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焦虑的俄罗斯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50 次 更新时间:2018-10-27 22: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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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雁 (进入专栏)  


“焦虑综合症”之一——身份认同焦虑

  

   俄罗斯如今面临几大焦虑,“焦虑综合症”困扰着俄罗斯。

   首先是俄罗斯“身份认同”带来焦虑。

   曾经以来,俄国人认为他们一劳永逸地解决历史定位、发展方向和民族认同问题,只要沿着这条金光大道走下去未来就是光明灿烂。没有料到20世纪末的剧变使以前的定位遭到否定,尚未确立的“苏联民族共同体”戛然而止,原来以俄为中心的其他族裔纷纷脱离,多民族国家面临巨大的历史困惑。

   剧变后俄对自己的定位一直就不明晰,很长一个时期都处在犹豫不决当中。直到2008年4月梅德韦杰夫仍然强调,“我们仍然站在十字路口,作为幅员如此辽阔和重要的大国,不知道往西还是往东走?”前驻俄大使李凤林先生在一次有俄国人参加的一次会议上说:“俄罗斯不是东西”,全场愕然,他接着解释道,“俄罗斯既不是东,也不是西”,大家鼓掌。

   俄国社会文化中外来因素的积淀至今清晰可辩。早期的土地制度是来自北欧的,专制制度是来自蒙古人的,东正教来自拜占庭的,基里尔字母是从希腊文字改编的,所有这一些混在一起就是俄罗斯的。上述因素也导致了在地缘政治、社会制度、文化选择上的困境和徘徊,历史定位是“时间性的”,地理定位是空间性的,精神定位是思想性的。而俄罗斯与外界接触过程中一直没有停止选择。

   10-12世纪与拜占庭的碰撞摸到西方的边缘,13-15世纪蒙古入侵又使它陷入东方世界,17世纪-19世纪莫斯科罗斯和沙俄又处在追赶西方的浪潮中,20世纪的革命再次对原来定位大翻转。每一次后世对前世否定和摧毁之彻底世界罕见,破坏了历史文化的连续性和积累性。

   当年苏联时期为了克服东西拉扯,使“铁幕兼具有物理性和心理性的作用,让俄国人对外部世界印象模糊,让他们觉得外面的世界就像另一个星球。克宫的宣传总是说,“在神圣俄罗斯之外,没有任何有价值和永恒的东西”。

   即便是1991年剧变以后的这短短20多年,目标选择也经过几次变化:1、叶利钦的向西倒。2、普里马科夫的“欧亚主义”(兼顾东西、南)。3、普京前期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以利哈乔夫为国师、向北)、4、普京后期新斯拉夫色彩越来越浓,实用主义、民族+民粹主义的东西越来越多。总之,目前的选择还没有一步到位,还可能发生变化。普京原则性不是很强,有很大的漂移性,所以任何人都不敢说,五年后俄罗斯走向如何?

   众所周知,从地理意义上说,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主要在欧俄部分,毫无疑问俄国的向西认同要远远高于向东认同。但是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又一直处在一种尴尬的境地,如同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我们的认同困惑尴尬在于,在亚洲我们是欧洲人,在欧洲我们是亚洲人。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的“二元论”随着不同的领导人好恶在摇摆,在东西方之间的拉扯以及自尊自卑并存的心理仍然困扰着当今俄罗斯。

   当年,丘吉尔把俄罗斯人叫做“亚洲荒原上成吉思汗的子孙”,主张“不让他们跨过莱茵河进入欧洲”。现在俄始终获得不了欧洲的免签,也就是说俄成不了欧盟国家认同的“欧洲人”。

   欧盟诸国一致认为,签证作为一种主权象征,代表着一种认同。假如俄获得了欧洲资格,便会使欧洲在文化和理念上遭到“同构性”破坏。

   素有“恐俄症”的波兰前国防部长诺什曾说:“俄东正教与欧洲文明相距太远,欧洲文明应该有一个界线,这个界早就有了,那就是“乌克兰”——在古俄语中крайна“边界”与украйна“乌克兰”是同义词。

   2014年之后,就有了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的那一句名言:“感谢普京把乌克兰变得更欧洲”。换句话说,乌克兰这个“边界”的向东移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俄与西方关系的结构,让一贯打各自算盘喜欢玩“绥靖政策”的欧洲在“防俄、遏俄之心不可无”方面达成共识。

   而俄则认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尝够了西方对俄不平等对待的羞辱。1993年9月叶利钦表示要加入北约,遭到拒绝。接下来又提出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大欧洲计划,又被欧盟否定。这种接二连三叫俄罗斯有一种“热脸贴了冷屁股”的“窝火”,又用“双东扩”来挤压他的地缘战略和生存空间。

   2012年俄与欧盟结盟的意愿依然存在,俄学者甚至提出过与欧盟建立“大欧洲联盟”的设想。这些伸出的橄榄枝都没有得到应有的热情回应,很容易对俄挫伤而造成逆反心理。在斯诺登事件和乌克兰问题之前,俄国也提出改善“凉战”以“冷和平”改善俄美关系。

   这些年普京的内外政策使得俄与西方主导的体系更难融合,渐行渐远。先有俄庇护斯诺登和并吞克里米亚,后因西方对俄的孤立政策和打压油价让俄经济雪上加霜,更加之今年3月俄前间谍在英被特工涉嫌毒杀事件,更使双方关系跌入“冰点”。

   在这种国际环境中,“民族主义”一跃成为后共产主义社会动员方式就顺理成章了。苏联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质变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这个真空“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而且从根本上说,除了一段时间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龃龉之外,前者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从来都要比自由主义要密切。那些循环再生的左派人士一般都能在民族主义里找到自己的位置。

   俄现行政策是以“突显或夸大独特的民族性诉求”,以作为民族凝聚力的“二维码”,似乎只有不断地重复“俄国特殊论”才能加强民族认同。学者们都在像考古挖掘一样寻找俄罗斯文明特性的依据。这种俄罗斯“特殊文化基因论”的“新国学”导读,加剧了的排他性的流行。

   其实这也不是PJ的独创。19世纪“黄金时代”俄国杰出的思想家就认为,俄罗斯是一个独特的世界,仿效西方会使它的独特性消失,跟随在西方国家之后最终将淹没自己。原本俄一直是“‘垂死西方’的唯一拯救源泉”,现在怎么能沦落到充当跟屁虫的地步呢?可以看出,俄国家属性与定位在经过几番摇摆之后,又落脚到沙俄似曾相识地“历史怪圈”中。

   叶利钦时代,俄也曾简单地幻想通过政治上从全能主义制度向自由民主制度、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汇入“人类文明的主流”,但最终却在西方对俄固有的“边缘角色”设定中,感到“民族自尊心受损”而无法接受。

   可以看到,俄罗斯的自我定位与西方对俄的定位之间始终存在着一定的偏差。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态度极大地刺激了俄罗斯社会精英和大众对西方的反感,使得原本植根于俄罗斯民族性当中的反西方因子再次膨胀。既然做不了“平起平坐的哥儿们”,索性不如以一种逆向思维的方式“对着干”更能得到重视。

   在这种国际环境下,俄民众认为,历史上的西方都是加害俄罗斯的,对俄罗斯有敌意的,给俄国的经济主权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重的威胁。现在的西方就是一个文化垃圾的策源地。如今俄罗斯自我定位是“抵抗美国的中心之一”,并力求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俄国式全球化的标准”。

   从21世纪开始每年的9-10月份一些青年组织都会举行一个“反资本主义大进军”的游行。在民族主义、生态运动、共产主义和NGO的各类组织中,除后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厌恶西方、抵御西方“资本渗透”和“文化侵略”的。

   对“苏联遗产”的“过滤”是如今俄民族建构的因素之一。这里面既遗留了沙俄帝国的内容,也保存了苏联时期的“老大哥”“支配权观念”。在这里帝国的三色旗和苏联的镰-刀-斧-头旗,竟然是可以重合的,尽管是后者的“暴力革命”推翻了前者。

   中国人在俄一看到镰-刀斧-头和红星象征的苏联标志,就倾向于把它解释成对共产主义和苏维埃制度的向往和怀念,其实这“红白沙拉大杂烩”中传递的是要“复杂得多的感情和信息”。

   俄罗斯要回归的并不是苏联的那套制度,而是从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挖掘“光荣往昔”的民族诉求,意识形态霸权降低与民族主义霸权抬升已经完成了一个双向互换过程,旧体制的意识形态遗产很难“激活”了,但是从帝国那里接受的遗产从来就没有被清除过。

   改变帝国思维也绝非一朝一夕。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有人把这种“帝国遗传”称之为一种“新帝国妄想症”,就像家道中落的破落户,总喜欢对外人唠叨,“我们祖上如何如何……”。

   从未经历过斯大林恐怖时代的年轻一代政治家,正在按照自己的臆想对STL在进行一种“选择性地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使人们忘记“大清洗”和“大饥荒”,让民众对“斯大林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抱有幻觉,似乎“苏联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的一个地方”。那句“名言”——“俄罗斯人似乎生来就是要帮助其他民族的”,至今仍有人念念不忘。

   从沉浸在“大国光荣”怀旧的矫饰话语,可以看出俄罗斯人的“身份焦虑”的恐慌。品尝过“解体降格”和“强国荣耀”的俄国,举国上下都渴望重新做大国的国民,这是普京率先打民族主义牌的民意基础。

   如果说普京的对内政策总会找到一些非议的话,对外“紥刺约架”、让四邻侧目的政策反而受到国内的一致好评。其实谁都知道,对外强硬姿态主要是做给国内看的。往好里说是提升民族凝聚力,往坏处说,明摆着就是“内力不足”的转移矛盾的手段。

  


“焦虑综合症”之二——定位焦虑与安全焦虑

  

   俄国目标模式的焦虑一直都存在。

   当然18世纪后的“命定扩张论”可以算作目标之一,然而这样的军事目的“给整个俄国社会精神和社会结构留下了明显和深刻的特点”,过于辽阔的领土既是国家的骄傲也成其为包袱。俄国人承认,“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受地理、地缘的巨大影响”。

   当他每一次处在十字路口,都要面对社会发展方向问题。19世纪上半叶俄国知识分子就“俄罗斯在世界历史中存在意义”?“这个民族将向人类展示什么?”等问题进行论战,并由此产生分为“斯拉夫派”与“西方派”,大约二百年后的今天这样的争论依然没有结果,可见分歧之大,定位之难。

   这种定位难题导致的“缺乏主导性特征”被人命名为“俄国版斯芬克斯之谜”。在其一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强震型的颠覆性“跳跃”,历史的钟摆效应仍旧可见。基辅罗斯时代已带有与“汉萨同盟”类似的城邦色彩;鞑靼蒙古人240年的统治对它经历了“脱欧入亚”的东方化改造。18世纪以后彼得大帝的“西化”、叶卡特林娜的“开明君主专制”、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斯托雷平改革等都是为了不与西欧差距拉大。

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实行“西守东进”策略,STL模式向“卫星国”扩展,俄国的“亚细亚”色彩渐浓。可以说,俄国历史上的每次“西学东渐”,都要进行“本土化”的改造或重新整合,否则很难与传统土壤结合。“西化派”虽有振聋发聩之绩,却难收建功立业之效。当年彼得请来的创办科学院的德国学者大都成了不受欢迎的人,而他们的学生罗蒙诺索夫却成为一代宗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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