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兵:新文化运动与出版物的勃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9516 次 更新时间:2024-04-08 2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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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 (进入专栏)  

摘要:五四后兴起的新文化运动,重要的取向之一,就是将文化普及到社会大众。而普及的方式虽有多样,最见成效并且具有展示度的就是出版物的勃兴。开始主要是各种定期出版物即杂志,通常所说各地兴办了400种白话报刊,其实是将五四前新思潮时期所办报刊以及五四运动期间的学生刊物混同在内,真正创办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并以新文化为内容的,大约不到一半。在刊物的浅薄重复弊病引起普遍批评后,运动者和出版界又将目光转向编辑丛书。只是学术的平民化难免浮泛的流弊,出版很快陷于停顿。识者提倡批评与重视理科,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以专门化增强创新力,以挽救新文化运动的破产。

作者:桑兵,浙江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4年第3期。

目次

一、形式与内容

二、杂志之学

三、进入丛书时期

四、破产及补救

趁着五四风潮的热度,新文化运动发端后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1920年6月1日,浙江永嘉新学会的《新学报》第2号刊登了郑振铎的《新文化运动者的精神与态度》,开篇就说:

中国的新文化运动自发端以至于今,不过一年多,而其潮流已普遍于全国。自北京到广州,自漳州到成都,差不多没有一个大都市没有新的出版物出现,没有一个地方没有新文化运动者的存在,这个现象真是极可乐观的!中国的新文明,或者竟可实现了!但现在还未可说是成熟的时期,实在是正在萌芽的时代。前途的光明或黑暗,还全有赖于新文化运动者的努力!

 

其时距新文化运动的正式发端,实际上还不到一年时间,郑振铎说的一年多,已经有所提前,但还不至于如后来的历史叙述,拉长到几年之前。新文化运动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形成潮流,迅速蔓延到全国各地,若是按照后来的历史叙述将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相混淆,既不能展现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的热闹景象,更无从把握由思想启蒙进入社会运动的转折意义。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包括空间的扩张与方面的扩展,与地域的快速推进相比,新文化运动的形式主要局限于书刊报的出版,其他社会事业或与一般教育相混同,或热闹一时却难以为继,或阻力太大无法展开,均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况且即使看似勃兴的出版方面,也存在诸多不易解决的问题。因此,新文化运动在各地的蔓延,表面的盛极一时之下,潜伏着不少隐忧。

一、形式与内容

与多数亲历者即时的记载大不同,后来的历史叙述,大都将五四前后的新思潮与新文化运动混为一谈。实则新文化运动在五四爱国运动之后勃发,令不少参与其事者仓促上阵,并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新文化运动,更不知如何才能进行新文化运动。所以最初鼓动新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将宣传的重点放在解释什么是新文化运动、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形式与内容上,只是对象各异,观念有别,所描述的情形大同之下,存在不小的差异。

蒋梦麟最初设想的新文化运动以酿成新文化的怒潮为目的,具体方法全部集中在青年身上,即青年要自认为富于感情、思想和体力,活泼泼的一个人,用活泼的能力讲哲学、教育、文学、美术、科学等种种学术,用宝贵的光阴在课堂、图书馆、试验室、体育场、社会、家庭中作相当的活动,抱高尚的理想,多团体的活动,抱互助的精神,达到团体的觉悟。其江苏省教育会与北京大学的双重背景身份决定立场,以青年学生尤其是大学生为新文化运动的主体,设想的形式主要适合在校的青年学生。虽然也有通过学生向社会传导新文化的意向,只不过是客观效果,而非具体目标。如此,则新文化不过是新思潮的延续,仍然局限于知识阶级的思想启蒙。

江苏省教育会提出的新文化运动显然是要再进一步,使文化普及于大多数国民,所以要推广注音字母,传播白话文,设立义务学校,组织演讲团。而新文化运动是以自由思想、创造能力来批评、改造、建设新生活,所以还要举办各种新思想出版物。江苏各校演说竞进会所讲主题为“新文化运动之种种问题及推行方法”,1919年11月17日,由《时报》附张奉赠的《教育周刊》第39号“世界教育新思潮”的“教育小言”,刊登了署名“进之”的《新文化运动》,依据江苏演说竞进会的相关报道,描述了新文化运动多种形式蓬勃兴起的景象,以各地所办的义务教育、学术演讲会、注音字母、白话文和各种出版物,提倡社会解放和改造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起点,以增高个人人格作为新文化运动确切不移的标准,解决政治、经济、法律、教育、道德各项问题,最终达到新文化运动的目的。

1919年12月,江苏全省中学以上学生演说竞进会在南京举行时,获得中学组第一名的暨南学校中学科华侨学生黄国元在演讲中提出,必须创造一种新文化以及创造一种顺应世界潮流的新生活。推行新文化运动的方法非从教育入手不可,横向普及的方法除学校教育外,就是社会教育,如露天演讲、通俗学校、通俗图书馆、通俗博物馆、公园、公众游艺场、白话文、注音字母、白话戏、电影戏、报纸杂志等。而纵向提高的方法则有开办开放各种高等专门学校、大学校,举办巡回演讲,设立学术研究会,组织学界通信社。普及和提高双管齐下,就能加快新文化的推行。

此时新文化运动尚未完全展开,各方所描绘的新文化运动的形式和内容,却相当准确地呈现出后来运动的实际状况。

要将新文化从无到有地造成运动,形势与内容成为鼓动者不约而同重点关注的中心议题。杨文一的《新文化与新文学》,虽然用文言文写来,谈的却是新道理。他将文艺复兴视为西欧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导致思想学术脱离宗教而得自由,政治上庶民参政之争接踵而起,并由工业革命经济革命促成欧美近代文明。相比之下,中国的辛亥革命差距巨大。原因在于前者自下而上,根深蒂固,获果良佳,后者自上而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未为平民谋幸福,皆为豪滑增羽翼。苟循此途而不变,则继此以往,虽经什百次之政变,不过涂炭生灵已耳,有何俾益于民生哉?”

新文化运动与此前的政治革命截然不同:

新文化之运动者,即今日救国之要图也。其运动以学者为中坚,以公论为护符,以文字言论为利器,以哲学科学定趋向,以社会至善为目的,以个人福利为指归,将智识之精神界联成一大团体,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破除一切之锢蔽,改造一切之恶习,从黑暗中奋斗以求光明者也。简言之,即平民要求真正自由,破除阶级之运动也。其行最难,其效至大,悬鹄为准,多方趋之,不求近功,不惮艰阻。

至于具体进行的方向,包括教育方面“亟力提倡平民教育以期智识普及,扩充职业教育以切实用”,以工读主义为宗旨,养成分工互助之精神,提倡道德教育,奖励学生自治,指导学生自动。信仰方面取各宗教的自由、平等、正义、人道为崇拜信仰之准的。政治经济方面打破官僚与资本家合而为一,实行庶民政治及社会政策。习惯方面,文化为风俗之原,政治为风俗之果,中国政体号为民治,实则下至村夫孺子,上至官僚政客,均不知民法的真谛。应对旧习惯取批评的态度,具改良的精神,加以去取,使习惯与政教,如臂之与指。

要达到上述目的,必须以新文学为新文化的载体,可以载新文化运动于久远。中国的文体,历代随世道而变,不能古今强同,况且如今科学繁难,尤重创造,新文学主张简明达理,语言一致,别开生面。具体包括国语即白话文、审定译名、标点分段等要项。

 

新文学者,新文化之利器,新文化者,移风易俗之良图,无新文化为之原,剽袭旧套,假新文学之招牌者,其弊害乃甚于旧文学之餖飣。如以旧文体裁描写新学,则割裂之弊,势所难免……一方宜整理故有学术,一方陶镕新进文化,既不泥古,又不鹜今,则恢复中华往古之声誉,建设世界将来之文明,旭日初升,中天之期不远,任大责重,惟吾曹后生是赖!

这样的解读,不经意间使得新文学与新文化的时间递进关系演变为逻辑顺序的联系。

各人对文化的认知理解不同,导致各自新文化运动的主张有别。有人从特定角度阐释新文化运动的特质及目标。沈体兰的《科学观之文化运动》提出:人类进步的原素是文化,进步的多少可用文化的程度测量,文化程度越高,进步速率越大。要提高文化程度,必先普及文化,普及文化就是文化运动。科学观的文化运动,就是用科学的目光去观察文化运动,或者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文化运动。由此可见,(一)文化运动是人类生存的运动,而不仅仅是一种新名词。各国进步速度不同,原因在于文化。没有高尚文化,自助和互助就不过是理想。(二)文化运动有既定的起源、次序和程度的关联性。文化运动起源于世界人物关系中的缺少与需要,要加以解决,需有次序。如改良社会必先普及教育,否则就是越级的文化运动,很难成功。程度不同,效果各异。要依着文化运动的起源、次序和程度,扩充文化运动的过程。(三)注重冒险精神的实验。文化运动的最大目的是要求种种进步去适应现在的缺少和需要,必须有实行的价值,实验万不可少。要用冒险精神克服阻力。(四)要有觉悟的原则。文化运动要取得极大的影响效果,必须人人有公开与批判两种觉悟的原则。(五)与环境的关系。文化运动可以改变人类的思想权能,思想权能可以改造世界的环境,使环境适应文化运动。(六)与反抗力的平衡。应设法破坏文化运动和反抗力的平衡,帮助文化运动的进行。

龚均如的《新少年的新文化大潮头》,同样认为欧西有了15世纪的文运复兴,方有今日西方的新文化。新少年可以做老病中国的好医生,五四运动就是新少年驱使大潮头的起点,也就是“新文化运动”的起点。大家奋发努力,把中国萎靡不振、半生半死的老病鬼,用力针他一大针,让静沉沉的死社会变成活泼泼的新社会。第一步先研究新文化传布的资料,第二步再研究新文化传布的方法。资料先要确定病状病因,现在社会的病分为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前者包括环境不平等(贵贱、尊卑、男女、贫富、智愚、劳逸),个性恶习(懦怯、懒惰、不诚、无公德心、欺善怕恶、守古模仿、不守秩序、无恒心);后者为学术方面缺少科学知识(科学眼光、方法),事实方面仍旧(农具千古不变、街道居室逼窄污暗、交通不便、矿产待开、实业不兴,商业不振)等等。医精神病的药料包括自由平等、生活独立、劳工神圣、博爱互助、创造生活、奋斗精神、优美感情、平民教育;物质病的药料包括科学智识、实业智识和商业智识。

依据病因诊断和药料种类,具体实行的方法则为:1.改良出版事业。一国文明程度的高下,考察其发行书报的多寡即可知晓,同时还要看内容如何。现在社会上虽有几种书报,于新文化运动却没什么用处。要一面竭力鼓吹出版界,一面调查社会需要,改良书报内容。2.注意社会教育。中国识字者少,书报功效有限,“徒借书报,总不能使新文化澎湃而成大怒潮的,那终不能遍效于社会!因之社会教育紧要咧”。目前能做的有通俗演讲、改良新剧、创办义务学校、推广注音字母、传播白话文、学校多开游艺会运动会、鼓励团体组织等。3.多设大学和专门学校。五四运动的起点在北京大学,就像欧西16世纪大改革的大潮头,也起于惠登白雷大学,所以大学实为新文化发源之地。要新文化的大怒潮源源不绝,愈冲愈大,不得不多设大学校。现在提议多设大学的人很多,实在可为新文化运动前途庆贺。至于物质文明,也很重要,所以实业、工业、商业、路矿、邮电、算理、医学及其他急需的专门学校,也应逐渐推广。4.便利交通。交通不便,大为新文化运动的障碍。五四运动以来,通都大邑的人民无论男女老小,都受影响,而穷乡僻壤的人即使略识文字也依然陈腐,就是因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所以要注意河道铁路,新文化才有望变成大潮头。

新文化运动要将五四前的新思潮从对知识青年的思想启蒙推进到社会改造的新阶段,关键在于能否将新文化传播给广大民众,报刊书籍等出版物是主要载体,注音字母和通俗读物是延伸,演讲、社会教育、新剧以及发展交通,都是为了进一步伸展文化传播的范围和层面,使得新文化形成运动。

最早鼓吹新文化运动的国民党人一开始就注意到,应该以普通民众为用力的方向,吴稚晖主张普及注音字母,就是为了面向不识字的劳动群众。而面向广大民众,自然就涉及文化运动普及与提高的关系,虽然这始终是主张新文化运动者重点辨析的问题,认为二者应该相辅相成,却因为不赞成新文化运动的胡适强调提高轻视普及而更加引人关注,成为持续争论的焦点。署名“稚嵋”者对新文化运动的前途无限憧憬,认为:“欧战既停,世局变易,过激党之思潮渐将倾动一世,我国社会受其冲激,乃更增一度之曙光,灭却数重之翳障,未几而有五四运动之发轫。自今以往,文化运动之势力,方兴未艾,改造社会之工作,且将积极进行。窃意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吾国旧社会沉霾晦塞之气,必扫荡无余,而鲜明灿烂之花,圆熟香甜之果,行且连枝累柯于文明空气中,以供吾人采撷也。”

为此,他主张:“文化运动者,当以开化一般之平民为第一手续,而欲开化一般之平民,尤当以多出通俗书报为入手办法……故今日新思想之出版物日见增多,仅沪埠一隅计之,已不下十余种。此诚促进文化之利器也。然察其内容,大率为上级社会说者多,而为普通平民演讲者少;备少数学界中人阅看者多,而备大多数之农工商界阅看者少。惟其然也,故文化运动仅限于社会之上层,不能普及全体,不能普及全体,则下层之长夜漫漫,将于何日旦乎。此吾所鳃鳃过虑,而欲与主张社会改造诸君子讨论者。”文化如何向少识字不识字的民众普及,虽是许多人认定的新文化运动成败的关键,却始终没有找到很好的解决之道。

以普及为趋向,并不意味着开展新文化运动的难度降低,相反,由于“吾国人士素喜标榜,好虚荣,摭拾一新名词,吸受一新思想,辄借为揭橥,聊以沽名,其于实际上之设施若何而能发生真确之效,非所问也。其于实力上之预备,若何而能达到期望之的,非所计也……今之揭文化运动旌帜者,吾不敢谓其徒矜虚声,毫无实力,然前途险阻,来日困难,苟非有百折不回之心,恐难免再鼓而衰之气……故为促进文化运动计,当培养实力,屏弃虚荣,勿好高务远,勿畏难却顾,事事脚踏实地,由近而远,由小而大,始于跬步,终于九衢,自能达到最后目的”。面对社会性文化运动的全新课题,必须具有百折不回的信念,脚踏实地的精神,不断探索的勇气,才能有所收效。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首先革面洗心,脱却劣习,变成真正能够从事文化运动的人。

普及一事,说起来容易,做到却很难,尤其是在基层社会推行,比想象要困难得多。江苏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三年级本科生朱黛痕专门与同乡研讨新文化运动在下层的施行方法,在她看来,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的声浪日高,但是无知无识的人依然没有丝毫觉悟。照此下去,呼声再高,难以奏效,新文化运动就无法普及。凡事要求实在,从小处和简单方法做起,积少成多,才能使多数人觉悟。施运动的人要把自己和被运动的人的环境预先考察清楚,以免大而无当,事倍功半。希望先在居处把同乡会等小团体连结起来,再利用放假回乡的机会逐步落实,设立义务学校,编辑白话文等等,就比较容易推广。

二、杂志之学

从五四前的新思潮发展到五四后的新文化运动,虽然由思想启蒙进入社会改造阶段,可是社会运动首先要求文化的普及,而且新文化运动的社会改造,更多的还是由文化普及造成社会改造的普遍需求,在既定的政治社会架构下,很难落实到真正的社会改造层面。因而展现新文化运动的成绩,传播思想的出版物就成了主要的载体。

1920年初,郑振铎为已经过去的1919年度的中国出版界做了专文回顾,在他看来,过去一年的中国社会,简直没有一件事可以供人回忆,供人批评的,唯有出版界似乎还有些色彩,有些光明,可以研究。只是他既有乐观,也有悲观。“乐观的是定期出版物的发达,悲观的是大多数的文人,还是如此没有觉悟;中国的思想界,还是如此不长进。”其具体看法是:

中国的出版界,最热闹的恐怕就是一九一九年了!虽然不能谓之“绝后”,而“空前”却已有定论了!他的精神,就在定期出版物。“五四”以前,受欧洲停战的影响,出产了好些定期出版物。“五四”以后,受了爱国运动的影响,新思想传播得更快,定期出板[版]物出现的愈多。就十一月一个月里而论,我所知道的,已经有二十余种的月刊旬刊周刊出现了!他们的论调,虽不能一致,却总有一个定向——就是向着平民主义而走。“劳工神圣”“妇女解放”“社会改造”的思想,也大家可算得是一致。这真是极可乐观的事!

郑振铎的无限希望在1920年一定程度有所实现。有人从总体上描述了新文化运动兴盛的情形:“吾国自君主革命后,军阀争权,政客钻利,代议制度,又因选举不良,丧失人民之信仰。欧战既停,俄国社会革命忽而实现,世界所流行之新思想,乃如潮而至,以自由、平等、博爱为标帜,对于现行之政治、经济、组织及学术思想,不复固守旧习,必欲用科学研究之方法,别开生面,解决人类社会最重要之问题。笃志之士,组成团体,以宣传新文化者,实繁有徒。”

这样盛极一时的热闹落实到具体,能够拿得出手的就是报刊书籍等出版物。所举实例,北京方面,从先有新青年社的《新青年》杂志风行全国,后有新学会的杂志《改造》(即《解放与改造》所改,梁启超、张君劢、蒋百里、张东荪任编辑主干)继起。此外,各省教育团体发行月刊周刊颇多,如湖南教育团体的《湖南教育月刊》及《体育周报》等。日报中如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及北京《晨报》,亦以传布新文化为惟一职务。

清季立停科举后,清廷采取了各种善后措施,以免士人失去权势,逐渐被边缘化。可是科举制与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相适应,而近代的加速城市化使得教育及相应资源向城市集中,学生不回乡成为普遍趋势,由此加剧了城市社会结构的变化,各种新式机构为新兴知识人提供了继续留在中心地带的依托,教育和传媒就是其中要项。近代有所谓两杆子之说,即枪杆子与笔杆子,都是权力的体现和凭借。胡适也承认自己这一类人其实并非无权无势,之所以遭到当局的打压,正是由于可以与之抗衡。因此,要谨言慎行。传媒的力量在晚清已经显现,民初急剧扩张。新文化运动一方面改变其内容,一方面增强其形式。五四与新文化运动之后,传媒的势力大幅度增强,知识人成为有力的社会力量。

北京大学教授陶孟和在《现代评论》第一周年纪念增刊上说,五四以后,“教育界由可忽略的分量一跃而为政治,外交,军事,财政,政党,总之,一切活动的重要枢纽”。随着教育界势力的崛起,“聪明的政治家或教育家”往往采用一种跨界的办法,“政界里的人看了他们,以为他们是教育界有势力的人,不管他们政治的知识如何,就不得不给他们政阶上的一个相当的位置”。教育界反之亦然。这样的情形,同样适用于传媒。而且由于教育界往往注重利用传媒为影响社会的工具凭借,二者实际上是一体二任。

关于五四与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叙述中,有一项重要数据被反复征引,却始终没有得到确认和论证,即五四新文化运动究竟催生了多少白话报刊。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五四后,“各地的学生团体里忽然发生了无数小报纸,形式略仿《每周评论》,内容全用白话。此外又出了许多白话的新杂志。有人估计,这一年(一九一九)之中,至少出了四百种白话报。内中如上海的《星期评论》,如《建设》,如《解放与改造》(现名《改造》),如《少年中国》,都有很好的贡献。一年以后,日报也渐渐的改了样子了。从前日报的附张往往记载戏子妓女的新闻,现在多改登白话的论文译著小说新诗了。北京的《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在这三年之中,可算是三个最重要的白话文的机关。时势所趋,就使那些政客军人办的报也不能不寻几个学生来包办一个白话的附张了。民国九年以后,国内几个持重的大杂志,如《东方杂志》,《小说月报》……也都渐渐的白话化了”。

胡适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民国八年的学生运动与新文学运动虽是两件事,但学生运动的影响能使白话的传播遍于全国,这是一大关系;况且‘五四’运动以后,国内明白的人渐渐觉悟‘思想革新’的重要,所以他们对于新潮流,或采取欢迎的态度,或采取研究的态度,或采取容忍的态度,渐渐的把从前那种仇视的态度减少了,文学革命的运动因此得自由发展,这也是一大关系。因此,民国八年以后,白话文的传播真有‘一日千里’之势。白话诗的作者也渐渐的多起来了。民国九年,教育部颁布了一个部令,要国民学校一二年的国文,从九年秋季起,一律改用国语。”

此时的胡适仍然不认可“新文化运动”之说,因而强调五四学生运动与新文学、新思潮运动的关系,白话文的大发展,就是学生运动作用于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体现。

1928年5月4日,胡适在上海光华大学演讲《五四运动纪念》,关于五四运动之影响的间接影响,共有六点,其中第二点为学生界的出版物突然增加。“民国八年一年之内,我个人所收到的学生式的豆腐干报,约有四百余份之多,其他可无论了。最奇怪的,这许多报纸,皆用白话文章发表意见,把数年前的新文学运动,无形推广许多。从前我们提倡新文学运动,各处皆有反对,到了此时,全国学生界,亦顾不到这些反对,姑且用它一用再讲,为此‘用它一用’的观念的结果,新文学的势力,就深深占入学生界的头脑中去了。”

其时胡适已经可以接受新文化运动的说法,并且准备以新文化运动发动者的姿态批评国民党始终反对新文化运动,但还是将白话文的普及作为对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只是比较前说,出现明显差异。之前所说1919年至少出了400种白话报是依据他人的统计,包括各方所办各种报刊,以及改成白话的报刊,后来则是声称自己一年之内收到学生所办的小报就有400余份。照此推算,当年所有白话报刊的数量当远远超过400种。

32年后的1960年5月4日,胡适应台北广播电台记者之邀,谈话录音《五四运动是青年爱国运动》,说法又有很大改变。他说:“中国所谓文艺复兴运动,远在民国八年以前。”五四运动一来,北京大学学生成了学生领袖,北大教授从前提倡的所谓文艺复兴运动,即白话文、思想改革、文学革命,随着北大地位提高,公认北大是对的,各地学堂学生会都办刊物,排印、油印或手写,都用白话,“结果民国八年、民国九年之中,我收到的各地方出的这种青年人出的刊物总在三十多种,都用白话。所以,‘五四’运动帮助文艺复兴,从前是限于《新青年》《新潮》几个刊物,以后就变成一个全国的运动”。

这时胡适已经将新思想运动、新思潮运动、新文化运动、文艺复兴运动混为一谈,而文艺复兴运动从民四到民八共四年半,从民六算起则为两年,如果他本人于1919、1920两年内收到的青年人出的白话刊物总共只有30余种,肯定不足以涵盖所有。考虑到时过境迁,胡适的记忆或许出现偏差,而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出现于五四运动高潮过后,二者既有继替关系,也存在属性差异,则一般而言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出了400余种白话刊物,究竟应该归属于哪一次运动,或是如何分属于几次运动,应该仔细分辨。

胡适在1928年所说于1919年之内收到过400余种学生办的白话报刊,或有可能,只是这些白话报刊并非新文化运动的产物,而是受五四前新思潮新文学的影响,在五四爱国运动中创办。这类刊物,当时成为全国各地许多学校青年学生发表意见交换信息的主要园地。不过,这类刊物存续的时间往往较为短暂,随着学生运动高潮过去,大都陆续停刊。更为重要的是,这类刊物内容集中于学生爱国运动,发行量有限,没有普遍阅读价值,所以保留下来的为数不多。专门研究五四运动在上海的陈以爱教授上穷碧落下黄泉搜求相关文献,书籍报刊大都得见,唯有三份重要的学生刊物,始终查无下落,引为憾事。这三份刊物分别是:留日学生救国团主编的《救国日报》,上海学生联合会主编的《上海学生联合会日刊》(一度改成周刊),全国学生联合会筹备处主编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日刊》,仅从主办者和报刊名称即可见并非无名之属,可是各种资料集和数据库均未收录,偶见个别篇章,也是从其他报刊转引而来,研究者极少有人征引,可见极不易得。照此看来,全国各地的学生刊物没有留存下来的不在少数。

算上学生创办的白话刊物,加之一些报刊相继改用白话,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白话报刊或许不少于400种。但是,不能简单地得出新文化运动催生出400种白话报刊,或是宣传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报刊有400种之多的结论。白话报刊的集中出现始于清季,只是很少能够延续下来。相当一部分白话报刊是受文字革命的影响,早在新文化运动之前已经存在,有的由文言改白话,内容并不一定宣传新文化,甚至可能反对新文化。多数五四学潮中诞生的学生白话刊物,并不涉及新文化运动,而且大都不久便停刊。一些学生爱国运动保留下来的刊物,虽然延续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内容仍以学生的团体组织及其爱国活动等信息为主,并未转到新文化运动方面来。尤其是新文化运动要求的学理研究,对于以中学生为主的办刊者而言,多少有些勉为其难。因此,他们主持的刊物不能直接归属到新文化运动之列。由于五四时期出现的多数报刊持续时间较短,五四后宣传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报刊远没有400种之多,所以各地关于新文化运动报刊的统计,算来算去,主要就是那么几十种。

据1920年1月初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的上海通信对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综合报道,1919年中国出版界的面目焕然一新,新出版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标榜新思想、新道德、新文艺的新刊杂志,基本是最近发刊的,其中七八成又是在七八两月里创刊。所列举的新刊杂志及其发行方,《新青年》之外,主要有《北京大学月刊》(北京大学出版部)、《新潮》(北京大学同人)、《国民杂志》(北京大学法科学生)、《新教育》(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暨南学校、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合办)、《新中国》(北京新中国杂志社)、《民铎杂志》(上海学科研究会)、《星期评论》(上海民党戴天仇主笔)、《建设》(上海民党一派胡汉民、戴天仇、汪兆铭、朱执信、廖仲恺等执笔,孙中山每号投稿)、《解放与改造》(上海研究系一派之新思想家执笔)、《少年中国》(北京少年中国学会)、《教育潮》(浙江教育会)、《醒世周刊》(天津女子师范学生)、《黑潮》(在上海出版,主旨是研究日本)。

 

以上不过流行于北京和上海最显著的新书,其余各小杂志和在各省发行的,想必是达于非常多数。现在单就浙江省内的新运动发生新刊的杂志,其数有八。而且那些北京上海的各种杂志,是由学生团体、学校青年会等的机关普及中国各处。至《星期评论》发行数目,已达八千份。拿最大的汉字新闻的发行数目才达四万份的中国社会的读书量来比例,真不能不算非常的普及了。

 

其中学生团体的机关刊物数量众多,且多用白话文,但并非新文化运动的产物,也不包含新文化的内容,只因为采用白话文的形式,便被混淆新文学新思潮、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者不加分辨地当成新文化运动的成果予以展示。

相较于其他方面,出版物的确最容易展示新文化运动的声势成效,所以报道记述各地新文化运动的状况,出版成为主要甚至唯一的内容。如《四川之新文化运动》称:“自北京大学提倡新文化运动以来,川省学者对此进行极速,如去年出版之《星期日周刊》,每期销数有[已]达三千余份。今年所出版者有《新空气》《威克烈》……等周刊。近日又发行一种《公是周刊》,亦以提倡正谊,牗党民智,谋世界永久之和平,求人生最大幸福为宗旨,销数已达千余份云。”关于各地新文化运动的调查,出版物即为重中之重。

由于社会发展的区域性不平衡,各地新文化运动有着明显的差距。东北直到1920年底,“关于新文化运动底刊物,既没有出版的,又没有代派的,这是最可怜最可叹的事。青年不知何处去买。常问几家书局为何不代派,说没有多少人买”。“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风行全国了,新文化运动底出版物已经畅销全国了,独我东省倒同云南、甘肃、新疆等省一样的成为僻远底地方了。”这不免让当地人士自惭形秽。为了介绍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先以《新青年》第7卷第5号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从内容上解释什么是文化、新文化和新文化运动,又依据江苏省教育会各校演说说明的六条从问题和推行方法的角度说明如何着手,其结论是:

新文化运动底出版物,就是发扬、传播、促进新文化的一种利器。我们要想彻底知道究竟这新文化的内容和新文化运动的程度,是到怎样个地步,好做我们适应新时代要求下手功夫的预备,我们现在当知道“思想革新”和“社会改造”是一种切己的事情。但是这思想怎样革新,这社会怎样改造,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既然没有别的方法能够做到,那就不能不向这新文化运动底出版物领教了。

 

出版物分为丛书和报刊两大类,重点介绍的刊物有月刊《改造》《新青年》《新潮》《建设》《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太平洋》《新中国》《新群》《曙光》《国民》《政衡》《家庭研究》《民铎》《科学》《学艺》《崇实》《大学月刊》《新教育》《教育潮》《自觉》《教育丛刊》《教育与社会》,半月刊《工读》《平民道德》《光明》《少年》《新生命》《东方》,旬刊《新社会》《奋斗》,周刊《新生活》《星期评论》《平民周刊》以及各校出版的《周刊》。

1920年春,少年中国学会调查统计了中国各地的新文化刊物,详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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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出版调查》,《少年世界》第1卷第4期,1920年4月1日,第70-75页。

总共为40种,其中确定为新文化运动之前创办的有13种,加上1917年创刊的《教育与职业》(原为不定期),并非由新文化运动催生的刊物已有14种之多。而1919年7、8月发刊的《少年中国》等刊物,开始也不是响应新文化运动,稍后才出现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也就是说,将近半数的刊物不是新文化运动的直接产物。尽管这项调查并未覆盖所有的新文化运动刊物,却能够大体反映新文化运动时期定期出版物的状况。

三、进入丛书时期

与定期出版物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情形相对的,就是那些谈鬼神、论“先知术”的书籍的发达。郑振铎说:

我一走到琉璃厂,就看见许多黑板写着白字,挂在各家书铺的门前,什么《未卜先知术》,什么《遁甲奇谈》,什么《百灵书》,写得真是热闹!我不懂,在现在实验主义、社会改造的思想播满全国思想界的时候,怎么会有人去做这一类书,居然也会有许多人来买这一类书?往常中国的出版界虽然寂静,却没有发生过这样怪象。这是什么原故?岂不是一般的文人,还没有觉悟的确证吗?

还有一事也狠奇怪,就是黑幕一类的书,仍旧十分的发达,我们一拿起《新闻报》的第四张来看,真是觉得“肉麻”呵!这岂不是一般文人还没有觉悟的又一证吗?这二层我实在有些悲观。

除了这两种的悲观与乐观外,这一年的中国出版界,又有一个坏现象:就是“竞争”。你出版一本《家庭万宝全书》,我又出一种《日用百科全书》,他也随即出了一本《国民百科全书》。这种现象,虽然不能说他是很不好,但他们把出版界看作一种投机、牟利的机关,实在有些危险。况且又生出“逢迎习俗”的风气么?他们都是中国很有名的书局,尚且如此,难怪别人不出版“黑幕”“未卜先知术”呢。

据统计,1919年问世最多的是定期出版物,其次就是黑幕及各种奇书小说,最少的却是哲学科学的书。除了北京大学丛书和尚志学会丛书外,简直没有别的有价值的书了。郑振铎“听见我的朋友说,某会出版的《欧战全史》,在北京只卖了百余部。我又看见许多朋友,每见一种杂志出版,都去买来看,他们的案头却不见有别的科学的书籍。我尝问一个在某著名书馆办事的朋友说,你们怎么不出版几部科学的专书?现在这类书,中国最是缺乏呵!他说:不差!我们也想出版一些。可是出版了几部,都没有人买。我们怎么还敢再出版呢?”②由此可知中国思想界的毛病所在。希望以后思想界改变态度,下实在的研究工夫。杂志不过供参考,不能做科学研究的工夫,所以应该多出科学的书。

定期出版物的种类虽多,专门研究的却绝无仅有;其言论固然都很正当新颖,但多是辗转得自别的杂志,都是出于直觉,有实在研究根柢的绝少。因此,虽然感到乐观,又恐怕成为“春雨后的菌”。还有一种毛病,就是各种杂志的材料重叠。如《国民之敌》译了又译(改名为《公敌》);已有几种译本的《最后之一课》也还要再译。其余例证不胜枚举。虽然译本不忌二三译,但是中国现在迫切需要新知识,要译的东西极多,何必费工夫重复工作。

 

总而言之,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出版界,虽然很热闹,而可以总评一句话,就是浅薄,无科学的研究。我希望一九二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一九一九年的弊病,能够保持他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能够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创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

 

译著和创作,必须以长期扎实的研究为基础,急切间难解燃眉之急。而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办刊的门槛虽然较低,成本不大,难在保证稿源和质量,所以,创办较易,局限也很明显。有鉴于此,嗅觉敏锐的出版商把握机会,将目光投向丛书。

1920年3月1日中华书局新文化丛书编辑部发布的征稿启事公开宣称:“新文化运动的呼声一天高一天,范围一天广一天,关于时代思潮的作品散见于各种新杂志的不少,但都是零零碎碎,不成片段。当我们饥不择食的时候,还可勉强过去,要真正满足我们求知的欲望,实在还嫌不够。所以现在出版界的趋势,已由杂志时期一变而入于丛书时期了。我们这个新文化丛书就是应这个须要为目的。”丛书的形式分大中小三种,字数依次约二十万、十万和五万。如果有二三万字的稿子,也很欢迎,但是报酬递减。内容无论“文学”“哲学”“科学通论”“世界大势”“社会问题”等等,都一律欢迎,文言白话不限。

转入丛书时期的概况,据后来以史学成名的卞鸿儒记,到1920年冬,丛书的编辑出版已出的有尚志学会丛书8种,岫庐公民丛书10种,新潮丛书3种,晨报社丛书5种,新文化丛书4种,大学丛书5种,共学社丛书、新青年社丛书各1种。“葆记”提供了同时期更为详细的统计:尚志学会专以编辑新书为务,已出9种(《近代思想》《新道德论》《创化论》《生物之世界》《中国人口论》《革命心理》《柏拉图之理想国》《实用教育学》《群众心理》);又有讲演会,以北京西城京师学务局为机关,请名人讲演学术,将讲演录刊行,已出版者有十余种(如《现代心理学》《实验主义》《动的新教授》《现代教育趋势》《美国民治之发展》《心灵现象论》《科学与人类进化关系》《社会与教育》《社会与伦理》《农业与国民卫生》《园艺学》《害虫学》等。定价极廉,每册自数分至二角五分)。此外,北京大学有“新潮丛书”,已出版《科学方法论》《迷信与心理点滴》等。又有北京大学丛书,已出《中国哲学史大纲》《心理学大纲》《欧洲文学史》《人类学》《印度哲学概论》等。北京晨报社亦有丛书四种,即《爱的成年》《一九一九旅俄六周记》《杜威五大演讲》《社会改造原理》(白话),均以传播文化为职志。

上海方面,书肆亦竞行发起编书,如商务印书馆有“世界丛书”,已出版《经济史观》;中华书局有“新文化丛书”,已出版《女性论》《政治理想》《达尔文物种原始》《赫克尔一元哲学》等;上海王岫庐编印“岫庐公民丛书”颇多,已出《社会改造原理》(文言)《科学的社会主义》《欧美各国改造问题》《国际联盟讲评》《波斯问题》等5种,尚有15种未出。此外共学社出版《家庭问题》《马克斯经济学说》;学术研究会出版《近世经济思想史论》,均不愧为名著。

从所描述的情形可知,报刊之外,被纳入新文化范畴的图书包含各种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国际时政的翻译和作品,也就是说,几乎所有的新书和西书,都被当作新文化来展现。而判别报刊归属的标准,一是形式,即是否白话,二是内容。一般而言,二者居其一,就被视为新文化。

丛书无论创作还是翻译,都不易速成。于是组织丛书之外,还有各种应急的编书。抓住新文化成为时尚的商机,上海广文书局编辑出版了号称“新文化之明星”的《新文精华》,据其介绍:“新文盛行,一日千里,本局随时势之需要,启国民之新知,谋学生之便益,搜集全国当代新文学家名著,辑选精华,汇为一编,世界知识,胥于是备。内分新论说、新评议、新演讲、新书札、新小说五类,青年学子手此一编,于论说则思想可得去腐生新灵心触发之术,于评议则判断可得高瞻远瞩阐微推隐之法,于演讲则辞令可得舌上风生谈吐纵横之秘,于书札则交际可得措辞诚恳结人欢心之诀,于小说则精神可得节劳宣郁陶情养性之妙。得是一编,可以为新文之模范,可以为新学之门径,可以明世界大势,可以悉思想潮流。今为普及起见,定价极廉,凡我青年,以极低之代价,得极大之利益,以极短之时间,得极浓之兴味,诚省时省费省脑力之良书也。”该书内容包括蔡元培的《洪水与猛兽》《欧战与哲学》,梁启超的《无聊消遣》,胡适的《不朽》,李大钊的《今》,陈独秀的《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伧父(杜亚泉)的《何为新思想》,吴稚晖的《青年与工具》《救国问题根本》等。一通广告词,将新文化变成时髦物的妙诀和盘托出。

上海专门成立了新文化书社,发布特别启事,鉴于“二三年来,新文化运动的怒潮,振荡得一天高似一天,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开路先锋,我们要尽力新文化运动,不可不去研究白话文”。“敝同人应时势之需求,组织本社专编新文学各书,内容新颖,宗旨纯正,定价平直,折扣低廉,深蒙学界诸君所推许。现敝同人为尽力新文化运动起见,特于双十节起各书照码概售五折,□答惠顾诸君之雅意。”其中有《白话文做法》洋装一册,定价六角,据称“这本书的内容,如白话文的意义,白话文的变迁,白话文的条件,白话文的种类,白话文和国音字母,白话文和言语学,白话文和标准语,白话文和文言文,白话文用词,白话文用语,白话文的句法,白话文构造,白话文的修辞,白话文的句读记号,附白话诗做法释理,件件都很明白的。”这样的白话文,未必能够为新文化开路,倒是为新青年装点了不少门面。

为了满足社会对于理解新文化的普遍需求,1922年11月,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有“现代智识宝库”之称的《新文化辞书》,由唐敬杲主持编纂,共80万字,1288页,精装一册,定价四元。1923年12月,商务印书馆以二元六角作限时特价促销活动,凡1924年2月底前寄回样张,承索即寄书。出版启事称:“我国近年来的新文化运动把国人的智识欲望增高高了。凡从前博学深思之士所能备具的学问,一般民众都应该加以修习,而现代繁复的生活状况,亦非有丰富广博的智识不足以适应。本书的编纂原因,就是想把最适切的求知工具来贡献国人。”该书内容“范围广博,凡政治、宗教、经济、法律、社会、哲学、文艺、美术、心理、伦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凡是和新文化有关系而为吾人所必需的智识,兼收并采,分条叙述。其中如各种学说思想,各项组织制度,和古今宏哲硕学之传记,都已尽量罗载。至于材料的精确、体裁的新颖、和文辞的优越,更无待言了……敝馆愿将此书热诚地提供于我全国人士,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纪念的刊物,希望他能够普及于一般民众,为新文化前途放一异彩。”

配合这次特价促销活动的书报介绍称:“我国近年来的新文化运动,把我国人的知识欲突然增进,欧美各国的新学说,新知识,澎湃东来,于是《新文化辞书》就应运而生了。这书西名‘A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New Knowledge’,就是《新学识百科辞书》的意思,一方面对西洋文化为整部的输入,一方面对于固有的外来文化,如佛教、基督教之类,也给以系统的叙述。凡各种学说、思想,各项组织、制度,以及古今对于人生有重大贡献的文人、学者、思想家、改革家等的传记,没有不包罗在内,全部分条叙述,为辞书式的编制,并有极详细的中西文索引,附在后面,取材异常精审,叙述异常详尽,文字异常优美,而价值之低廉,尤是出版界中所绝无仅有。”

《妇女杂志》的记者从特定角度鼓吹《新文化辞书》的问世,强调:“对于妇女问题的一切学说、思想、以及其他讨论材料的介绍,也是这部书的一部分责任……如那恋爱、性教育、结婚、离婚、女子参政、生育制限等的问题,以及爱伦凯·珊格尔夫人等的叙传和学说之类,在这部书里,无不应有尽有。”编纂者唐敬杲希望“无论什么学识,都一览即得,在现在学术界中,实是一个最大的贡献。”编纂者的叙言称:学问做特权阶级装饰品的时代已经宣告终止,“我们所努力以企图到达的最高标的,是不愿和通常的辞典一样,不过为释疑解惑,临时检查参考之用,却要包罗各方面完全而有系统的知识,成为比较上扼要精善的一部分小小的百科辞书,以为知识界饥荒中一种差可满意的救济品。”“固然我们的能力很是薄弱的,而且这种事业,在我们国内,还属草创,我们岂敢存非分的奢望,要对于自今以后新文化运动的发皇光大,有多大的助力;我们但愿我国人,由着这个求知工具的产生,至少要在现在那样气闷与怠倦之中,得到一点兴奋的力量,大家继续不已地努力迈进起来,好使得新文化运动蔚成一个震烁百代的光辉。”记者认为,像这样热烈与自信的态度,是这部书的绝大的保证。

四、破产及补救

不过,新文化出版物盛行的热闹之下,也很快暴露出诸多问题,引起人们的批评。其中主要的意见就是指出版物内容浅薄,与新文化的应有之义以及社会各界的期待不相符合。从新思潮转入新文化运动,一方面要从单一的思想启蒙进入思想革新与社会改造的双轨,另一方面则必须从以知识青年为对象转向以社会大众为对象,因此,“自文化运动之说发现于吾国学界以来,国人之于学术,颇有注重平民化之趋势,如语体文之流行,出版物之增多,以及工读互助团、通俗讲演会等之创设,凡此殆无一非学术的平民化之特征也。以吾国数千年之文物政教,夙为士之一阶级所垄断,而孔学定于一尊,尤有助长偶像观念桎梏思想自由之流弊。此学术的平民化,诚为今日救时之良药。”

可是,“重视平民化之潮流过当,或竟以此为文化运动之止境”,则不免令人担忧。“盖文化运动之任务有二,其第一步在横的方面扩大文化之领域,其第二步在纵的方面提高文化之程度,将欲破除学术专制之锢习,而引起一般人对于新思想之欲求,第一步之功夫固必不可少,而欲为新文化植深厚之基础,使其有健全之出产物,以解慰思想界之饥渴,不至常借半生不熟之名词,为聊以充饥之具,则尤非有少数人从事于第二步之功夫不可。”西洋史上如寺院教育之推翻,耶稣教义之革新,都是破除旧时的学术专制,扩大文化领域所致。“然其所以能推翻旧文化而别开近代文化之新局面者,则全赖文艺复兴以后,哲学家与科学家接踵而起,于各种专门学术有精深之研究,不绝之发明。惟吾国则不然,其以文化运动揭橥者,大都专从横的方面着想,而不知更从纵的方面努力。质直言之,则文化运动只显其前半截之任务,而后半截之任务,不啻已经流产。然则欲新文化有深厚之基础,又胡可得哉。”

没有深厚根基的文化运动表露于社会现象,如学术界空气为平凡主义通俗主义所窒塞,“致创造之才能,超奇之理想,末[莫]由发展”;“横通耳食之风盛行,使人人对于学术思想,抱一生吞活剥不求甚解之习惯,而无深切之感受,彻底之了解”;旧文化弱点暴露,新文化根底浅薄,均不足以安顿身心,解决疑难,于是青年学子遁入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甚至不胜思想烦闷与生活无味,而出于自杀。文化运动为时不过一年,三种现象无不具备,“是岂文化运动本身之过哉,亦不知进一步以建设新文化之基础故耳”。

对此,作者提出的改进之道,一是“与其为主义之宣传,毋宁为学理之讨论”;二是“与其至演说坛上显头角,毋宁在自修室内用苦功”;三是“与其以急进之手段,戟刺社会之感情,毋宁以平和之手段,养成社会之实力”。能够做到这些,“则虽文化运动之任务,不知完成于何日,而吾人于其完成之过程上,必能有多少之贡献,则可断言也”。仍然回到普及与提高的两难境地。

坚瓠所列举的表现及其开出的药方,未必能得到广泛认同。普遍而言,浮泛浅薄的现象有多种,主要表现之一,是缺乏批评精神,使得模仿盲从流行。有人坦言:

 

自从去年五四运动以来,国人感于国势之凌夷,学术之腐败,思想之顽固,因而发生觉悟,知道非从思想革新和学术改造上下手,中国决没有进步底希望,于是新文化运动遂应运而兴,冲破旧时底沉静,惊醒国人底迷梦,引导他们向光明的路上走。虽未能立刻实现那真善美底社会,且同时呈出了许多的破绽,而中国前途底一线曙光确是在这里啊!我们对于这种新文化运动是极表同情的,而且也很希望他能收最大的最良的功效。因为属望最切,所以失望也容易。我们失望的在甚么地方呢?就是缺乏批评的精神。你看!一种学说一出,只要稍为新鲜点的,那盲从附和的就不知有多少人!他们也不管那种学说底内容如何,可行不可行,及于社会底影响是怎样,只知道人云亦云,雷同,附和,好像那鹦鹉学舌一般,把人底话,一字不遗地学说了一遍,就算完事!对于古人底信仰,固然是已经打破了,却建了一座新偶像;新偶像说东,他就不敢往西,新偶像说非,他就不敢说是,自己的命运,全握在新偶像底手中。一会儿有人说办杂志好,他就赶忙办杂志,一会儿有人说杂志办多了不好,不如改译丛书,他就马上停办杂志,去译丛书。(《新青年》说,人名地名的符号摆在右边,与其标点冲突,所以改在左边。其所办杂志所有标点都占一字位置,本无冲突,也都摆在左边。)偶然瞧见一两篇类似批评底东西,而理由既不充分,又多讥嘲口吻,哪里是批评,简直是谩骂!

专门无意识地模仿、盲从他人行为,实在是极危险事情。一则只有雷同,没有讨论,学术界容易陷入无生气的状态;二则不成熟的思想或学说在社会中流行,易滋流弊;三则不经过精详的商榷,则不能为深入研究,其结果必流为浅薄;四则没有研究,自信不深,纵然道理是对的,而一闻反对,便不免彷徨歧路而不知所措。“医治这种无意识的模仿、盲从、浅薄毛病底东西,就是批评的精神。因为批评是要经过仔细的研究的,多一分研究,便少一分盲从,多一番批评,连浅薄底弊病,也可免掉。我敢说现在底新文化运动,若不加入批评的精神,将来一定更会发生绝大的危险的。奉劝一班有觉悟的新青年们,快快养成批评的精神,无论对于新的学说,旧的学说,新的制度,旧的制度,新的思想,旧的思想,都一齐要去取舍,有所是非。批评底时候,须要用冷静的头脑,研究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不要武断,不要谩骂。对于偶像底崇拜,要打破净尽,然而却不可因某种人现负微名,因而故意和他立异,对于他的主张,特别索瘢寻垢地去攻击他。总之,我们要保存我们的批评的精神要紧!”少了批评的环节,不仅无法进步,连真正的新文化也难以成立。

主要表现之二,是重人文社会科学,轻视自然科学。本来编辑出版丛书旨在改变杂志普遍存在的浅薄的流弊,可是“《世界丛书》《新文化丛书》都已经在那里编辑了,如说新文化的意义,且限着哲学文学社会学的,那我可没有什么话说。如说新文化的意义,包含得更广一点,那末我觉得《常识录》与《高等科学专书》(狭义的科学)不见得在次要的地位。平民的智识荒,中等学生不能升学的知觉荒,我们也应该想法满足他们的欲望才是”。

在批评者看来,“我们现在所缺乏的是奔走服务的社会事业家Social Worker,我们也缺少试验管显微镜沉潜研究的科学家。默察社会上的趋势,又似于狭义的科学,缺乏兴味。所以我们更不能不有传布科学智识(科学常识)、增进科学智识的(高等科学的专著)出版物。现在有几个科学家,很不以偏向一方为然。不过社会的兴趣,本来是从刺激提倡而起的,要普通人对于科学生兴味,还须请先进的科学家努力提倡,把明白而有系统的参考书,新颖易懂的出版物,创作传布,使普通人民有点科学常识,再不致灾来求神,祸来祈佛。这应与解放自决的鼓吹一般着重呢!”

有人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偏向,一方面赞誉“我国自‘五四学潮’以来,介绍新思想的出版物忽然增加,新什么新什么和那各学校的日刊周报等,不下二百多种,德谟克拉西的声浪震动全国,解放呵,改造呵,自动呵,自治呵,这回子连带着种种事件,从前看作天经地义永世不变的,现下都摇摇不定成为问题了。这真是开国五千多年来所未有的,亦是时势如此,不得不这样的。这种‘新文化运动’就是欧美日本也很惊讶,我们不置,谁人还敢厚非呢,谁人还不满意呢?”另一方面,作者及不少人对此并不满意,其主要之点“就是这新文化运动未免偏于人文的一方面”。“试看所出的书报,莫不是以传播新思想为主,换句话说,就是只向人的方面研究,而将那根本实用的物质撇开了。再换一句话说,就是新文化所产出的二百多种书报,没有一种是鼓吹物质科学——理科——的”。

造成如此局面,究其原因有四:“(一)死文学不适合现代的情形;(二)战后世界潮流的冲动;(三)新文化起点是北京大学,而原动的人多系文学家,并不是理科专门家;(四)理科是实验的科学,不是空空洞洞,凭笔墨口舌所可了事的,就是要提倡,也不像文科容易,并且不深有深入研究的人,更不能提倡。”四个原因又可简括为二:“一、因时势的潮流,思想不得不变更。二、因国人不注重理科,对于理科没有几多兴味。”

为了说明理科有什么用处,应不应该提倡等问题,作者旗帜鲜明地提出,就目下情形看,要救中国,非极力提倡理科不可。因为:“(甲)理科切实人生,为富民强国的无上利器。理科是讲自然界的现象,第一就是研究利用厚生的理法。”人必须穿衣吃饭住房,无论何人不能离开自然界而生活,所以必须要了解自然界。而且理科昌明,实业才能够发达,实业发达了,国家莫不富强。中外的强弱之分,关键就在重理科与不重理科。

(乙)理科是改革思想及创造思想的好东西。所谓“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格致就是理科的目的。“理科之所以能够改造思想,就是因为他是实在的精密的变化的进步的,我们研究他,可以破除迷信,可以免掉妄想,所以不知不觉的脑筋也就会活泼起来,精力也就会旺盛起来,只求进取,不想守旧。”那些保守“国糠”“国糟”的,多半不是研究理科;欧美日本人,倒很喜欢研究理科;“从来称为思想革命——创造思想——的人,也都是研究理科,譬如阿里士多德(Aristotle)、牛顿(Newton)、以及发明进化公理的达尔文(Darwin)、发明互助公理的克鲁泡特金(Kropotkin)等,莫不是研究理科才渐渐觉悟这类道理。进一层说,他们多半是由生物界中才创造这种新思想出来。假如没有他们这宗议论出来推翻当时的腐败邪说,恐怕现下我们还在黑暗地狱里过日子,哪里能够得见这二十世纪庄严灿烂的文明。所以我说二十世纪的文明就是理科的结晶。”

理科与新思想比较,后者如刺激神经的兴奋剂——美酒等,前者如充饥的食物——米饭面包等,专饮美酒不足以饱肚子,但可以助消化增精神,况且中国体质虚弱,中国人神经过敏,所以不要专饮美酒,还是多吃些滋养的饱肚子的米饭面包才是。况且酒也是由米饭面包里造出来的,不过性质不同罢了。所以既要多饮美酒,更要放开肚皮吃饭。

文理两科相比,人文思想古今相差无几,比较古今之书,可知古人的知识分量虽远不如今人丰富,但是取得知识的工具即思想力,不见得有什么大变动。将近代思想高深的哲学巨子的著作与二千年前希腊时代的哲学书以及我国诸子百家的思想比较,大体无差甚至不及。而理科却是一日千里,飞速进步,就是与前十年比起来也有天渊之别,遑论百年千年前。显然理科更有助于思想进步。

中国本来没有所谓理科,就是从前有一点,也是无统系的片面的,势力很小。欧洲17世纪以前,一般人民醉心宗教,重视死文学,看不起科学,弄得毫无光彩,倒不如古希腊时代的气象。文艺复兴以后,一般人渐渐知道科学的要紧,热心研究,时有发明。变化如此之快,是因为17世纪以前有古呑伯尔西(Gutenberg)、哥伦布(Co-lumbus)、柯伯尼克斯(Copernicus)、加里勒俄(Galileo)、克蒲拉(Kepler)等大发明家大发现家,于理科上多所贡献,唤醒他们的大梦,其后拉布勒(Rabelais)、孟特湼(Montaigne)、培根(Bacon)等诸大教育家主张“实验主义”,一矫从前轻视科学的恶习,思想界为之大变动,人人喜欢研究理科,发明日多,所以才产出近世的文明,以后更不晓得要发达到什么地步。

中国数千年来,重文学而轻物质,甚至诬科学为邪说,视机器为鬼怪,圣人之徒,且说“奇技淫巧圣王所禁”,把科学当作“形下”之学,毫不足道。直到近世欧美的物质文明如怒涛而来,自己着着失败,才晓得科学要紧,于是兴学校,重科学。可是开办学校几十年,理科到底有什么进步,一般号称有新头脑的身受科学之赐,只因自己不深懂理科,又想自高声价,还是背着良心说理科不足道。就是教理科的,也多半不得其法,敷衍了事,所以虽然兴学几十年,不说传播这宗思想的出版物如“麟角凤毛”,就是热心研究的人也数不出几个。近来数理化一方面渐渐有人注意,惟独博物一方面仍是漆黑的。以“地大物博”“世界宝库”的资格,倒反弄到穷如水洗,民不聊生,日仰外人而生活,真可痛哭。

 

以我们这丰富的天产,自家不会利用,任外人尽量搜刮,把我们的生货做成熟货,又来骗我们的金钱,甚至做成枪炮来杀我们,世界宝库经得住几年?况且大战虽平,工商的大战更加利害,各国要恢复疲惫的元气,别处无技可施,非取这肥大无能的中国不可。所以近来损人利己的潮流更是汹涌而来。“象有齿以焚其身”“匹夫无罪怀璧其罪”,我国兴亡就在这点。国民呀,快快猛醒,先觉的人呀,快快提倡理科!

总括起来,我主张根本的救国要注重理科,并不是反对近日的新文化运动,不过理科也是文化的一部,物质文明就是中国最缺乏而最紧要的东西,那么博物一科更不得不积极提倡了。所以我很希望有志青年不要专鼓吹时髦的空虚的新思想,而把根本有用的理科放弃一边。

提倡批评与重视理科之外,新文化运动的出版物还面临外部压力和内部危机的双重困境,北京大学的缪金源将这样的情势形象化为查抄与破产。所谓査抄,是指警察厅派人来将报章杂志封禁,例如对北京的《每周评论》和对1920年7月下半月的《晨报》,或暗嘱邮局将报刊扣留,例如对北大的《学生周刊》和上海《星期评论》。所谓破产,是指各报刊的著者自己无文章可做,勉强做几篇塞责,例如《北大月刊》由陈启修编辑的一期,或偷钞其他报刊的文章。

缪金源认为,“查抄不足畏,破产真可怕”。因此着重对破产提出开源和节流双管齐下的方法。

“破产”的证据随在皆是。五四运动以来,国中的新报刊共有400余种,所讲除劳工问题、妇女解放、自由恋爱、无政府、废考、废汉字以外,有没有别种问题?文章的题目也破产,例如女子解放应该从哪里做起?废止考试后应该怎样办?什么是文学?自由恋爱之我见,我之新人生观等等,大同小异。报刊的名称也破产,有几种上面不冠一个“新”字?明明是“旧中国”,也叫“新中国”。北京有《新潮》社,上海也照样办一个;北京有《晨报》,他处马上就效法。其余以地方命名的,例如《新秦》《新陇》《新四川》,诸如此类,总可以证明中国人模仿的技能特别巧妙。

报刊的名称和文章的题目雷同,尚不足为虑,内容千篇一律,就太不好看。连号称“新文化运动巨子”的人也没甚新颖的著作出现,足以证明大家的学术破产,应该赶快去开源。开源的方法,就是“读书”,尤其是多读外国书。“近来人的通病,就是爱看‘杂志’,因为东掇西拾,就可以成一篇百衲衣的大文,很不愿看一本有系统的‘书’。殊不知学问是有系统的,讨便宜不成,不但看一本书要有系统,即研究一种科学,也要有统系。”开源就是要逐渐形成大大小小的科学系统。

节流的方法与此相应,缪金源认为现在最有价值的杂志,要算《数理杂志》《博物杂志》《音乐杂志》《医事月刊》《醒农》这些对于一种学问确有研究的专业杂志,其余就是《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建设》等,再其余恐怕不免东掇西拾,抄袭雷同了。从前的人研究一种东西总有参考书,例如考八股的读四书五经,做应制诗的读唐诗三百首。现在要研究的事体繁多,而杂志多如山积,反而令读书人为难。因此,除偏僻地方连新名词还没有听说过,应环境需求,该办几种杂志做“新名词运动”外,其余应该每种科学(广义的)各合全国的同志,集为一社,办一种杂志,例如《哲学杂志》《博物杂志》等,过三五年,再择尤印成丛刊,例如数理丛刊、新诗丛刊等。这样所出的稿件要淘汰录用,推动著者努力;而人们对于所要研究的科学,又得各手一编,可省读者的金钱,一举两得。有人说,中国人个性主义太发达,许多不相识的人结为一团体,不免倾轧,这种恶习,应该矫正避免。

杂志虽应少办,“通俗的小册子”却要多出。杂志的读者多是同类“智识阶级”中人,其余不识字的看不懂杂志。现在唯一的急务,是要各城镇乡各办一种定期的通俗小册子,上印注音字母,并讲说公民常识和科学常识(爱国的空话少说),提高一般人民的智识。如果人民程度没有提高,双十节尽管乘几辆汽车在马路上洒几千万张“社会革命”的传单,其功效直等于零!“我希望大家知道,所谓‘新文化运动’破产的危险!我希望大家知道,不单是在报刊上‘做文章’就叫做‘新文化运动’!我希望大家去专心读‘书’,以创造新文化!”

就出版而言,内容的提高与范围的普及,理应相辅相成。善用与滥用出版对于新文化运动产生的正负作用,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所谓“印刷品为灌输文明之利器,故共和诸国,咸解放著作家,与之以出版权,盖欲其以高尚之思想,借印刷品以为邮,而改造社会,启发愚蒙,俾人类进化不已,造成大同世界也。猗欤休哉,出版权诚吾人最可贵之权利,吾人安可不研究其利用之方,使不至丧失于无形耶……欧战以后,各国‘文化运动’之呼声日高一日,故思想界亦日见活动……出版界际此时期,更为千钧一发之时代。盖稍有不慎,滥用此权,即足以阻止‘文化运动’之进行,疲乏阅者之心理。”凡著作家,当自省其学问有无印刷价值,不可借文化运动沽名钓誉。而欲为文化运动著作家,首当“研究”“博览”中外文化史、哲学史,探世界进化之真相,文字改造之因果,及制造品发达之源始,由因究果,新陈相推,以及近代,然后不至隔阂。其实,当研究社会情形及地土状况,人民知识心理之普及,不可任意高深,孤特其理想,华采其文词,只可供思想界贵族之观摩,不能收普及之效果。文化运动是普及平等的运动,非贵族主义运动,不能有高者愈高,低者弥低之弊。三当有牺牲的决心与涵养工夫。不能牺牲者,必不能建设,不能涵养者,必不能坚持。“良心者,即最高尚之系统,彼实有‘限制’‘范围’之能力者也。”

要想推广普及新文化,除了出版物的内容形式应该讲究改进外,经营的办法也不可忽视。其时代售方因为传播新文化不以营利为目的,主要着眼于推广,希望出版方给予通融优惠;而出版方则表示新文化的书刊未必赚钱,而且已经打折销售,很难赔钱经营。如《新文化丛书》的出版方表示,现在出丛书要兼顾三方面,一是著作者报酬不能过高,也不能太菲。但程度愈高劳力愈大的书,愈要求著作者牺牲。否则销路不多,书局的牺牲太大。二是读者购买力有限,只求普及,定价不能太高。三是书局的营业,只求不受损失,决不能忘记为新文化运动尽力。这是一定的趋向,希望国内外著作家给予一种同情。

因为利益差异,出版和代售双方难免常常发生矛盾。邵力子认为各有道理,“传播新文化,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出版界方面,有些并无基本金,全恃报资为周转的,在这纸价飞涨的时候,如果代派者都迟不缴费,真有不能支持的苦衷。最近我看见《新生活》底启事,对于催缴报费,也十分认真。但我以为出版界对于学生组织的贩卖书报团体,也确应特别通融,因为学生贩卖书报,全是出于热心,卖出以后,断然不至于有意欠费的”。不过,出版图书毕竟有成本限制,《新文化辞书》刊行时,商务印书馆表示“将此书热诚地提供于我全国人士作为新文化运动之纪念的刊物,希望他能够普及于一般民众,为新文化前途放一异彩”。以6.5折特价销售,声称“其低廉为出版界所仅见”。即便如此,一般民众也很难承受2.6元的书价,所以还是难以畅销。

新文化运动推动新思想不胫而走,并不意味着出版新书就能够洛阳纸贵。清季梁启超办刊物可以获利,而保皇会的广智书局就不得不靠编制翻印科场书来努力扭亏为盈。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的盛况之下,从事新文化运动的各方都是千辛万苦。当然。由此带来的良好声誉,也会有利于运动家和商家,不是简单的盈亏可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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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学术月刊》2024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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