”。其实他自己对洋八股向主铲除,而“杀洋八股之釜底抽薪法,在把凡可为八股之材料,送入博物馆去”。所以他才欢迎“顾颉刚一类贤者”到其主持的中山大学文科来。“八股”在这里是一个含义非常宽泛的象征,大致就是后来所说的“传统”之负面称谓。将中国固有的“可为八股之材料送入博物馆”当然比吴稚晖主张的将国故“丢在毛厕里三十年”要温和得多,但两者的思路是相同的,且前者恐怕更易为一般人所接受,的确是“杀洋八股之釜底抽薪法”。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吴稚晖、傅斯年等那时要反对或打击的已不是纯八股而是“洋八股”,前者已基本退出时代的思想言说中心。这一思想领域的权势转移大致是新文化人的共识,毛子水也认为,时人对国故最大的两种误解之一就是“国故有神秘不可思议的技能:欧洲的学术,国故里面没有不备的,而国故里面有许多东西欧洲是没有的”。这“或是因为爱国心胜过诚实所致,或是因为‘夜郎人自大’的脾气所致,或是‘没有读书’的结果”。不过他觉得“这个错处容易明白,我们亦就不多说了”。 这就是说,咸同时一些晚清人主张的中学胜于西学这样一种“纯八股”观念已不能在民初的思想言说中立足而参与思想竞争,主张完全回向传统的取向即使存在,也已没有多少反对或打击的必要了。

  

  但中学虽未必胜过西学,两者是否可以正面竞争或实际是否处于正面竞争之中呢?清季出现的“学战”观念显然认为这样一种文化竞争是存在的。由于失败的“中学”先后改换为“国粹”或“国故”的表现形式重新进入中国思想言说的中心,一些新文化人以为此时“八股”又因“洋”的包装和支持隐而复显,两者的结合对中国的发展构成新的甚至可能是更严重的“威胁”。吴稚晖便认为“洋八股自是一种当行出色的新国粹”,他最担心的是,“若真真把线装书同外国文学配合成了洋八股,当此洋功名盛到顶点时代,那就葬送了中国,可以万劫不复。” 在西学掌握“话语权势”的时代,中国传统若有西学为之正名,就难以破除打倒了,这才是吴所惧怕的。

  

  “欧化”本是新文化人追求的目标,“洋八股”中“洋”的部分自然毋需打击。毛子水明确提出学术研究的“正当”与“合法”问题说:“要达到究竟的真理,须照着正当的轨道;但是中国过去的学者,就全体讲起来,还没有走入这个正当的轨道”。他以为,“我们在现在的时候要研究学术,应当研究合法的学术。因为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方法就是科学的方法,所以科学——广义的科学——就是合法的学术。因此,我们现在要研究学术,便应当从研究现代的科学入手”。中国的国故则“不是研究学术的最正当的法门”,因其不是用科学的方法所得的结果,所以“不能算得合法的学术——只可以算得未成形的科学”。国故当然也可以整理,然不过借此“得着一种研究现代科学的参考品”而已。

  

  且学术的正当性恰落实在“近世科学的形式和方法”之上:“《孙子》的兵法、《内经》《伤寒论》的医术、《本草》的药物、《齐民要术》的农艺,都并不是没有经验的说话,但是哪一种是有近世科学的形式和方法的呢?”这里所谓“近世科学”的西方特性是非常明显的,毛子水以“中国古代大多数读书人心力所会萃的”政治方面的学术成就为例说,“我们能够在中国古书里面寻出一种像现在欧洲学者讨论政治的书籍的么?《群书治要》《资治通鉴》等,何等的庞然大物,但是就条例而言,还要比《小戴记》里面的《大学》低几等。不过《大学》亦只是一种古代国王教育的课程单,并不能算得有系统的政治学。至于周秦诸子,大多数只讲一种政治的手段,也不能算得有系统的学术。”

  

  政治已是中国古代学术的最强项,而其地位不过如此。毛子水所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以西例中的评判方式。以“现在欧洲学者讨论政治”的“形式和方法”为评估标准,中国的传统政治典籍自然算不上“有系统的政治学”。他进而以医学为例论证研究学术的正当与合法说:“根据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病理学、细菌学及分析化学等而谈治病的,就是医学的正轨。虽然现今欧洲的医术不能说得已经达到究竟,但是设使医术果有一个究竟的地方,必定是从这个正轨走去的。倘若一定要迷信五藏属五行的原理,靠着寸、关、尺脉息的分别,恐怕一万年也达不到医术的究竟。” 中医是否科学甚至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是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一个反复辩论的题目,如果必须以毛所举出的细菌学等西式学科为判断依据,“寸、关、尺脉息”的确是一万年也决不可能成为“科学”的。

  

  近代西方的学科分类及其“形式和方法”成为是否“科学”的评估标准后(注意这一标准是既存于西方且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因而科学本身的创新性和开放性实已大打折扣),中国所有的既存学术实际上都面临着一个取得科学“资格”的问题。与毛子水思路相同而取向相异的,是后来不少“整理国故”者努力依据西学的“形式和方法”来“证明”中国传统学术也可以算“科学”。 以此新标准衡量,“中国的学术史,就重要的方面讲起来,不要说比不上欧洲近世的学术史,还比不上希腊罗马的。讲数学名学等历史的人,必定首先讲到希腊诸学者;讲民法的人,亦必研究罗马法。这样的例,在我们的学术史里面,实在寻不出来”。 这里最可见“话语权势”的转移,“民法”当然只能溯源到罗马法,“数学”(今日数学已成通称,但那时“数学”还是个取代“算学”的新名词)也自然联系到希腊;只要大家讲的是西学,自不会往中国学术史里找渊源。

  

  这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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