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萍:新文化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开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0 次 更新时间:2022-03-10 08:5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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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萍  

  

摘要:从起源学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转出来的。这一转出,以十月革命胜利与五四运动为契机,在思想层面上经过了三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这个环节上,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的传播与中国道路的思考紧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起点。第二个环节是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究唯物史观。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经济学为基础,阐发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建构了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方法论。第三个环节是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在这个环节上,李大钊、陈独秀在世界经济、政治变动的平台上,联系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运动,探讨中国革命的问题,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新文化运动正是在这三个环节上凝练出中国道路的内在精神,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建构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开展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中国道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作者:何萍,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湖北武汉 430070)。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1期。

  

   目   次

  

   一、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

  

   二、从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到研究唯物史观

  

   三、从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到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在探讨中国道路中展开的,它的思想起点是新文化运动,但是,新文化运动最初只是思想启蒙,并没有明确地提出中国道路的问题。中国道路是随着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而提出来的,这期间以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为界,形成了三个节点:第一个节点发生于1915−1916年;第二个节点发生于1917−1920年;第三个节点发生于1924年。这三个节点又以第二个节点为中介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第一个节点到第二个节点,这是中国道路的思想形成时期;第二个时期是从第二个节点到第三个节点,这是中国道路的理论形成时期。思想的形成是中国道路的内在精神的建构,理论的形成是中国道路的理性建构。本文将研究的重心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思想形成,即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节点到第二个节点的变化上,着重论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从高扬“科学”与“民主”转而研究唯物史观的,阐明唯物史观的研究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观念形成的作用。

  

   一、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

  

   从高扬“科学”与“民主”到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是新文化运动从第一个节点到第二个节点的主线,而把这根主线连接起来的,有两个因素:一个是“科学”与“民主”的内在精神;一个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

  

   所谓“科学”与“民主”的内在精神,就是陈独秀在创办《新青年》时主张的青年精神。在《新青年》创刊号的首篇文章《敬告青年》中,陈独秀把他称赞的青年精神概括为:“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这段论述表明,陈独秀所称赞的青年精神就是强调社会变革的内在必然性。他把社会变革的内容概括为六个点:第一点,“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第二点,“进步的而非保守的”;第三点,“进取的而非退隐的”;第四点,“世界的而非锁国的”;第五点,“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第六点,“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所概括的这六点,是基于他对19世纪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了解。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陈独秀把近世文明的特征概括为三点:“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陈独秀认为,这三大特征都源于法国大革命,是法兰西民族为人类历史发展作出的卓著贡献,但它们又不为法国所独有,而是具有世界历史的普遍性。他在论述“人权说”时指出,美国的《独立宣言书》与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的原则是一样的,两者都力主推翻君主贵族统治,建立现代民主社会,以独立自由人格和人人平等为现代文明的原则;在论述“生物进化论”时,他追溯了英国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产生对于批判迷信神权的意义,论证法国的拉马克的《动物哲学》是达尔文的生物论的发展;在论述社会主义学说时,他区分了资产阶级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把资产阶级革命定义为“政治革命”,把社会主义革命定义为“社会革命”,强调社会主义革命是“反对近世文明之欧罗巴最近文明”,因此,社会主义学说是近代文明最先进的科学。由此,他考察了社会主义学说自法国大革命以来在欧洲的发展:

  

   其说始于法兰西革命时,有巴布夫(Babeuf)者,主张废弃所有权,行财产共有制(La communaute des biens),其说未为当世所重。十九世纪之初,此主义复盛兴于法兰西。圣西孟(Saint-Simon)及傅里耶(Fonrier),其最著称者也。彼等所主张者,以国家或社会为财产所有主,人各从其才能以事事,各称其劳力以获报酬,排斥违背人道之私有权,而建设一新社会也。其后数十年,德意志之拉萨尔(Lassalle)及马克斯(Karl Marx),承法人之师说,发挥而光大之。资本与劳力之争愈烈,社会革命之声愈高。欧洲社会,岌岌不可终日。财产私有制虽不克因之遽废,然各国之执政及富豪,恍然于贫富之度过差,决非社会之福;于是谋资本劳力之调和,保护工人,限制兼并,所谓社会政策是也。晚近经济学说,莫不以生产、分配相提并论。继此以往,贫民生计,或以昭苏。此人类之幸福,受赐于法兰西人者又其一也。

  

   从这段论述中,不难看出,陈独秀高扬的“科学”与“民主”,虽然出自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说,但其内容早已超越了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说,而包含了直到19世纪末的世界历史发展的内容,尤其是包含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以及在这一学说指导下的欧洲工人运动。由此可见,陈独秀高扬的“科学”与“民主”精神中就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这种精神就是新文化运动接受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的思想基础。

  

   然而,“科学”与“民主”精神中包含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只是为新文化运动从第一个节点向第二个节点转化提供了可能性,而真正使这种转向成为现实的,还是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十月革命的胜利和五四运动的爆发使中国人看到了帝国主义战争给世界、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看到了社会主义给世界、给中国带来的希望。于是,中国人看待社会主义的态度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此之前,中国人眼中的社会主义不过是西学,即便是在陈独秀那里,社会主义学说也只是西方近世文明中的一个特征。在这里,社会主义只是当作西方近代社会的一个文化要素,并没有与中国道路联系起来理解。十月革命的胜利促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思考中国的前途和中国道路的问题,而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广大青年学生和人民大众对美帝国主义幻想的破灭和对俄国十月革命道路的赞同。从这时开始,新文化运动从醉心于文化变革转向了热衷于政治革命。陈独秀在1919年5月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0号上痛斥了公理的虚伪性,指出在公理的背后实则是党派的利益和权力的制衡。他写道:

  

   上海的和会,两方都重在党派的权利,什么裁兵废督,不过说说好听做做面子,实际上他们那里办得了。巴黎的和会,各国都重在本国的权利,什么公理,什么永久和平,什么威尔逊总统十四条宣言,都成了一文不值的空话。那法、意、日本三个军国主义的国家,因为不称他们侵略土地的野心,动辄还要大发脾气退出和会。我看这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的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若是靠着分赃会议里那几个政治家外交家,在那里关门弄鬼,定然没有好结果。

  

   事隔三周后,陈独秀在1919年5月2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3号上发表了《山东问题与国民觉悟−对外对内两种彻底的觉悟》一文,指出巴黎和会唤起了中国人的两大觉悟:一是“不能单纯依赖公理的觉悟”,二是“不能让少数人垄断政权的觉悟”。他呼吁:“由这彻底的觉悟,应该抱定两大宗旨,就是: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从陈独秀提出的两大觉悟和两大宗旨中,我们可以看到,经历了五四运动后的陈独秀已经从谈新文化走向了谈政治,从谈公理转向了谈强力、谈革命。在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第7卷第1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本志宣言》,声明了《新青年》的宗旨:

  

   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我们虽不迷信政治万能,但承认政治是一种重要的公共生活;而且相信真的民主政治,必会把政权分配到人民全体,就是有限制,也是拿有无职业做标准,不拿有无财产做标准;这种政治,确是造成新时代一种必经的过程,发展新社会一种有用的工具。至于政党,我们也承认他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但对于一切拥护少数人私利或一阶级利益,眼中没有全社会幸福的政党,永远不忍加入。我们相信政治、道德、科学、艺术、教育,都应该以现在及将来社会生活进步的实际需要为中心。

  

   这个宣言表明,自五四运动之后,《新青年》不仅转向了谈政治,而且是在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下谈政治。由于这一转向,《新青年》开始大量地发表介绍俄罗斯的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从而推动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在中国的传播,也引发了中国思想史上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大讨论。

  

   有关社会主义的大讨论,实则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与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围绕中国道路问题展开的思想论战。其中有两场论战对新文化运动的转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第一场争论是胡适与李大钊之间展开的问题与主义的论战。这场论战发生于新文化运动内部。1919年7月20日,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在这篇文章中,胡适对他在《每周评论》第28号中提出的多研究中国的问题、少谈主义的观点进行了论证。他分析了“主义”的性质及其危害性,其中心点是反对谈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不过是社会主义家用来骗人的抽象名词。然而,正是这一批评,从否定的方面提出了社会主义与中国道路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读一读胡适的这段分析:

  

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的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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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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