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威:从吞恨到感恩——见证白色恐怖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3 次 更新时间:2011-12-04 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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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德威 (进入专栏)  

孙康宜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首任Malcolm G. Chace ,56讲座教授,也是国际知名的汉学家。孙教授专攻古典文学,主要领域在六朝诗歌、唐宋词学、晚明遗民文学以及女性文学,除了个人专著多本外,并曾主持《中国女性诗歌诗论传统》,以及《剑桥中国文学史》等巨型出版计划。在英美汉学界论治学之严谨、任事之认真,孙教授是公认的模范。

孙教授丰姿优雅,诚恳谦和,永远给人如沐春风的感觉。然而这样的学者风范下却藏着一个忧伤的故事:她曾经亲历台湾的白色恐怖,而且是受难者的家属。

白色恐怖是台湾政治史的一大污点,有多少年也是岛上的禁忌话题。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言禁大开,以往的斑斑血泪浮出地表,成为社会共同追记、反思的宿业。但在世纪末又一波政治风潮的影响下,白色恐怖真相未必大白,反而成为不同阵营叫嚣辩争的口实。

与此同时,孙康宜教授在海外默默写下《走出白色恐怖》。比起台面上涕泗交零或义愤填膺的控诉,这本回忆录乍看之下如此直白单纯,未必符合一般想象。但孙康宜要说的是,白色恐怖的曲折复杂何足为外人道?而在泪水和怨怼的尽头,什么样的悼亡追忆方式才有持续的意义?“走出”白色恐怖,真是谈何容易。孙康宜教授的回忆录不厚,却是她蓄积多少年的勇气才写出的见证。

走入白色恐怖

一九四九年大陆变色,国民党撤退台湾。为了坚守最后的弹丸之地,在岛上大举肃清异己。五月十九日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六月,“惩治叛乱条例”、“肃清匪谍条例”开始实施。这段高压统治主要发生在五六十年代,日后被称为“白色恐怖”高峰时期。当时被捕处死或遭受长期监禁者,保守的估计约有八千人之谱,军事法庭受理的案件将近三万件,而被罗织株连,或遭误审冤狱的例子,更不在少数。

白色恐怖的打击对象包括知识分子、文化人、军人、农民、工人;左翼和社会民主运动分子则首当其冲。在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初期,这样雷厉风行的行动有其历史缘由,但因此所带来的巨大伤害却不是几句简单的政治解释所能涵盖。已经过世的考古人类学权威张光直先生(一九三一——二○○一)在一九四九年只是中学生,就曾因为思想问题被捕,一度甚至有生命危险。当代中国诗词研究的大老叶嘉莹教授五十年代初受到家人牵连,也曾入狱。日后雷震(一八九七——一九七九)借《自由中国》杂志鼓吹民主自由遭到长期软禁,陈映真因为参与读书会而锒铛入狱,都是知识界耳熟能详的例子。

一九八七年台湾“解严法”生效,为时三十八年的白色恐怖正式告一段落。但真正的挑战刚刚开始。各样的记录、回忆层出不穷,让我们想起八十年代伤痕文学的狂潮。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系列有关见证的问题:创伤能够由历史的后见之明来弥补么?亡者已矣,幸存者有什么样的资格代理那些永远沉默者的发言权?还有,伤痕叙事也必须推陈出新么?我们都还记得祥林嫂说故事的教训。归根究底,述说历史不难,述说历史的“难以述说性”才难,因为那是永远的心灵挑战和道义承担。

是在这样的前提下,《走出白色恐怖》提供我们又一次思考现代中国暴力与正义,创伤与救赎的例证。孙康宜的父亲孙裕光先生(一九一九——二○○七)是天津人,母亲陈玉真女士(一九二二——一九九七)出身台湾高雄。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两人都是日本留学生(孙裕光是早稻田大学的学生,陈玉真则就读东京高女),他们相识相恋,之后回到祖国完婚。孙裕光曾在北大担任讲师。然而这是乱世,再美丽的罗曼史也难逃命运的拨弄。国共内战开始,孙裕光有感时局不稳,决定带着孩子回到妻子的故乡——台湾。与他们同行的有孙前此在北大的同事、也是台湾人在北京的精神领袖张我军先生(一九○二——一九五五)。

一九四六年春天,年轻的夫妇和两岁的女儿康宜还有出生刚满三个月的长子康成来到台湾。孙裕光在基隆港务局谋得一职,原以为找到安身之处,殊不知厄运才刚刚开始。隔年“二二八事件”爆发,时任行政长官陈仪(一八八三——一九五○)施兵镇压,大开杀戒,一时风声鹤唳,本省人外省人一同遭殃。这场事件也埋下日后台湾省籍纠纷的祸根。四十年代末国共内战局势逆转,台湾一夕数惊,就在此时,白色恐怖的阴影来到孙家。一九五○年春天,孙裕光突然遭到逮捕,因为莫须有的罪名判刑十年,家产尽被查抄。如他日后所写:“大祸忽然临到我们全家,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一夕之间坠入忧伤痛楚的流泪之谷。”

这年孙康宜六岁。她所记得的是半夜军警突然闯入家中,将父亲用手铐押走的混乱;是母亲走投无路,携带三个年幼的子女逃到高雄乡下避难的惊恐。我们不难想象,这样的经验对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所带来的惶惑与屈辱。以后十年,孙康宜随着母亲还有两个弟弟避居台湾南部,有寄人篱下的日子,也有苦中作乐的日子。她的母亲坚此百忍,付出一切心力维持家庭。与此同时,孙裕光先被遣送绿岛,再移回台北监狱。探监成为这个家庭最重要的假日节目。一九六○年孙裕光刑满获释,此时孙康宜已经高中二年级了。

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时间过了三十五年,九十年代中期,孙康宜偶然发现她的大舅陈本江(一九一五——一九六七)与台湾五十年代鹿窟事件的纠葛。鹿窟位于台湾北部山区,五十年代初期曾经号称为岛上最大左翼武装的根据地,一九五二年为国民党军警歼灭。而鹿窟的领袖之一正是陈本江。

陈本江留学日本时期与孙裕光成为同学好友,也促成了孙和妹妹陈玉真的一段因缘。抗战后期陈本江也来到北平,一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回台湾。陈浪漫多才,留学期间显然已经倾心左翼理想,他的中国经验尤其让他体会革命之必要。五十年代初他奉命进入鹿窟,伺机行动。就在此时孙裕光被捕,原因无他,保密局希望从他身上套出陈本江的下落。

凭着迟来几十年的线索,我们终能拼凑出孙家悲剧的来龙去脉。一个中国天津来的青年和一个台湾高雄来的青年在日本结为好友,他们的友谊后来发展成姻亲关系。然而造化弄人,他们各自见证了台湾白色恐怖的不同面向。孙裕光和台湾妻子在战乱中结为连理,他们没有政治企图心,但时代的纷乱却将他们卷入政治漩涡。另一方面,陈本江是典型的浪漫革命家,为了心目中的理想,牺牲一切上山打游击。何其反讽的是,鹿窟事件的严重性远远被夸大。而事件之后,陈本江只坐了三年牢就被释放,用以作为国民党宽大为怀的样板,反倒是孙裕光坚不合作,被判刑十年。无论如何,白色恐怖为两人的生命带来重挫。陈本江的后半生无限颓唐失意,英年早逝。孙裕光皈依基督,一九七八年辗转来美,成为大学教师和志愿传道人。

孙康宜笔下遭受白色恐怖经验的其实不止她的父亲和舅父。前文提到的张光直也出现在她的回忆录里,张光直的父亲就是当年和孙家一起渡海回台的张我军。张光直是张我军的次子,一九四六年同家人回到台湾。一九四九年,还在念“高三”的他对左翼思想发生兴趣,结果被捕入狱,经过一年之后才得释放。这一年的牢狱之灾让张光直直面人性最坚强,也最丑陋的两极;他于是竟对人类学发生兴趣。另外,孙康宜在探寻陈本江的鹿窟冒险时,发现他与“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一九一四——一九五一)生死与共的情谊。吕赫若一九三五年崛起台湾文坛,同时在声乐界一鸣惊人;尽管前程似锦,他却更钟情左翼运动,也因此结识陈本江。一九四九年吕还曾举办过音乐演唱会,不久后神秘失踪。多年后证实,他追随陈本江进入鹿窟,一九五一年前后意外遭到毒蛇咬伤,竟因此而死。

在台湾“解严”以前,白色恐怖是不能闻问的禁忌,幸存者守口如瓶,罹难者则根本死无对证。张光直日后成为名满天下的哈佛教授,但一直要到上个世纪末才写出十七岁那年的遭遇。吕赫若的名字和作品也是九十年代才重新受到注意,他的死因到今天仍然众说纷纭。孙康宜的大舅早逝,她的父亲对自己的过往也多半保持缄默。

白色恐怖最后的恐怖是,哪怕客观环境改变,也永远让生者无言以对,逝者不能瞑目。缅怀往事,这是孙康宜最艰难的挑战。为她的至亲之人,为她自己,她要如何走出白色恐怖?

走出白色恐怖

孙康宜是白色恐怖间接的受害者。她六岁那年的遭遇要等到半个多世纪以后才得以述说,这漫长的等待可能包含了什么意义?如上所述,台湾一九八七年“解严”以前,官方对白色恐怖刻意抹煞,当事人也多半讳莫如深。何况孙康宜本人早在一九六八年就离开台湾,与事件发生的现场和关系人自然有了隔阂。更重要的原因应该是对她的父母辈而言,往事不堪回首,就算有话要说,也有不知从何说起的困难。失语的痛苦不只是因为来自外部的压力,也更是因为当事人内心驱之不去的创伤。

孙氏夫妇在一九七八年由子女协助来美定居。回首前半生的经历,他们必定有恍若隔世的感觉,孙裕光此时已是虔诚的基督徒,甚至改名孙保罗;他们宁愿以宽恕的心面对过去。但作为人子,岂能容父母和他们那个时代所曾经受的苦难就此湮没?往事不能如烟!

然而一旦提起笔来,孙康宜才了解她自己又何尝不深陷失语的痛苦?走出白色恐怖的第一关就是说话问题。孙康宜生于北京,在说京片子的环境中长大,即使到了台湾,也依然随着父亲京腔京调。一九五○年父亲入狱后,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回到高雄乡下避难。“印象中,到了林园之后不久,或许是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我很快就把北京话全忘了,此后一年,我整天只说台语。”南台湾是闽南语系居民的大本营,孙康宜入境随俗,自然讲起了台湾话。但是她的北京话这么快就“全忘了”,当然事出有因。失语的悲哀也是失父的悲哀,这是书中最令人揪心的部分。一年以后,孙康宜又开始学起“国语”,但因为老师生就有本地口音,这次学得的国语是台湾腔的“台湾国语”。“严格说来,它应当是我的第三母语。”

这一口台湾国语成为孙康宜成长过程中伤害的印记。国民党政权推动文化正统性时期,全民说国语是首要目标,相对于此,台湾话是方言,是粗鄙落后的语音象征。孙康宜的尴尬是,父亲是外省人,又生于北京,理应会说“标准”国语。她的台湾腔其实是后天环境使然,或者更吊诡的,是推行标准国语的国民党所强加于她的。但外人疑惑或轻视的眼光不会因此稍歇。有很长的时间,这使得孙康宜自卑甚至自闭。多少年后她到了美国,得以尽情地说英语——她的第四母语,她才摆脱了台湾的“语言的牢笼”。

这语言的牢笼不也正是白色恐怖——或任何颜色的恐怖——的症结?在威权政治统治下的人是没有随心所欲的说话,或不说话的自由的。孙康宜的大舅陈本江为了表达革命理想,不惜放弃大好前程。孙康宜的父亲因为没有说出保密局要听的话,落得十年监禁。他日后在基督信仰里找到与上帝对话的管道,即使如此,他始终不能从人间失语的症候群里复元。

但《走出白色恐怖》最值得注目的意义不仅在于挖掘、哀悼那曾经使人失语的原因或痛苦而已。透过这本回忆录,孙康宜更要探问,一旦理解了失语的前因后果,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西方从事浩劫文学研究的学者已经一再告诉我们,任何想还原现场,控诉不义的努力都带有内在的悖反性。就算千言万语,我们又怎能够僭越受难者永远被剥夺的说话位置?暴力之所以“罄竹难书”,正是因为暴力所带来的恐怖已经超过了语言文字的表意范畴,直指文明的非理性黑洞。

但即使如此,伤痕见证者还是得勉力找寻述说的方式。这里的逻辑是,哪怕暴力带来的恐怖难以述说,我们也要说出这恐怖的“难以述说性”,以为抗衡。孙康宜教授的强项之一是六朝文学,可以指出一千五百年前写《芜城赋》的鲍照(四一四——四六六)就已经有了类似认知。《芜城赋》描述的是宋孝武帝因为内乱而在广陵肆行屠城,带来大毁灭。鲍照触目惊心之余,只有浩叹“天道如何?吞恨者多!”

在“失语”和“发声”不断搏斗的过程里,我们揣摩逝者的心声,也同时承认自己的局限。问题是,书写难道只能慨叹天道无亲,记录一次又一次“吞恨者”的憾恨?在这一点上,《走出白色恐怖》做出相对积极的响应。诚如孙康宜所言,她的回忆录不必只见证不义,诉说伤痕。她更希望写出一本感恩之书,感谢那些在孙家最苦难的时候,对他们施予救助的那些人。

换句话说,孙康宜不愿意只扮演“吞恨者”或为“吞恨者”发言的角色;她更要做感恩者。她要强调在暴力的彼端,更有强大的救赎力量——家族的,社会的,甚至宗教的——值得述说,而且同样是无论怎么说,也说不尽。这,才是“走出”白色恐怖的关键。

阅读《走出白色恐怖》,我们于是理解在种种有关迫害、离散、监禁或死亡的叙事中,亲情的表述——尤其是夫妻的恩义之情,家族和手足的呵护之情,人子的孺慕之情——如何为冰冷的历史注入一股暖流。孙康宜的父亲入狱后,她的母亲却傲然独立,不畏旁人眼光,教养三个子女,等待丈夫归来。她在乡下开洋裁班,挣来辛苦钱养活一家;她不辞舟车劳顿,一次又一次带着孩子到北部探监。母亲一向被称作美人胚子,但对孙康宜而言,她的美来自她坚毅的性格,她对家、对生活本身的信念。

孙康宜的父亲在监狱中历尽痛苦,以致在绿岛服刑期间曾经企图自杀。但在偶然的机缘里,他竟在岛上发现一颗台湾少见的红豆——相思豆——并且珍而藏之。多少年以后,这颗红豆转到孙康宜手里,此中无限的情义传承,从夫妻到父女,不问可知。孙裕光逐渐从《圣经》里找到寄托。苦难开启了救赎的契机。一个被屈辱的灵魂在另一个天地里发现信仰与爱的真谛。当他出狱时,他已经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家是外省人和本省人共同组织的家庭。孙裕光落难后,全仗妻子的家人伸出援手。即使偶有龃龉,家族的力量应该是让孙家撑下去的原因。白色恐怖中外省籍受难者有太多在台湾无亲无故,他们生前死后完全无人搭理。比起来孙裕光毕竟是幸运的。尤其台湾在经过“二二八事件”后,孙家的故事有了一层族群相互扶持的深意。孙康宜尤其感谢二姨一家的关爱,后来二姨的次子张钦次博士竟成为她的先生,这是另一段亲上加亲的佳话了。而张钦次营救孙裕光夫妇离开台湾,过程的曲折复杂同样令人感动。

孙康宜的有情之笔更及于家族以外的人。她的老师同学,教会长老,美国友人,甚至萍水相逢的三轮车夫,他们或是见义勇为,或是出于恻隐之心,及时给予帮助,陡然使孙康宜的世界充满温暖。这是她书写的最终目的吧。往事不能如烟:不能忘记的不只有苦难和冤屈,还有仁爱与自尊。

比起许多白色恐怖受难者的遭遇,孙康宜父母的故事有个苦尽甘来的结局。而最让我们动容的不只是她的父亲与母亲相互信守的深情,也是他们各自在极度孤绝的情况里,所焕发的自尊力量以及超越苦难的决心。这一力量和决心也许来自传统的影响,也许来自宗教的信仰,无不显示一种对人与人间亲爱精诚的信念。《圣经·以弗所书》的话:“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

过白色恐怖正犹如走过死亡的幽谷,孙康宜以她父母亲的经历,记录了一个不义的时代,却也是一个有情的时代。但她何尝不也为自己所得自父母的言教身教,做出殷殷回顾。他们的委屈和抗争俱往矣,但他们的子女终要以最素朴的方式来诉说。政治的激情有时而尽,伦理亲情的曲折绵长,反而成为记忆现代中国历史的另一种资源。从吞恨到感恩,这是孙康宜给我们的启示。

(《走出白色恐怖》,孙康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二○一一年十二月即出)

来源: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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