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一个遐迩闻名、响当当的英名。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经济学教授、英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林毅夫以《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复兴》为题于11月4日在北京大学•北京论坛发表演讲（全文在光明日报2011-11-14上发表）

笔者今天为林先生文章“挑剌”，起源于该文在《爱思想网》上，受到一位名叫“郑酋午”学者的批判。不过，郑先生与林先生在立场并无原则上的差异，是栓在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同在玩“复兴儒学”的把戏。鄙人借郑先生的一点火花，就对林先生的雄文写出下面的文字，以献读者。

一、林先生所谓“文化复兴”论的逻辑混乱

林先生在文中指说：“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他将文化分为三个层次：器物层次，也就是生产、生活工具和生产方式；组织层次，包括社会、经济、政治组织；精神层次，即人的伦理、价值取向等。

“ 其实，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对应来看，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而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

点评：林先生在文中，一方面宣扬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如何高速发展，另一方面宣称“文化”落后，极需要“文化复兴”。但是，根据林先生上述对文化定义和阐述表明，林先生全文逻辑混乱。

逻辑混乱①：

林先生文章中讨论的“文化复兴”概念逻辑混乱。林先生既然赞同人类文化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划分法，即认为“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器物层次”的文化。那么，中国现阶段科学技术或经济发展程度就是“器物层次”文化。林的文章题目中的“文化复兴”就应包括中国现代的“器物层次”文化即社会经济状态。但是，林先生一方面把“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看成是“器物层次”的文化；另一方面却把“经济发展”与“文化复兴”作为两件事情来讨论，这就是林先生逻辑混乱之处。

并且，按照林先生赞同的 “器物、生产、生活工具、生产方式是经济基础”就是“器物层次的文化”的观点看，中国没有“文化复兴”的需求。因为，林先生在文中大谈中国经济近30年的高速发展，还展望了未来20年继续大发展。这就使得在中国“文化复兴”是一个子虚乌有的命题。

逻辑混乱②：

林先生说：“其实，这三个层次与马克思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划分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就是说，林先生是知道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根据马理论，社会“组织和伦理、价值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发展水平高低，决定着不同层次的上层建筑即社会“组织和伦理、价值”。那么，请问林先生：儒家“仁”学的“伦理、价值”产生时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器物层次”的?现代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层次的? 换句话说，你们是自相矛盾。在农耕生产方式基础上产生的儒家“仁”学思想，怎么能够适应并能引领现代工业科技发达的社会呢？既然林先生同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又怎么能够主张“复兴”儒家“仁”学思想来指导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呢？这不是逻辑混乱，又是什么？

林先生以“亚洲四条小龙”为例子证明了儒家“仁”学思想能够适应，并且做得很好。他说“从上述脉络来看，作为上层建筑的儒家文化是有能力随着时代、环境的不同，而不断调整、创新，以适应新的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不是顽固、保守、一成不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障碍。实际上，这一点也可以从亚洲四条小龙有能力在儒家文化基础上实现现代化得到证明。” 这“亚洲四条小龙”例子的确是事实。但是，这个例子只能证明马理论是不正确。马理论的逻辑是不能被改变的。我们必须坚持在事实面前尊重事实，而不是屈从理论逻辑。林先生以违背了马理论逻辑的事实，来证明你赞同马理论逻辑是正确的。这也是一种逻辑混乱。

那么，我们应如何解释“亚洲四条小龙”事实呢？这就需要人们，一方面突破马理论的界限；另一方面，对历史的现实的事实进行研究，用事实推动理论的发展。

这里，还有一个对“亚洲四条小龙”事实如何看待和分析的问题。林先生不要忘记，“亚洲四条小龙”的治理理念和大政方针，是科学、民主、法治等现代文化；儒家“仁”学思想只是民间的理念和信仰。至于它们两者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远远不是“文化复兴”的命题。

逻辑混乱③：

林先生的“文化复兴”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复兴儒教”。但是，林先生又举出了中国不需要复兴的例子。他说：“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时，死伤甚多，虽然，与死者、伤者素不相认，但见此景此情，国人内心所受煎熬就像死难者为自己亲人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仁”。这种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在中国数千年未变，所以，中国文化也就数千年绵延不断。” 既然如此，林先生为什么还要用万言书来谈“复兴儒学”呢？

二、林先生复兴儒家“仁”学的目的

说白了，林先生是要立儒家“仁”学价值观念为立国治国指导思想。那么请问林先生，西方各发达国家的立国治国指导思想是“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吗？西方自十七世纪以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产生的“民主共和制”思想，民享、民有、民治的现代民主法制思想，与“未变的以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是一回事吗？显然不是。它们只不过是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里，科学、民主、法制的思想与基督教伦理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两者是共生共存的。但决不会是相互可以取消、代替的。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在中国大陆民间的“仁”学思想，同样也是从未曾断过的，即便是十年“文革”时期也不例外。它实际上不存在“复兴”的问题。比如，自上世纪末期开始，在学术界兴起“国学热”，至今方兴未艾。即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与儒家“仁”也是有密切联系的，也是共生共存的。他们的思想理论其精华部分，乃至政治主张也不例外地没有超出“仁”的范畴。例如，毛泽东创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立党立国思想，还创导了文化艺术为工农兵大众服务的思想等，难道其中没有“仁”的思想观念吗？邓小平主张“走共同富裕的道路”，难道没有“仁”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在其中吗？毛泽东历来主张要加强民主建设，只不过是方式选择上的差异，如采取了“文革”的错误方式。邓小平历来主张要加强民主法治建设，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现在，中国已经建成完整的法律体系。这是不是有“仁”学价值观念存在于其中呢？中国现在的民主，不过是党内民主与社会民主的关系问题。它们需要改革，但绝对不是要所谓的“复兴儒教”的问题。

在整个20世纪，中国基本实现与完成了中华民族由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换。中国现代文化并没有完全排除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而是继承、融合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古代文化深深扎根于国民的基因之中。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他们是中华民族完成由古代文化向现代文化转换的两位杰出代表人物。毛泽东思想是国学的现代版，是中西方先进文化融合的集大成者；邓小平参与和主导了探索与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全过程。因此，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21世纪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基石，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和未来的思想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