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自立:苏联改革模式正在解体——普京与“政权党”的政治倒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6 次 更新时间:2011-11-20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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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自立  

这个普京主义,倒退苏联/俄国改革之事实,并不会因此罢手——下一个玩弄民主的高手或许出在中国,中国现在的政治舆情,正好是掌握宣传、经济、政治、社会资源之太子党及其右翼附庸。普京的今天是否中国的明天?是为严峻之问也。

苏联改革时没有反对党(保守地讲,是发育不足,如下述)。这是一个重要考虑。没有反对党的政治改革,也能多少产生一些变化,甚至是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这个改革之天(俄罗斯正统),改革之地(俄罗斯政治社会文化……),却不是西方政治宗教之应有之天地,是改换了门庭却不改院内体制装潢和布置的一种奇特之外观演变。这个外观演变的实质,就是导致民主的名存实亡,导致新专制主义政体的崔生——这个政体的准确内涵,既不是简单的斯大林主义复辟,也不是彻底反斯大林之反复辟——这和普京这个前KGB特务对斯大林情有独钟不无干系。虽然如此,俄罗斯变化之忧,变化之喜,直到今天,还是充满变数、值得辩论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围绕何以经过长时间政治较量和试验,普京主义终于东山再起,几乎遮蔽了俄罗斯民主。

这次普京宣布他和梅德维杰夫的总统总理双簧戏之预演,证实了俄罗斯朝向专制主义传统开始起步走——至于他是不是会转过专制径直走向极权,人们要拭目以待——因为,如果普京的党阀党统党治一旦长久维持一个名义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多党治,那么,这个名存实亡的“多党治”,就会转向实质上的一党制而彻底覆灭俄罗斯改革。这个改革起源于赫鲁晓夫之批判斯大林;而后,赫鲁晓夫镇压了匈牙利同样的改革且绞死纳吉。所以,赫鲁晓夫的改革如何估价,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在此课题上,俄罗斯弱极权主义之赫鲁晓夫统治,批判了中国的文革,大跃进,文化摧残和人头迫害,是肯定赫鲁晓夫的另外一个侧面。戈尔乔夫的改革,和赫鲁晓夫的改革之关键路径和内涵是一致的,其从头到尾乃为一种自上而下的改革,而有异于一切走上民主道路之反对派政治。我们说,俄罗斯改革之前并未形成一个反对派政治。于是,俄罗斯政治变化缺少了普世意义上的反对党政治方式和实质。这是他们的改革之所以会十分容易走回头路的基本原因。

相反,从历史的常识和国别的革命、改革出发,加以观察,人们发现,民主实现的路径莫不是自下而上的反对派运动催生之,逼迫之,导致之。这是政治理论和社会现实的要求,也是历史常态、社会阶级分立和政治阶级权限使然。换言之,西方共和意义上的财富,权利,个体,契约的产生,导致自古代以来民主之基建立于共和规制之上之根据。这个共和规制的内涵,就是允许各阶级共识权限,以为其立法和立基之根本;而各阶级立法权力的实现,就是施行民主程序和(后来)代议制选举之政制;这个政治的代议制内涵和本质,就是要允许反对派和多元化的政治存在(代表之涵义在此)。多元化政治存在的历史不是自然形成,而是倚仗反对派势力、实力和发展为之争夺,为之抗争而形成而奠基。这些例子,本于一切走上民主的国家之政治路径,唯独可以排除苏联的所谓改革——当然,也排除中国改革之伪善和积弊性质,自当另言。

我们看到,英、法革命以前几百年的议会政治(即反对派政治——含教派皇权的最初对立、制衡),在基础上形成了多元政治。

美国阶层和阶级分疏,直接派生出美国的两党党政治:托马斯?杰弗逊建立了以自由职业者为主民主共和党(民主党)。投机家,商人,投资者,南部的大地主则参加或拥护汉密尔顿的联邦党(后来的共和党)。使华盛顿期望的一党制度落空。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期成议会”之大隈,板垣之反对党性质,也同样明确。含南非(曼德拉的政治势力),含印度(甘地的政治势力——相对于英国殖民当局)等国家之反对党制衡当局的政治演变模式。

所有这些反对党政治,不单形成了他们日后民主政治的前提,而且继续、继承了西方原自古代(希腊民主),中世纪(中世纪利伯维尔自由港等)民主自治之传统。这是俄罗斯政治历史上本来阙如,后来也并未发展成型的政党政治之规制,之运作,之制衡。俄罗斯反对派之列宁主义,最后取消了他们主张的、甚至是苏维埃政权性质,转换为取消苏维埃的列宁主义专制——而更早的巡神派和路标派,排除了政治路径的世俗化抗争,并以躲到巴黎以宗教口实咒骂苏联为其唯一能事——而这个传统,负面增加了俄罗斯知识分子让出政治斗争的党派实践而崇尚文学宗教和虚无清谈的某种虚幻主义。于是,肇始于戈巴乔夫的改革,并未逃脱俄罗斯政治的宿命。也是其改革模式之所以脆弱,积弊,危险所处。这是一个历史比对的课题,自然可以深究严索。我们说,如果出现对于俄罗斯政治改变的盲目肯定,而忽略了上述多党政治的前提之阙如,之反思,之追索,人们奢谈转型和改革的妄议就会泛滥;而这个泛滥,就会为日后中国改革“不需要反对党/派”,提供理据和口实;这是危害巨大的一种虚妄。

国人说过一句话;这句话现在变成三句话。一句话是,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被”实现了——被毛泽东实现了,在那个众人皆知的1949年(虽然,以后发生了拥护和反对苏联的种种盲目言行……)。

第二句话,俄罗斯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这句话的俄罗斯就是指戈巴乔夫和叶利钦的改革之俄罗斯。这个话又被1978—1979年的邓小平改革落实为钱、权改革和劫掠(第二次,从国有制向私有制的劫掠)。

于是我们现在要看第三句话如何被-落实。这个“被-落实”,内涵更多——他直接接轨于普京的政治倒退——如果这个接轨被实现,那么,三次之今天,之明天,就会完全成为被和谐,被变型,被堕落的社会倒退和政治(负面)转型取代。

而这个负面转型带来很多值得人们深思的重大课题。第一个课题就是,中国人膜拜的苏联和俄罗斯改革模式究为何物?他和西方民主化,东方民主潮流是不是一体多面,可以模仿,可以照搬的货色?抑或,这个俄罗斯/苏联改革模式,本质上就是一种虚妄和伪装的转型——这种转型,不过是专制制度本身的一种演变。于是,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普京模式是不是沙皇专制模式的重复;这个普京的改革是不是倒退于沙皇,抑或是倒退于斯大林……这些,当然有待人们进而探讨。二,我们说,如果这个课题转向中国改革,人们又要如何思索和定位。就是,中国政治改革是不是可以简单复行苏联模式,施行不要反对派的,自上而下的变动和发展。这个苏联原理究竟如何定位中国(温改革?)/俄罗斯普京政治于今天;这个普京政治模式是不是中国政治的明天?……从几个方面看待这个课题。首先,我们看见戈巴乔夫自己否定了俄罗斯现政治;谓其不具备三权分立;虽然,这个说法并未一统于俄罗斯知识界,也并未一统于关乎其类的中国知识分子。但是,戈巴乔夫这位改革鼻祖确十分明确地否认了他的国家现在不是民主国家;开始于他的改革,于今转向三权分立之废;他的话言之凿凿,让人警醒。

今年3月2日,被誉为冷战终结者和苏共掘墓人的米哈伊尔?戈巴乔夫在自己80寿辰时曾对当前俄罗斯的民主现状及现任领导人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再度提出批评。他说,俄罗斯的民主是刻意模仿的,并不是真正的民主,因为议会和司法部门都不能独立于政府的意志工作。他还指责现任总理普京和总统梅德韦杰夫“攻击自由和人权”,让这个国家倒退回到了前苏联时期。俄罗斯现在面临着很多的问题,包括食品、药品和能源价格飞涨,“说得很多,但是什么都没有做”。

“国会、法院、总统、总理等等,我们应有尽有,但这些都是赝品。”戈巴乔夫说:“我们有机构,但无法运作;我们有法律,但无法执行。”他认为现在的团结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如同共产党的翻版。目前俄罗斯的民主并非真正的民主,仅是在学着西方做样子。“《新报》(NovayaGazeta)

我们早先引用过俄罗斯文豪抨击俄罗斯先行政治制度之说法——”在一部采访索尔仁尼琴的访谈片子里,这位几乎很少言及各国政治制度细节的伟大作家,却对他自己国家的体制,发出不满之声。首先,他扬言西方资本一直以来就是支持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他们自己的国家资源被‘三百人’高层所垄断;三,这些人收受贿赂,恶贯满盈。“(《对话索尔什尼琴/The DialogueswithSolzhenitsyn》-2007年版/刘自立《俄罗斯思想辨正》)

于是,这些”恶贯满盈“的普京们,还要被支持他的人(含中国人)如何吹捧、肯定和渲染呢?索氏2007年时,并未预言以后普京们上演的寡廉鲜耻的所谓选举和再任丑剧;但是,既然是恶贯满盈者执政,自然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留给俄罗斯人,留给世界。一个侧面的观察是,内政延续外交的观察,现在可以稍稍倒装一下,变为”外交反射内政“,揭示内政,暴露内政;也正好说明俄罗斯屡屡和中共共识、共性、共行之极权,专制共演,他们一起反对人权,反对自由,反对美国;最近的例证是——他们在联合国共同反对制裁和谴责叙利亚屠杀政权的倒行逆施,并为阿萨德的类似卡扎非的”六四“镇压,寻找合法性——这当然是联合国这个机构,反对联合国人权宣言的荒诞版本的再次出演。而所有这些细节,雄辩地证实了俄罗斯现行政权的威权性质或者黑帮性质——他严重脱轨于世界人权良知和政治普世规则。这个外交反衬内政的例子,从属于一个概念,就是列宁宣称的、”变世界大战为国内革命战争“——这个例子也说明了中共外交和内政的一合。(一直以来,中国内政和外交的契合与分疏,是中国学人很少涉及的课题。这个课题,除去李慎之先生言及于兹,很少为外人道——我们中国人一直在回避和忽略这个课题。从几次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到周恩来的大规模出访;从中共加入联合国,到六四以后的中美外交关系;诸如此类的外交如何折射了中国的内政,是乃国人学人语焉不详的盲点。这个盲点自然含括中俄之间一系列反美,反欧的外交契合和外交沆瀣。)这种勾结,难道仅仅出于偶合,于普京之内政丝毫无涉无碍?那么,除去普京的明确的中俄轴心反美论外,更加具备本质性质的普京内政之由来与发展,又是如何。这当然是本文的重点和关键。我们看到,这个主题有回到苏联是不是具备反对党,反对派于改革之前之课题。这个课题,给中国反对派主张者以何种启示,当然也是本文重点。我们分别予以简析之。

有作者十分清晰扼要地解释了普京坐大的实质原因。这个因素就是,普京所谓”政权党“的权力定位;这个定位,实在是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无限权力的延续和变种。”俄罗斯政党体制历经4个时期的演变,完成了由无序、混乱到有序、稳定的发展过程.然而,与西方国家传统的政党政治相比,俄罗斯的政党制度存在着明显缺陷:

“其一,政党的发育不足,缺乏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其二,政党的地位和作用受到限制。其三,政党与政权相脱节。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议会中首次出现了起主导作用的‘政权党’。为进一步巩固‘政权党’的地位,实现政党与政权、政党利益与政权利益的真正结合,普京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俄罗斯政党制度的措施,其核心内容是:政权可以利用行政手段,对威胁政权稳定的政党实行监督(请看看毛对于八个所谓民主党派的、同样是所谓威胁,监督和使用行政手段……);在俄罗斯建立一个由几个大党组成的多党政体(这几个大党……就是朝向权力党的唯一党制发展的借口);在政权力量的作用下,促使‘政权党’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这是典型的、回归苏联的政治倾向——‘执政党’之外,一无所有)。但是,普京政党制度改革的结果,一方面,固然有利于加强‘政权党’的作用与政权对政党的控制,但另一方面,也对执政党和现政权的优势地位提出了新的挑战。(这个挑战,与其说是来自其他势力,不如说是倾向于普京挑战对于挑战的挑战!)”(资料/下同)

这是俄罗斯最终从改革时期,倒退到总统权力高于一切之结果。这个结果的结果,就是政权党=普京再执政十几年之久。那么,这个结果是如何一路走来?人们只要上溯到俄罗斯所谓多党制度之发端不足,演变畸形和最终形同虚设,即可得出结论——这个结论和俄罗斯人轻视普世价值,民主路径和自由根本的专制主义历史几乎一脉而续之。事情可以从网间刊载的苏联-俄罗斯改革历程之变型记里看出端倪,得出轮廓。我们扼要叙述评论之:

“2002年4月‘统一俄罗斯’党召开第一届全俄代表大会,宣告该党正式成立。这一时期,‘左派’政党主要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俄罗斯农业党’为代表,它们主张: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反对在俄罗斯建立西方式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右派’政党主要有‘右翼力量联盟’、‘亚博卢集团’等,它们大多主张激进的社会改革,建立西方式的政治经济模式;‘中派’政党主要是俄罗斯独立后从‘民主派’阵营中分化出来的政党,它们大多与官方关系良好,许多中派领袖都曾担任过政府高官.但由于政治主张存在差异,中派政党又可分为‘中左’、中间和‘中右’三派政党;‘民族主义政党’主要指以‘俄罗斯自由民主党’为代表的持极端民族主义主张的政党。

“从1993年10月到,2000年7月,俄罗斯先后颁布实施了8部有关议会选举的联邦法律和法规,其中都涉及有关政党参加选举活动的内容。

“这主要表现为,1992~,1993年期间占议会多数的政府反对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执行权力机关之间,围绕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进行的激烈斗争以及,1993年12月按照新宪法和议会选举法举行的第一届议会选举.按照,1993年议会选举法,俄罗斯国家杜马由450名代表组成,其中225名代表由获得5%以上选票的政党按照比例代表制的原则选举产生,另外225名代表则在单一选区按照多数代表制原则选举产生。

“1993年十月事件后,一些以极端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左派和民族主义政党被宣布解散,另一些中派政党和政治组织也因影响力下降而逐渐停止活动。”

这是一个大致的情形。其中不乏苏联/俄罗斯改革前后各种势力的纠结和消长。但是,这个紧张的关系呈现了俄罗斯改革先天不足的政治发育。所有这些政党,都是改革的产物而不是(改革为)政党反对党反对派之产物。之所以这样界定俄罗斯政党政治,主要可能是,1,如果改革前反对派政治势力并未形成足以对抗政府和执政党的制衡势力,那么,这些反对党沦为陪衬和花瓶的作用就会日益张显而呈现逐步退出制衡游戏的状态。2,俄罗斯左派的实力制衡本身就是右翼势力借口消除他的原因——就像中国模式里面,如果毛派制衡右翼资本集团,这个制衡本身就是缺乏先天的优势和理据,因为他不同于在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博弈世道中遵照价值合法性和政治投机性。3,这个势头的反向作用表现在俄罗斯议会左翼势力的不智选择——这个议会多数导致叶利钦右翼势力做大且直接消灭了本该在右翼势力中寻找制衡实力的一般原则;“占议会多数的政府反对派和以叶利钦为首的执行权力机关之间,围绕国家权力和经济政策进行的激烈斗争”4,这是所谓新式独裁和偏执发效和做大的一个基本原因。5,左翼制衡势力的式微,“一些以极端方式与政府对抗的左派和民族主义政党被宣布解散,”6,于是右翼独裁和普京做大的可能性由此发端;如下绍述:

“2005年4月,普京在访问法国时,公开对媒体表示,他将遵守俄罗斯宪法,不会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职位,但不排除以其他的方式参与政治活动.此间,有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很有可能将担任议会政权党的领袖,领导议会和政府,2012年再谋求第三次竞选总统。”这个猜测不幸言中。普京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企图和实际当选第三任总统,是因为其操作政治游戏,选举规制和凌驾党政之上的准备作业业已完成。

“在2003年议会选举前,俄共曾吸纳了一大批大企业家作为党的议会候选人,试图靠这些有资金、有影响的‘同路人’来壮大党的社会基础和竞选实力,结果受到社会舆论的指责,俄共因此发生内部分裂,在议会选举中得票率也大幅降低.但俄共等反对派政党与大企业家的联合也引起了普京政权的担忧,此项改革可以认为是主要针对类似现象而设定。”这里的共产党(前苏联)和资本家的联合本身就是俄罗斯/苏联,也是中国的特色。这个特色可以发展成为中国式红色资本家和红色血统者、统治者的直接联姻,也可以一如俄国那样,施行所谓左翼和资本家的联合。这个联合举世皆无,是一个也许是必要的政治制衡现象;但是,这个现象以普京消灭之为结束。主要根据就是,普京可以以消灭共产党为借口消灭资本家。这是上述俄罗斯制衡失败的主因。是不是这样呢?可以再谈之。

“在1993年国家杜马选举中,过半数的单一选区议员是无党派人士;2003年国家杜马选举时,有67位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当选的议员加入了‘统一俄罗斯’党议员团.根据新的杜马选举法,在以后的议会选举中,此类现象将不再会出现”。此即所谓“元佑党人犹有种,平泉树石已无根”。

“目前,在俄罗斯司法部登记在册的44个政党中,只有统一俄罗斯党(37.3万人)、俄罗斯共产党(10.3万人)、人民党(12.1万人)、俄罗斯生活党(8.2万人)、‘亚博卢’集团(7.3万人)、俄罗斯复兴党(7.2万人)和俄罗斯退休者党(6万人)等7个政党符合新《政党法》对政党党员人数的要求,其余政党的党员人数均在5万人以下,须重新进行登记

“普京向俄罗斯联邦会议提交的2000年国情咨文。按照2001年《政党法》的规定,政党分支机构的党员人数为100人以上。……参选政党向利益集团‘出售’其候选人名单中的位置(即国家杜马议员席位)的现象在当今俄罗斯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普京主义的由来和发展,如何接续,扭曲,叛离戈氏脉络,大致情形如此。我们引用有关学人资料(资料2/下同)如兹。戈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关于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的情形,是这样的,“考察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转型,必然要追溯到苏联时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根据1990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的《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行动纲领草案中关于实行‘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的决定,1990年3月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对苏联宪法第六条的修正案,从法律上取消了苏共的领导地位,承认了多党制原则。1991年12月底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党制度的转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同上)这个开始的结束和结束的开始,业已种下了一如前述之不同于西方政党政治的发端之详。这个不祥的预言为以后普京恢复苏联式斯大林政党,一党制——政权党铺路积石。我们说过,一切多党政治和反对运动,莫不是建立在改革革命政权之前。因为这种反对党的势力之已然化,使其上台以后自然不会被前政权和后政权轻易吃掉和消化,甚至很难透过异化和变型使之变质甚至消泯。

但是,苏联的民主社会主义和人道社会主义之民主化,多元化之前提设在戈巴乔夫改革政权之后。这个滞后的改革导致反对派势力自然之未形成和发育不足,历练不够。这样的改革给予中国的启示也是非常明确的。中国反对派现在处于不反对,有限反对和反对之间;其反对党建设基本告缺;即便有一些反对党也无关痛痒。这是极权主义下灭反对势力成功之处。这个成功之处给予中国未来就是普京今天一个极大之负面启示。我们如何因应这样的思索实践和路径,坊间固有探索,还嫌极度不确,不够,不成熟,不建全。一句话,如果这个死结不能释然,未来中国即便改革成功,走向中国普京式道路是毫无疑问的。再就是,现在表露的种种迹象说明,中国反对/绥靖势力之所谓太子党一系,林彪(余党)一系,合作派一系,救党派(民主社会主义派而非社会民主主义派)一系……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唯独缺少一种真正的右翼普世价值派系,作用于大陆、乡村、城市……。这是中国所谓上下互动改革之必须条件的模糊——而所谓上层改革势力受到极权主义并无改革改良空间之实践和理论双向层面的挑战。我们看待戈巴乔夫改革自上而下的客观主义和乐观主义前景,因此倍打折扣。这是所谓中国民主如果不能一步到位,就是一步下陷之二一选择,并无中间道路可言。

续之观察:……俄罗斯政党政治改革之“第一阶段是从俄罗斯联邦宣布独立、苏联解体到1993年12月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在这一阶段,在俄国出现了成百个、甚至上千个形形色色的政党和政治组织,它们的政治纲领和主张不一,组织情况也差别很大。(这个现象正好说明革命改革前的反对势力阙如。——自立)

在拥护叶利钦的右翼‘激进民主派’政党和反对叶利钦的以俄共为首的左翼政党及其他组织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主要形式是示威游行等街头活动。

1993年10月,叶利钦总统与议会之间的矛盾激化(斯托类平时期杜马鼓吹暴力,渲染革命,支持民粹,取消宪治,反对改革,是为前例;见索尔仁尼琴《红轮》——自立),最终导致炮轰‘白宫’流血事件和解散议会(是为反向西方议会政治之叶利钦政治;这个政治双刃于剑,导致总统权力坐大——实际原因还是俄罗斯没有前改革时期成熟的真正的健全的议会政治所致。——自立)

1993年12月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宪法宣布:‘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每个人都享有自由组成社会联合组织的权利’。这奠定了多党制在俄罗斯的宪法基础。“(有基础还是无基础——这是一个问题。——自立)

苏联解体后,以叶利钦为首的右翼激进自由派在俄罗斯掌握了国家政权。“……2002年4月‘统一俄罗斯’党成立,从而使普京总统在议会中获得了比较稳定的依靠力量。”普京操控政党政治起步。

那么,普京的政党特色,权限和地位(相对于议会和政府)如何,资料表明之(同上):

首先,俄国还没有实行由议会多数派政党组织政府的制度。在西方国家,通常由在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多数派政党组阁,经议会批准后行使职权。在俄国则不是这样。按照现行的俄罗斯联邦宪法,政府总理由总统提出人选,但须经国家杜马同意。如果杜马三次否决总统提出的人选,总统可以任命总理,同时解散国家杜马,进行新的大选。可见,俄国实行的实际上是‘总统集权制’,有的学者称之为‘超级总统制’。政府总理名义上同时对总统和议会负责,实际上只对总统负责。现在的卡西亚诺夫总理就是由普京提名经杜马同意担任这一职务的,而不属于任何政党。在俄罗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执政党’。目前‘统一的俄罗斯’党虽然已成为议会第一大党,许多人把它称为‘政权党’,但其多数党地位并不是在选举中获得的,而是通过在杜马中的各种政治运作而形成的。俄罗斯政党制度要完成向西方式多党制的转型,必须对宪法中的有关条款进行修改。普京总统本人也曾说过,在条件成熟时,会实行‘按政党原则组阁’。但是,什么时候条件才算‘成熟’?普京对此没有作出明确回答。

其次,俄罗斯目前存在的政党除了少数几个党有严密的章程、明确的纲领、健全的组织系统和稳定的群众基础外,其他的党都比较松散,党员流动性很大,不能正常开展组织活动。有些党的章程和纲领只是为了在司法部登记而写成的,缺乏认真的论证。有些党只有领导人,没有多少基层组织和党员。有的党主要依靠‘寡头’的支持。这些问题说明俄罗斯政党制度还不够成熟。

第三,俄罗斯目前虽然初步形成了由左、中、右三派政党组成的多党制格局,但是,每一派都有几个党。……俄罗斯要实现普京所设想的‘两党制’或‘三党制’,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这与其说是走向多党,不如说是削弱之。另外一处资料显示(资料3),”2004年5月26日,普京在向联邦会议发表的国情咨文中表示,2000年以来,俄罗斯‘首次实现了政治经济稳定’,其中政治稳定的一个最主要标志就是:近10年来‘政权党’首次获得议会多数,成为议会第一大党,结束了贯穿叶利钦时期议会反对派与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长期争斗,议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由抗衡变为合作。

为建立和巩固‘政权党’,普京积极推动政党体制改革。其改革思想早在执政之初就已形成。

2000年7月,在谈到俄罗斯政党体制存在的问题时,普京指出:‘在一个民主社会中,政党可以确保人民与政权当局之间的经常联系。借助选举,政党这种最重要的手段目前已获得了最好的发展机会。没有党派就不可能推行多数派的政策,也不可能保护少数派的立场。在其他国家多年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传统的反衬下,我们的政党体系存在的不足显得尤为突出……俄罗斯所需要的是有广泛支持和稳定威望的政党,而不是一个接一个的、靠当局庇护但又想取代当局的官僚党。经验证明,这种组织一旦从特定环境转入竞争环境马上就会夭折。’“

可以看出,在对待政党的态度和建立成熟政党体制问题上普京与叶利钦有着很大区别,产生这种区别的原因主要有二:

(1)普京执政后的政党格局已发生了变化。叶利钦时期,以俄共为首的政府反对派始终控制着议会多数,而政权‘人为’建立的‘政权党’在议会中根本无法与政府反对派相抗衡。普京执政后,利用民众社会情绪的变化,有意促成中派政党的联合,已有在议会现有党派基础上组建强有力‘权党’的可能。同时,他对俄共等议会反对派采取分化瓦解与重点打击的方针,动摇了俄共在议会中的优势地位。

(2)普京与叶利钦政权所依靠的社会政治力量不同。叶利钦依靠的主要是‘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对政党则采取利用或压制的策略。普京所依靠的主要是民众和强力部门的支持,并始终与‘金融寡头’和‘家族’势力保持距离。“(资料3)

是的,普京的权力意志一旦得逞,俄罗斯改革势必面临北京人大、政协那样的”多党“和”议会“状态——关键问题是,普京这个”超级总统“会不会朝向真正意义上的多党,抑或,完全相反。俄罗斯政治路径,从来没有施行过欧美方式,抑或,基本上处在积弱和虚置阶段。从维特和斯托雷平改革时期以来,俄国杜马就扮演着一种符合涅恰耶夫和列宁的角色。俄国暴动传统滋生的十月革命传统和二月革命传统,并未让西方革命、改革、分权、制衡系统真正成熟和运作起来(二月革命,始终伴随着德摩克力斯剑之威胁——十月革命——而十月革命的终极价值,就是伴随着二月革命以前,一直以来存在和发展的俄罗斯民粹暴动)。赫鲁晓夫的改革之最大助力,来自朱可夫的寡头支持;其成功来自其台上、台下运作,并未看出有民间势力和势道参与政治进程——那些索尔仁尼琴,那些萨哈罗夫加之那些伟大的文学家,音乐家,哲学家并未参与到戈巴乔夫直接的政治变化进程之中——说他们仅仅是伟大道义的、尊严的、非面包(含面包)之改革精神载体,固然未错,但是,政治路径,并不是他们先在之巡神派,路标派,后进之诗人、学者、科学家可以外在于之之进程。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我们绍述之苏联改革之内,外部因素如此。这些外因素,源自西方世界之强大冷战压力,冷战价值和冷战思维——一些反对冷战者,极力回避反苏冷战的功德,是乃歪曲历史和价值之绥靖主义乱说——这个伟大冷战价值正是苏联解体和美国得胜的原因。可惜,美国压制逼迫和瓦解苏联的同时,沆瀣毛国中共,使得苏联瓦解,中共崛起。这是战略和战策的一中得失,一种转换和辨正。

而俄罗斯/苏联内部反对党及反对派让出政治参与,留下政治真空之举,造就了现今俄罗斯的政治普京化。这些政治因素阙如,就在于俄罗斯人一直以来不知道如何借鉴之政治路径,是源于西方方式的反对党、反对派,议会政治之真谛,而不是俄罗斯特色可以取代的;参与之而非徘徊于外之纯精神追求留下的一种空白;这个空白即是,专制寡头前有列宁,后有普京,就会乘虚而入。这是历史,也是现实。这是非常可悲的俄罗斯价值或言非价值操作之结果。这个水果就是毒果的结果,让那些过分夸大戈巴乔夫作用者,在普京复辟面前汗颜无适,毋庸赘言。这是我们看待普京这个KGB玩弄民主,摧毁之,异化之,酿成的大悲剧。

总结而言,如果说”苏联改革模式“并未以因为戈巴乔夫模式而走向所谓进步而是倒退,那么,美国扮演的前冷战角色和后扮演的政治绥靖主义、模糊主义和妥协主义,正是普京可以玩弄民主于鼓掌之上之另一大原因。这个普京主义,倒退苏联/俄国改革之事实,并不会因此罢手——下一个玩弄民主的高手或许出在中国,中国现在的政治舆情,正好是掌握宣传、经济、政治、社会资源之太子党及其右翼附庸。这个迹象说明,如果中共巧施普京主义民主自由之伪,那么,中共软、硬势力相互作用于中国民运的可乘之机,就会大大发挥和得势。这是我们估价普京倒退带给国人和民运的一个启示。也是问题概述之要点。以俄为师的今后悲剧会不会上演,亟待中国有识之士再三、再四严重考虑之。

换言之,如何走向,中国明天,是不是普京今天?是为严峻之问也。

 

(注:资料援引自李兴耕、薛福岐、李雅君诸公有关文章。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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