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小立:五四新文化派的政治转向及其思想差异

——以《每周评论》时期为中心的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38 次 更新时间:2022-05-05 21:5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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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小立 (进入专栏)  

  

   摘  要:五四新文化派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胜利激发转向现实政治的标志是创办《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虽有分工,但政治诉求上的关联却相当明显。新文化派的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的运动,是因为他们仍抱有启蒙之念,更倾向于坚守思想革命、以舆论批评这种知识分子参与社会的方式影响社会。然而随着新文化派中的激进成员逐渐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新文化派彻底走向分裂。但即使在接受和认同“社会革命”的激进成员中,其接受的初衷、方式以及思想取向也存在着差异。这个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

   关键词:五四新文化派;政治转向;思想差异;《每周评论》;《新青年》

  

   以“二十年不谈政治”为职志的五四新文化派到1918年下半年,受国际国内形势的刺激,逐渐突破思想文化的层面,开始将关注的视野转向现实政治。这种迹象在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期上已经显露,1918年12月,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终于在陈独秀的强力倡议下创办了时事评论类的周报——《每周评论》。《每周评论》不仅是体例上部分地延续了《新青年》,其精神内涵也与《新青年》保持一致,但它的出版周期更短,对现实状况的反应也更直接和迅速。对于这一政治转向前后新文化派的行为方式和思想变化,国内学界一向关注不多,惟近年来在讨论“问题与主义”之争时有所涉及。本文在对《每周评论》时期新文化派的思想作一基本的史实还原的同时,主要在此语境中讨论新文化派政治转向的现实原因,它与思想启蒙意识的互动关系,新文化派老师辈与学生辈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不同表现以及新文化派激进成员政治转向时在共识之下思想取向上的差异。

  

一、政治诉求:《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思想关联


   1918年持续了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作为战胜国之一的中国自然呈现出一派乐观的气氛。但很快,新文化一代新派知识分子便意识到战后于中国不利的诸多问题,而北京政府通过宣战所暂时掩饰的国内矛盾也重新凸显,不满的情绪开始在知识阶层中酝酿。1918年7 月以来,新文化派所表达的有关现实政治的意见,时常在《新青年》上出现。尽管陈独秀曾经强调,论政并非《新青年》的宗旨,但并不能改变新文化运动本质上的政治目的。“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约定显然太长,国际国内的形势似乎在逼曾经参与过实际政治的新文化派成员重上梁山了。

   事实上,《新青年》杂志一开始就不回避现实政治问题。《青年杂志》(《新青年》)第一卷里的许多文章都是介于思想与政论之间的,而从第二卷第四号开始,像陈独秀的《袁世凯复活》、刘叔雅(文典)的《欧洲战争与青年之觉悟》、《军国主义》,高一涵的《一九一七年豫想之革命》(第五号)虽然目标指向是青年及其思想觉悟,但内容上却与时事相关。第三卷中的《对德外交》(陈独秀)、《罗斯福国防演说》(李权时)则是典型的时事评论。一位叫顾克刚的读者已经注意到《新青年》关心时政的趋向,他在来信中提醒杂志编辑:“述学说者,根本之图也;评时事者,逐末之举也;教诲青年,当以纯正之学说巩固其基础,不当参以时政,乱其思想也。”尽管陈独秀在回信里,将政治看作是人类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指出知识分子在“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上,“安忍默不一言?”但《新青年》第四卷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除《驳康有为〈共和平议〉》(陈独秀撰)外,几乎没有政论出现。不仅是政论消失,前三卷中的“国外大事记”和“国内大事记”专栏也被取消。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出版之时,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公同担任”,“不谈政治”显然是同人之间意见妥协的结果。但第四卷的六期杂志仅是《新青年》出版史上的特例。因为到第五卷,政论性的文章便接二连三地出现。1918年7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上,陈独秀不顾同人的反对又一次直面现实政治。他的文章标题是《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此时谈现实政治,也许只是少数人之举,随着一战结束、协约国胜利的消息传来,新文化派大多数成员对政治的期望仿佛平地陡升。他们几乎集体出席由北大组织的庆祝协约国胜利的几次“演说大会”,并发表政治性很强的演讲。随后,蔡元培、陶履恭(孟和)、李大钊的演讲辞,《劳工神圣》、《欧战以后的政治》和《庶民的胜利》被登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的头三条。(按:据朱乔森、黄真《关于〈庶民的胜利〉的发表和〈Bolshevism的胜利〉的写作》[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4期]考证,《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实际出版日期应为1919年1月,而不是杂志标明的“10月15日”。以此推算,第五卷第六号的出版,应在1919年2月左右,也不是杂志上标明的“12月15日”。)而同期杂志上,李大钊《Bolshevism的胜利》、陈独秀《克林德碑》和蔡元培《欧战与哲学》也明显带有政治性。到第五卷第六号,这种势头依然有增无减。

   在这里,一战结束、协约国取得胜利对新文化派思想转向的直接影响是很明显的。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一直是“五四”前后《新青年》杂志关注最多的事件。当然,关注仅仅是思想转向的前提。上述新文化派所有成员集体出席公开演讲看似偶然,却透露出他们在这一前提下的思想转向的动因。一方面,世界性的政治事件值得庆贺,另一方面,作为新派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知识精英,新文化派需要对国际政治大事作出及时的发言。而世界大战结束之初,整个世界的和平气氛,也的确激发了他们对于和平的憧憬以及原本存有的世界主义意识。早在1918年1月,高一涵就根据欧洲舆论的分析,预言说“欧战告终,国际间必发生一种类似世界国家之组织,以冲破民族国家主义之范围”。

   王星拱和胡适这二位新文化运动期间打定主意不关心现实政治的人也忍不住发表了非常政治化的演讲。他们分别在《去兵》与《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的讲演中呼吁“去兵”、“解决武力”。

   一战后,对世界正义、和平前景的乐观情绪,也加大了新文化派对国内政治的新的期待。

   一方是国际上的和平气氛,另一方是国内的南北对立、军阀割据,二者存在的明显反差,不仅使国内的矛盾和问题进一步地凸显,关键是通过对比,新文化派心理上形成的反差也许比实际的反差大。况且在新文化派的世界主义意识中,中国根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没有理由不随着世界形势的变化而变化。于是,他们又一次直接批评起国内的政局。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在天安门的演讲中指出:“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著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个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中说得更为具体。他说,近几年来他是“不谈政治的”,但面对“实为中国旧思想之结晶”的大总统徐世昌的“总统令”,是“不得轻易看过去的”。他以为“大总统令”的下达是一种“国家干涉道德问题”,它必然生出三种政治,即专制政治、贤人政治和政教混合政治。而归根结柢,这是“行制度革命而不行思想革命的坏处”。陶履恭(孟和)在《我们政治的生命》中,对民初七年的共和体制表示失望。他直截了当地指出,“现在中国的政治不是共和,仍然是专制”。他强调说“现在要靠着我们自己救自己了,要靠着我们共同的活动造我们良美的生命了。”

   较之《新青年》,《每周评论》里关于“解决武力”的讨论显然更加具体。“寄生”的《去兵后之〈内乱外患问题〉》就是王星拱文章的具体化,而陈独秀的多篇时论更是有点“事关细目”。这既是《新青年》与《每周评论》衔接中的差别,也是现实分工的表现之一。另一个表现是,自从《每周评论》创刊以来,《新青年》第六卷所出的六期中除第一号高一涵的《和平会议的根本错误》和第二号上李次九的“来稿”《真正永久和平之根本问题》以外,几乎鲜有政治色彩较浓的文章。即便是由李大钊编辑的“马克思主义专号”(第五号),也主要从理论上评论和介绍,并没有真正涉及现实政治。

   但《每周评论》与《新青年》这种有意地分工,并不能阻隔二者之间更深层的思想关联。周作人后来谈到《每周评论》创刊,说虽然《新青年》“阵容愈加完整”,“但是月刊的效力,还觉得是缓慢,何况《新青年》又并不能按时每月出版,所以大家商量再来办一个周刊之类的东西,可以更为灵活方便一点。这事仍由《新青年》同人主持”。在《新青年》上有一则广告写得也很有意思,“《新青年》里面,都是长篇文章。《每周评论》多是短篇文章。《新青年》里面所说的,《每周评论》多半没有。《每周评论》所说的,《新青年》里面也大概没有。《新青年》是重在学理。《每周评论》是重在批评事实。……照上边所说,两种出版物是不相同的。但是——输入新思想——提倡新文学——宗旨却是一样,并无不同。” 可见,新文化派挥之不去的启蒙情结,即便是“谈政治”,也还是有所保留。这种潜意识里的保留,反映到实际中,就是无法彻底划分思想启蒙与政治时评的界限。代表《每周评论》总体意见的“社论”栏所发表的72 篇文章中,像张申府(赤)的《结婚与好人》、《嫁娶有理据吗?》、《“数之哲理”》,周作人(仲密)的《祖先崇拜》,李大钊(明)《废娼问题》、《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以及张慰慈(慰慈)的大多数文章放在《新青年》里也许更合适。而周作人的短文《思想革命》在《每周评论》首发后,随即被《新青年》转载。针对古文家林纾的攻击,《每周评论》的两次“特别附录”总标题是“对于新旧思潮的舆论”。“特别附录”所录的各报文章虽是就林纾攻击一事的反应,却不乏思想层面的传播意义。这是旧思想与新思潮的较量,很难与《每周评论》所应关心的现实政治完全挂上钩,言其着重“思想启蒙”,一点也不过分。

   《每周评论》向现实政治明显地转向,还是在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的发生一周之后,即1919年5月11日。从5月11日开始,《每周评论》连续三期专题转载报道和评论五四学生爱国运动。这也是《每周评论》最集中深入地评论一个现实中的政治事件。但也应该看到,报道和评论仍主要是声援,是道义上的支持。至少在1920年以前,与学生保持行动上的同步,仍不是大多数老师辈的选择。

  

二、思想者与行动者的角色差异:新文化派为何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运动?


   关于新文化运动老师辈与学生辈关系的研究,至今仍以美国学者舒衡哲(Vera Schwarcz)的专著《中国的启蒙运动》最为系统。舒衡哲利用社会学的代际理论阐释师生之间的关系。她接受社会学家所说的“时代位置”,认同“每个人都是被家庭环境、教育机会以及一系列历史事件所塑造”,并以此作为分析的基本路径。舒衡哲虽然谈到老师与学生的差异,但并没有涉及老师辈为何没有直接参与“五四”学生运动的问题。而国内的相关研究以及回忆,则笼统地强化了新文化运动老师辈与学生辈在“五四”学生运动上的关联。

但无论以往的研究如何强化他们之间的关联,都不能掩饰老师辈没有直接参与“五四”运动这个基本事实。在胡适的眼里,新文化阵营中,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都很注意政治的问题”,蔡元培“也是关心政治改善的”。但是“五四”当天以及随后的一个月内,老师辈都没有像学生那样“直接行动”。为人们所常常提及的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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